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以前，中国并没有棉花的广泛种植，棉被也未普及开来，因此人们面临着严酷寒冬的挑战。特别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气候中，御寒成了古人生活中的一大难题。

古人没有现代的羽绒服、棉被等温暖装备，却依旧在寒冬中顽强地度过，显示出他们非凡的智慧与生活技巧。

史料记载显示，中国古人主要依赖于皮毛和植物纤维来御寒，尽管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材料保暖效果有限，但在寒冷冬季中，它们成了人们度过寒冬的重要工具。

皮毛是古人御寒的首选材料，富贵人家多用羊皮、狐皮或貂皮制作衣物。比如魏晋时期的名士陶弘景，每年冬天都披着狐裘，这在当时是高贵地位的象征。

普通百姓多身着麻布或葛布所制之衣物，此类衣物虽轻巧，然其保暖之效与皮毛相较，相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人们还会用稻草编织成简单的“草被”作为睡眠时的“被褥”，尽管柔软度和保暖效果有限，但对穷苦百姓来说，这也是冬日中最实用的御寒方式。

即使是一些文人雅士，因经济条件有限，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御寒物资。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在诗中表露自己衣物破旧、难以御寒的窘境，反映出当时御寒物资的稀缺和匮乏。

这些有限的御寒资源迫使古人想出种种替代方法，从而在严冬中寻找到自己的温暖之道。

在缺乏现代取暖设备的宋朝以前，中国古人在严寒冬季中的御寒方式多种多样，显示出他们的智慧和适应性。

在没有棉被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依赖皮毛衣物、火炕火盆等取暖方式，以及特别设计的饮食习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

富贵人家往往会使用昂贵的羊皮、狐皮和貂皮来制作衣物，这些皮毛厚实而温暖，既能挡风又能保暖，成为古代贵族和富人们冬季的“标配”。

像魏晋时期的名士陶弘景，每到冬天就穿着厚厚的狐裘，显示出皮毛服饰的地位和价值。普通百姓通常仅可身着麻布与葛布制成的衣物，难以有其他选择。衣着材质单一。

这些衣物源自植物纤维，轻便但保暖性不足，因此在北方寒冬中难以抵御严寒。

无法负担皮毛的穷苦人家，往往还会在居住的房屋前堆放草秆，简单编织成草被来作为睡眠时的“被褥”。

尽管草被柔软度差，保暖效果有限，但对于条件有限的百姓而言，这已是为数不多的可行御寒方式。

其次，古人非常擅长因地制宜，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取暖工具，尤其是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形成了适合不同气候条件的御寒方式。

在北方，火炕与火墙作为最常见的取暖手段，久经岁月洗礼。它们为人们驱走严寒，送去温暖，营造舒适。火炕是一个加热的土炕，炕下方挖一个坑，用砖和泥土铺成，再点火加热，让整个炕面温暖起来。

火炕在每家每户的冬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人们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取暖，度过寒冷的夜晚。

相比之下，火墙是火炕的升级版，富裕人家会将烟道延伸至墙体，使得整面墙都带有热量，从而使室内温暖如春。这种装置通常造价不菲，因此更多见于富人家庭，成为冬季御寒的“奢侈品”。

在南方，则是火盆与手炉盛行。作为南方驱寒保暖的常见物件，它们传递着独特的温暖，给人在严冬中带来惬意感受。

由于南方冬季气候湿冷，火炕不适用，火盆成为人们的首选。火盆由一个铜盆或铁盆盛放炭火制成，既可加热，又方便移动。

南方家庭喜欢围着火盆烤火，家人们在火盆边聊天、取暖，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此外，手炉则是随身携带的小型取暖工具，常见于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之间。

手炉小巧便携，内部装入炭火，散发出的热量可驱寒保暖，成为冬季外出的随身取暖物品。古代文人墨客在冬季也常用手炉，如李清照诗中提到的“瑞脑销金兽”，描述的正是用燃香取暖的手炉，不仅温暖，还带有香气。

在饮食领域，古人亦凭借特定的饮食习性抵御严寒。他们深知合理饮食对抵御寒冷气候的重要性，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健康与舒适。

早在楚汉时期，古人便形成了“冬季进补”的习惯，食用温热的食物增加体内热量，帮助抵御寒冷。

楚地墓葬中出土的陶鼎和铜鼎表明，古人会在冬季炖煮热汤或肉菜来取暖。这些炖煮的热食不仅温暖身心，还能在寒冷季节中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热量。

湖北和四川地区早在古代就有类似火锅的吃法，家人围坐在热腾腾的锅旁进食，寒意被热气驱散。

北方人冬季也喜欢烹煮羊肉汤、牛肉汤等滋补佳品，饮一碗热汤，身体迅速暖和，寒冬也显得不再那么难熬。

烈酒在北方冬季尤其受欢迎，酒精能迅速在体内产生热量，加速血液循环，成为寒冬中有效的“热源”。

除了热食和烈酒，古人还会在食物中加入生姜、花椒等温性调料来增强御寒效果。

生姜被视为御寒的良药，药理学著作《本草纲目》记载其“性热，能暖胃散寒”，考古发掘的楚墓中多次出现生姜的痕迹，古人将生姜切片泡水饮用或加入食物中，为寒冷的身体带来温暖。

楚人还会在冬季食物中加入羊肉、鹿肉等温热性食材，这些肉类被认为具有极强的滋补作用，适合寒冬食用。

古人使用皮毛、火炕、火盆、手炉等物品，并辅以冬季进补的饮食习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御寒，展现了他们在严寒环境中的生存智慧。在棉被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些方法帮助他们熬过了零下几十度的寒冬。

随着时间推移，宋代以后，棉花在中国逐渐引进并推广，古人御寒的手段也迎来了全新转变。棉花原产于印度等地，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海上贸易的开通，棉花在中国逐渐被引入，特别是在南方沿海地区。

起初，棉花的使用主要限于贵族和富人家庭，但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棉花逐渐在民间普及。

其柔软、温暖的特性日益受到关注，成为理想的纺织用料，备受好评。比起以往的麻布和葛布，棉布更加舒适且保暖，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到了元代，政府开始关注棉花种植的推广，并设立了“木棉提举司”，负责协调棉花的生产和推广。

随着这一机构的设立，棉花种植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棉布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此时，棉布开始大量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原先用于御寒的皮毛衣物逐渐被棉布取代。

比起皮毛，棉布质地柔软、穿着舒适，且更适合大规模生产，因而受到民众的喜爱。棉布的普及不仅让百姓冬季生活更加温暖，也为纺织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代时期，棉布和棉被的生产推广达到了新的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百姓冬季御寒的艰难有深切体会。

因此，他推行植棉政策，鼓励百姓种植棉花，甚至将棉花的种植提升至国家政策层面，明确规定每户农民需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

棉布因其保暖效果好且成本相对较低，逐渐取代了其他御寒材料，成为百姓冬季御寒的首选物品。

经过这一系列的推广和政策支持，棉被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由此，中国的御寒方式从传统皮毛和草被时代，转向了棉布的普及时代。

棉布的推广不仅提升了民众生活的舒适度，也使得御寒方式更加便捷，原先依赖的皮毛、火炕、火盆逐渐失去主导地位。

尽管在北方农村，火炕和火墙依然是普遍的取暖方式，但南方居民依赖棉布取暖已成为常态。

棉被的普及大大减少了古人冬季的御寒压力。文人诗句中曾多次出现“棉被温厚，冬日无寒”之类的描写，表明棉布已成为百姓不可或缺的御寒材料。

总之，棉布和棉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冬季御寒方式，使得御寒手段更高效、简便。

棉花的普及不仅解决了百姓冬季的御寒需求，也推动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和国际贸易奠定了基础。

至此，古代中国人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皮毛、火盆等方式度过寒冬，进入了一个棉布温暖人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