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部大开发这一宏大叙事再次被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上议程。会议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不仅是促进地区发展，更是要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说起西部大开发，大家并不陌生，但人们往往只从2000年设立西部开发办开始说起，然而，其历史脉络远不止于此。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业待兴，仅有的工业区集中在东北和上海，西部除了四川这个粮食大省还算显眼，其他地方基本都是农业社会，发展地位并不突出。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靠着他那敏锐的战略直觉，对西部作出了安排。
在与苏联的工业援建谈判中，他坚持将部分项目布局于中西部。苏联人纳闷，援建项目都是要有工业基础才好援建啊，西部有什么？连火车都没有，非要累死累活用骡子拉设备？但毛主席坚持，苏联人无奈，只好妥协。
后来中苏交恶，美国威胁，中国成了夹心饼干。这时候，西部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众人也逐渐明白了毛主席当年布局西部建设的战略远见。
随后的三线建设期间，东北、上海、北京等地大量工业项目内迁至内陆，西部地区迅速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初级工业社会。重庆的常规兵器、四川和贵州的电子工业、陕西的战略武器……一个个工业基地在西部拔地而起，就像是在荒漠中种出了绿洲。
还有青藏铁路，这个工程可是个硬骨头。但中印边境冲突让我们意识到西藏后勤运输的艰难，于是我们决定克服万难，加速青藏铁路的建设。在后续的中印边境冲突中，青藏铁路的运输优势让我国能够迅速调动兵力，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而西部相对滞后。但1998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让中国成为了西方资本增值的首选，外贸出口的重镇东部急需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这再次将西部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部大开发正式提上日程，国家开始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史诗级工程相继落成，西部的面貌焕然一新。最终，在2000年，国家成立西部开发办，正式将西部开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此外，还确立了陕西关中经济带、四川重庆成渝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三大骨架，为西部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时代，西部的发展规划更加精准，资源更加集中。“西三角”（重庆、成都、西安）成为了发展重点。这三个城市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推动着西部的快速发展。然而，西部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渝之间的竞争、广西北部湾战略的失误等都为西部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更大的问题在于，西部大开发标志着中国经济重心正在悄然向内陆乃至欧亚大陆腹地转移。这意味着西部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一动向让某些邻国心里颇不是滋味，尤其是俄罗斯，它对中国的这一举措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生怕自己的后院因此起火。而美国也心生醋意，担忧此举可能削弱其在全球的海权优势。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得不暂时放缓了西部大开发的步伐。
但风水轮流转，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和乌克兰方向斗得火热，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求于中国，这便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让我们的“远交近攻”策略焕发了第二春，而中亚正是实施这一策略的理想切入点。
如今随着中吉乌铁路的推进，我们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通过这条铁路，我们不仅可以将中亚丰富的资源引入国内，还能开辟新的市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与此同时，我们的市场和技术也将如春风般吹遍中亚。这样一来，大家利益共享，共同繁荣，一个类似中东那样的经济圈将在欧亚大陆崛起。这时候，如果有人还想质疑我们的动机，说我们不怀好意，中亚国家也会因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坚定站在合作的一边。毕竟，谁也不愿意放弃眼前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去选择一场没有胜算的游戏。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产能最大化是经济运行的命脉，它犹如一台永不停歇的引擎，驱动着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不断前行。只要产能持续扩张，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在这个全球经济大循环中，中美日欧各司其职。中国作为勤劳的工匠，专注于制造产能；美国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时刻追逐着利润；日本则背负着减债的重担，而欧洲则沉浸在“躺平”的乐趣。这看似不搭的组合，却意外地为全球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动能。
然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开始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产能建设的危险性。他们认识到，只有同时注重产能和利润，才能确保长期的经济繁荣。到了拜登政府时期，面对中国产能的迅猛增长，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的产能洪流正在侵蚀美国的利润高地。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展开。无论是金融战还是贸易战，其本质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产能若没有足够的总需求支撑，将难以持久。因此，拉动内需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浪潮、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还是房地产收储政策，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和扩大上游大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产能，以确保对外博弈的实力和对内解决就业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 。中西部地区，即使像成渝这样的明星地带，也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难题。没有资本，何谈投资？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将成为空中楼阁。而东部沿海地区虽然资本雄厚，但产业已经饱和。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通过力量进行资源重新分配，即使短期内投资回报率不高，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摊牌”的一种准备。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我们终究要与美西方摊牌，那么强化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坚强后盾，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速度是关键，拖延即是风险。
实质上，这是一场国内大循环逐步取代国际大循环的深刻变革。而且这还是百年前美国曾走过的路。那时的美国也是靠自我驱动，拼命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今天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到来的前夕，我们不如先抢回存量的制造业供应链，占为己有。这才是最靠谱的策略。更何况，时代已不同，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剧本，而美国已经失去了这种创新能力。
当然，在这条征途上，美西方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编织种种说辞，不遗余力地阻挠发展中国家模仿他们的成功经验。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去诋毁那些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路径，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久地束缚在当前的低水平状态。但别忘了，全球经济已步入存量竞争的时代，制造业主导权的争夺才是核心战场。中国紧握产能最大化的利剑，这正是我们的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