徐光启的科学实践活动异常的丰富，并且对明朝晚期的科学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章对徐光启的科学实践的动力进行分析、论述徐光启的主要科学实践活动，进而把握徐光启科学传播及其阻碍因素。

作为晚明时期高官的徐光启，能够淡泊名利，无私的为科学研究奉献全部心血，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当中，这需要巨大的精神动力驱使才能达到如此高尚的境界。

徐光启作为晚明时期的朝廷官员，不仅仅是一个士大夫，也是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天主教的忠实信仰者。徐光启这样的一个复杂身份的科学家，宗教信仰在其科学实践的发展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

徐光启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在晚明时期社会动荡、政局混乱，再加上他前半生中几十年的光阴都在耗费在追求功名利禄中，徐光启在历经坎坷的科举之路和目睹社会现状之后，深刻认识到佛教无法去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虚无缥缈的心学是空谈，更不用说促进社会的发展了。在此时传入到中国的天主教，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丝清流，天主教无论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道德建设，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徐光启的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

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晚明社会，信奉天主教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在结识利玛窦之后接触到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天主教徒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也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开创了科学研究的辉煌之路。

徐光启一生为人清廉、勤奋刻苦、淡泊名利，对科学研究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的对科学抱着虔诚和忠实的态度，在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虚心求教，在徐光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的宗教精神，徐光启将这种良好的宗教情怀融入到科学实践当中。徐光启对科学的求实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乐于奉献的精神是他科学实践的强大动力，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徐光启作为明朝晚期杰出的科学家，不仅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明朝宰相。徐光启一生中科学实践活动无数，在科学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高尚的爱国情操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高尚的爱国情操使徐光启不为追求富贵利禄而全身心的投入到科学实践当中，为科学的发展鞠躬尽痒。徐光启一生为官，为人清廉、刚正不阿。

明朝晚期政治黑暗，不少官员都结党营私，公饱私囊，为自己追求的利益做去损害国家、出卖人格、出卖朝廷，而徐光启却“出淤泥而不染”，潜心的投入科学实践活动中，并且以富国强兵、利国利民为科学实践的宗旨。徐光启之所以能够洁身自好、自强不息，始终保持自身思想的廉洁，没有在污秽、恶劣的环境违背自身的原则和本性，并且做到科学实践活动始终从国家和人民实际的利益出发，主要是由于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支撑他、激励他。

徐光启自幼目睹政局动乱、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而导致人民贫困潦倒、居无定所，对此徐光启感慨颇深。徐光启像所有的志向远大爱国人士一样，希望以自己所学去回报国家，在入朝为官之后，徐光启的并没有将精力集中在官场，而是一门心思的进行科学实践活动，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兴国安邦，有朝一日改变国家贫困羸弱的局面，从而实现“丰衣食，绝饥寒”。

从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中不难看出徐光启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科学家，他所涉及的数学、农学、天文历法、水利等科学研究领域，都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他的农学著作《农政全书》中就有大量的关于救荒的篇幅，其中包括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农田水利以及各种农作物。在农业研究中，徐光启不辞辛苦的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力图利用平生所学使国家富裕、百姓安居乐业，甚至在病危的时候都心系国家，不忘记《农政全书》写作。

徐光启对一切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事情都据理力争，将个人的利益和生死置之度外。当“南京教案”发生的时候，徐光启上奏《办学疏章》，提出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全力为教会辩护。徐光启能坚持己见，敢于和保守派势力作斗争，在保守派如此强大的晚明时期是难能可贵的，这都是徐光启尚爱国精神的真实与照。

正因为徐光启具备如此高尚的爱国情操，才能使其在科学研究中时刻坚定信念，促使徐光启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的进行科学实践活动，后人对徐光启崇高人格的敬仰，足以证明这一点。

徐光启在农学领域的成就非凡，个人见解精辟独特，对中国农学做出了前人无法相比的贡献。《农政全书》在国内外声誉极高，凝聚了徐光启本人一生的心血，可谓是“杂采众家，兼具独见”。

徐光启自幼目睹百姓的疾苦，农业实践活动也力图从实现国家富裕和解决百姓的疾苦出发。徐光启的农业实践活动多在上海和天津进行。徐光启在上海守丧期间，便开辟了农业实验园，希望通过种植产量高的农作物来应对灾荒、改善百姓的实际生活问题。

徐光启敢于突破传统、破旧立新，在上海的农业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期间将人们素来认为只能在我国南部地区种植的甘薯成功引进到上海，进而推广到北方地区。由于甘薯的产量高、生命力强，而且其生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小，不失为一种应对灾荒的良好作物。徐光泊试种甘薯的过程是艰辛的，在这期间他认真总结经验，撰写了《甘薯疏》，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风土说”强有力的批判。

在天津徐光启不辞劳苦的进行水稻种植试验，下决心要将南方的水稻成功引种到北方。在亲自勘察土地之后，徐光启认为天津有很多土地靠近黄河，这些地区具备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都可以用来试种水稻。徐光启试种水稻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反复的实践和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才取得最终的成果的。

在屯田的过程中，徐光启对天津的地形颇为熟悉，虚心的向当地的老农请教问题，在和老农的交流过程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农业实践当中，这充分的体现了徐光启对农业实践的重视和谦虚的品德。徐光启本人具备良好的水利知识，再加上他“虚访勤求”积累经验，积极的改造技术，所以在天津的试验能够成功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在天津的屯田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在明朝晚期并没有很好的灭蝗的方法，再加上一些封建守旧者的迷信思想，要安然度过蝗灾实属不易，而徐光启便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应对，最终实现了水稻在北方成功种植。时至今日，徐光启在天津的农学实验都对天津的农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对农学研究的热忱和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都是让人钦佩的。

徐光启作为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水利、数学、天文历法等颇为精通。在接触西方文化之后，深刻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引进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始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的科学著作进行翻译。徐光启的科技翻译的理想并不是仅仅为了翻译出完美的西方科学著作，而是在研究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从而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实现科技兴国的理想。

徐光启的科学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影响是深远的，他的翻译著作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具声誉的是数学方面的著作《几何原本》和《测量义法》、水利方面的著作《泰西水法》以及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崇祯历书》。

徐光启的另外一部数学方面译作《测量法义》实际上是以《几何原本》中系统的几何理论为逻辑理论基础的，其中对西方测量方法的分析也是以《几何原本》中的数学理论为依据的，该译著的问世意味着中国开始系统的接触西方测量科学技术。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十分的慎重，亲自审查翻译的内容，并且对其进行修改和润色，在编译的过程中徐光启制作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力图使新历法的准确率最大限度的提高，这无疑对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近代化进程是极大的促动。

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徐光启的翻译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光启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的良苦用心以及他对的科技翻译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奉献精神。正因为徐光启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会通”、“超胜”的正确思想，才使他在中国翻译史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徐光启的《崇祯历书》比前代历书准确历更高，这其实与他在天文研究中积极学习西方先进天文知识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有关。在天文研究中，徐光启认为要使新历法更加准确和精良，实际的观测天象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大胆的尝试制作西方的天文仪器，亲自对天象进行观测。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带来了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西方天文仪器传入到中国，给徐光启的天文观测带来新的契机，通过制造西方天文仪器，如修建观象台、制造望远镜等进行大量的天文观测。

徐光启认为天文观测的准确性与当前用于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是否先进有很大的关系。徐光启在学习西方先进历法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现有的观象台年代久远，在结构设计和精确度方面已经落后，并且用肉眼观测日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日食的精确变化。

当时钦天监测算日食出现了很多错误，徐光启敏锐的发现这一问题，认为实际的天象观测是检测历法准确的最佳标准。徐光启对天文观测尤为重视，甚至设有专门记载从事天文观测记录的《测景本》，每一次的天文观测的结果都认真详细的记录其中，唯恐有所遗漏而导致误差。徐光启在六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依旧坚持亲自进行天文观测。

有一次，他为了观测冬至时，亲自前往观象台进行天文观测，不慎失足，跌下观象台，导致腰膝受伤，动弹不得，这对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徐光启依然心系新历法的编译。

徐光启在天文观测中运用望远镜观测日食，事实上这距伽利略制造和使用望远镜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望远镜主要是用于验测日食的食甚的刻分以及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在运用望远镜之后便能够很精准的对其进行预测，由此可见望远镜确实在天文观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光启等人每次都运用望远镜进行曰食观测，并对每次的日食都进行细致的观测和记录，《治历缘起》中对此有相关的记载。徐光启在天文学研究中注重实践，勇于创新，通过制造和应用西方天文仪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活动的局限，使得天文观测活动更加科学。

中国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累、沉淀和传播的成果，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广阔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一一传播文化信息符号的互动过程。探宂其传播活动主要的方式，不外乎教育传播和宗教传播。

我国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高度繁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它国家，无论是天文学、数学，还是医学，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之所以能如此鼎盛发展，但到明朝时期却开始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晚明时期的科学技术缺乏有效的传播。

徐光启在科研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独特的科学思想是中国科学史中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赞颂和继承的。当今学术界对徐光启给予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科学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晚明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该时期的科学传播还是独具风格的，即便如此，徐光启的科研历程并非一帆风顺，鉴于明朝晚期的社会状况，徐光启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出现一系列的困难也是在所难免的。

西方国家通常设置专门的学科研究机构，而中国往往不是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就是实行科学技术垄断，科学技术被官僚垄断或者是家族垄断在古代社会是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天文科学便往往由官方垄断，一些特殊的技能却经常被固定的家族掌握，科学技术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阻碍。

徐光启求真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其科学探索的动力，正是这股热情使徐光启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明朝晚期的社会比较特殊，西方传教士不失时机的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带来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天主教。博学多才的徐光启正确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接触的西学的过程中，积极的引进和推广西方逻辑学。

在批判的继承和吸收传统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科学理论，将数学置于学科之首，提出“由理达数”的著名论断。在农学、天文学中，积极的运用科学实验的近代化科学方法，并将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完美的结合起来。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受西学的影响颇深，其中的理性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一大挑战，同时也弥补了传统自然科学内在结构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自然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

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从总体来看是唯物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唯心主义的封建迷信的影响个侵蚀，从而导致徐光启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批判并不彻底，但是徐光启对当时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并没有直接的导致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但是对中国当代农学、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中国科学研究和实践以及科学团体的建立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当代社会并没有研究徐光启专门的学术机构，但是这并不会阻碍人们了解和研究徐光启的进程和步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总之，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学习，他可贵的人格品质和科学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