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娶了宋美龄，却始终与宋庆龄势同水火。矛盾的根源，并非只是政见不合，更是人品不符。

早在婚前，宋庆龄就对这个未来的妹夫充满戒心，私下劝过宋美龄。后来，宋庆龄对蒋的反感更甚。

她公开指责蒋介石，屡屡发声批判。

蒋介石哪咽得下这口气？悄悄布下特务，在宋庆龄住所周围日夜监控，甚至试图制造恐慌。

宋庆龄根本不怕。

于是蒋介石把戴笠叫来，直言不讳：找机会解决掉她。

但戴笠精得很，这种事，一旦成了政治丑闻，谁都洗不清。他一面答应，一面把这烫手山芋悄悄甩给了沈醉。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及左派力量，彻底撕破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层面纱。

宋庆龄震怒。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第一时间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联名发出讨蒋通电，措辞极为严厉，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出卖信义。

此后，宋庆龄持续联络各界进步力量，筹款、发声、组织抵抗，把一场政治斗争推向公开战线。

蒋介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恨她，恨她在关键时刻拆台，却又不得不忌惮她的姓氏与声望——毕竟，她既是“国父遗孀”，又是国际公认的反法西斯民主斗士。

然而，仇恨最终压倒了顾虑。

蒋多次命令军统头子戴笠，务必“解决”宋庆龄。任务直接，下令含糊。

戴笠心知肚明，这不是普通的暗杀，而是高危的政治雷区，稍有差池便是全盘皆输。他嘴上应承，转身却把这件事甩给了手下沈醉。

此时的沈醉，正在上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军统前身——的法租界组负责人。

而宋庆龄，正是他们的“重点监控对象”，住在莫里哀路29号。

按照惯例，特务每天需上交“监视日报”，内容涵盖来访人员、言行举止，甚至一切看似“无害”的生活细节。

恐吓手段接踵而至。

沈醉指使人频繁致电宋宅，或发侮辱信，或匿名威胁，还两次寄送枪弹，图谋逼她出国或搬离租界。

宋庆龄不为所动，反倒愈发积极投身反蒋事务。

于是，监视升级为渗透——沈醉开始谋划“打入内部”。

突破口，是她最信任的女仆李燕娥。

沈醉派出一名女特务，以“善意拜访”之名频繁接近李妈，献礼套近乎，试图套出宋家的人员构成与行动规律。

李燕娥察觉不对，立刻告知宋庆龄。

宋当即下令：所有物品原数奉还，此人永不准再踏入家门。

软的不行，沈醉决定来硬的。

他挖出李妈刚离婚的个人经历，又注意到她年纪尚轻、情感空窗，干脆启用了“美男计”。

这一次，他安排一名年轻特务伪装成出租车司机，主动接近李妈。

三个月下来，两人果然“相谈甚欢”。

这位“司机男友”很快被带去拜见宋庆龄。

会面过程看似顺利，举止得体，谈吐端正。

沈醉得意，准备推进订婚。哪知几天后，李妈突然打电话提出断绝来往。

任务中止，计划泡汤。

沈醉百思不得其解，连连追问何处露了破绽。

答案，藏在一双鞋里。

那位“司机”脚上的皮鞋太干净，也太贵。昂贵名牌，不符合其人设。

宋庆龄一眼看穿，笑而不语，仅以一盏清茶送客，背后却早已写下了结局。

至此，这场精心策划的“情感渗透”彻底瓦解。

尽管几次图谋皆告失败，蒋介石与戴笠并未就此罢手。

相反，他们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焦虑：一个无法被暗杀、无法被胁迫、甚至无法被收买的宋庆龄，该如何处理？

一次在南京，沈醉例行拜见戴笠。

戴笠眉头紧锁，语气低沉地问：“除了暗杀，还有别的法子吗？”

沈醉略一沉吟，提出一个阴毒至极的计划：不杀人，但足以毁人。

他建议制造一起“精确控制”的车祸，故意将宋庆龄撞伤，让她不得不长期住院。

戴笠听得仔细，听完后竟拍案叫好：“我也想过这招，你再说得细些。”

沈醉随即补充：需要一辆结实的小型德制轿车，由他亲自驾驶，挡风玻璃必须换成防爆保险玻璃。

原因很简单，一般交通事故中，司机的伤势多由玻璃碎片所致。若玻璃足够坚固，再加上身穿防弹背心，几乎可确保自己毫发无损。

更关键的是撞击时机——必须选在宋庆龄的车子因红灯停稳之际，突然从后方撞击。

车辆静止，受力集中，伤害效果最大。

而撞完之后，还要故意弄坏自动器，让车子“失控”，制造事故假象，便于日后脱责。

“就算真被判几年，我也愿意坐牢。”沈醉表态。

他知道，眼下的“忠诚”正是通往权力上层的通行证。

戴笠闻言，显然十分满意。他拍着桌子反复鼓励，还承诺：“真要出了事，我会想办法捞你出来。”

随后，沈醉启程返回上海。

大约一个月后，他通过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关系，搞到一辆结构坚固的德国轿车。

挡风玻璃也依照计划，换成了连子弹都打不穿的防爆玻璃。

沈醉试车后，信心满满。他已准备就绪，只待戴笠一声令下，便可实现那场阴毒而冷酷的“长期管控”

精心布局，蓄势待发，特务头子沈醉已经将“撞车计划”推至临界点。

他早早踩点，反复勘查宋庆龄外出所经路线，最终锁定一段最具“操作性”的街道：从莫里哀路出发，穿环龙路、华龙路至霞飞路。

这条路线人流适中、路况稳定，最关键的是，法租界那一段有他们的人，出了事也能迅速摆平。

准备工作一丝不苟，连“事故后舆论控制”都已预设。那辆德国小车仍停在车库，只等信号发出。

但问题在于——这个信号始终没有来。

每当戴笠来上海，总要把沈醉叫去，沈醉也会例行问一句：“什么时候动手？”

而戴笠的回答也从不变：“再等等，通知你。”

时间一晃，又过了一年。

这一次，戴笠终于下了“命令”，却不是动手，而是撤销。

他要沈醉立刻把车还给杜月笙，并明确表示：“这个计划，作废了。”

沈醉震惊。

他问戴笠：“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突然放弃？”

戴笠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看着他笑了笑，反问道：“你有几分把握，只把车里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是直接撞死？”

沈醉一愣：“说实话，我没经验。”

戴笠语气低了下来：“问题就在这里。一旦出事，把人撞死了，你觉得会是什么后果？孙夫人若死于非命，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会盯着这件事。真要查起来，查到你，再查到我，最后呢？谁也脱不了干系，连委员长本人，怕是都要头疼。”

沈醉依旧执拗，声称即使被查出、自己送命，也决不牵连上级。

但戴笠没再多说，只摇了摇头。

这桩充满阴谋与冷酷计算的计划，就此画上句点。

多年后，世道翻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宋庆龄站上了历史新高点，投身妇女儿童事业，奔走呼号，留下了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

她以坚定的信念和极大的个人牺牲，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政治理想”。

1982年，宋庆龄逝世一周年。

沈醉写下忏悔文章，文章详细回顾了当年那一套令人心惊的谋害计划，并表达了他晚年的懊悔之情。

军统是怎样迫害宋庆龄的 何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