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雍正帝执政起，于官员遭弹劾涉及诸如贪污、索贿、钱粮亏空等重大罪行之情形下，在刑部予以定罪量刑前，照例须先行查抄其家产。
然而，抄家之举并非如大众普遍认知中那般，将一切具有价值之物乃至锅碗瓢盆皆搜罗殆尽。事实上，抄家行动会依据具体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物品予以保留。此即文献中所提及的“三不抄”原则。
【一是分家兄弟、子女不抄】
财产独立管理这一概念，并非近代产物，早在清代便已广泛存在。依当时法律，若官员因罪遭抄家，其已组建家庭且另立门户的子女，所拥有财产不归属于犯罪官员，并不在抄家范畴之内。
以乾隆三十六年间一事为例，彼时，内务府员外郎三格于皇家工程相关事务中，罔顾法纪，接受商人贿赂。案件败露后，乾隆帝亲自颁下旨意，令内务府对其实施抄家之举，并依律予以量刑定罪。
内务府中，三格家族有兄弟二人及其所育三子均在此当差。彼时，内务府总管大臣就相关事宜奏请乾隆皇帝。对此，乾隆帝降旨称：“若其兄弟子侄，早已分户析产，那么罪责不应相互累及。向来在查办重罪之人的家财时，亦不会牵连其亲属一同治罪。”
鉴于三格出身旗人，或有人揣测乾隆帝在相关处置上会有所宽宥。然而，需明确的是，汉族官员在相应事宜中，亦能获得同等对待。
乾隆四十九年，安徽按察使陈淮因犯包庇之罪，圣上降旨对其宅邸予以抄查。彼时，陈淮之子于数年前便已完婚并独立营生，另立门户。在地方官员执行抄家事宜期间，其儿子的财产并未受到牵连。
然而，存在一种需加以甄别处理的情形：若获罪官员将财产转至兄弟、子侄名下，且后者蓄意隐匿，经调查核实后，该部分财产将一概充公。
【二是族产不抄】
在古代社会，宗族关系备受重视。于彼时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入仕为官的读书人，抑或是经商致富的商贾，皆肩负为宗族谋福祉之责任。其中，经济层面的作为尤为关键，即需拨出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以增益族产，以此巩固宗族的经济根基。
族产，涵盖祭田、学田及祠堂等诸多类型，其性质为家族集体所有。依据相关制度规定，在官府执行查抄举措时，此类族产并不在抄家范畴之内。
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彼时盐商同文获罪，其家产依律被官府没收。地方官员将相关财产清单呈递上奏，同时就同文族产中的祭田共计四顷十亩是否一同查抄一事，向朝廷请示。对此，乾隆帝作出“免其入官”的批示。
族产不予查抄并非毫无条件。倘若官员家族涉足商业经营，且该官员于族产中持有股份，依循相关规定，其持有的相应股份需进行查抄。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例，彼时犯官蒋全迪在族产中所占四分之一股份，便依规被查抄。
但凡研读《红楼梦》之人，对其中第十三回的情节当有所记。彼时，秦可卿于梦境之中向王熙凤建言：在家族昌盛之际，应于祖茔周边广置田庄、房舍及土地，以此储备祭祀与供给所需之费用。因其强调，即便家族蒙罪，一般财物或被充公，然此类祭祀产业，官府却不得染指。如此，即便家族日后衰败，子孙尚可回归故里，读书耕田，亦有安身立命之所，家族祭祀亦可绵延不绝。
此情况表明，在彼时的法律体系架构下，族产被赋予法定保护地位，明确被排除于抄家所涉范围之外。
【三是御赐之物不抄】
此规定的适用对象主要为高级官员群体。盖因普通人士并无资质获享皇帝御赐之物。御赐物品，堪称荣誉与特权的表征，通常具备较高价值。然而，鉴于其乃皇帝亲赐，实不能单纯以经济价值衡之，更严禁流入市场进行二次交易。
皇帝所赐予之物品类繁多，诸如御笔亲书之匾额、楹联，以及实物类之如意、朝珠等皆在其列。当高级官员因获罪而遭抄家处置，且其府邸藏有御赐物品时，官府须详细造册登记，并奏请皇帝旨意定夺。
乾隆四十七年，闽浙总督陈辉祖于查办王亶望家产一案中，蓄意采取不正当手段，隐匿其真实财产状况并私自侵占。此行为败露后，乾隆帝颁下旨意，将陈辉祖革除官职，并对其府邸进行抄检。
陈辉祖生于簪缨世家，其父乃乾隆朝早期声名远扬的封疆大吏陈大受。陈大受凭借卓著的官声与高洁的人品，在当时颇负盛名，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与嘉许。在其仕宦生涯中，曾数次承蒙乾隆帝恩赐朝珠、如意及字画等御用之物。
湖南巡抚于陈辉祖原籍之地查获诸多御赐物品后，精心编纂了一册名为《御赐陈辉祖之父暨陈辉祖物件清单》，随即恭呈乾隆帝御览。
乾隆帝鉴于陈大受卓著功绩，恩准其御赐物件依旧留存于陈氏后裔之手。与此同时，乾隆帝颁定规制：今后但凡获罪官员祖上所受御赐之物，均不纳入抄家范围。然而，罪官本人所获御赐物品，则需尽数收缴至内库。
除上述所提及的“三不抄”原则外，朝廷基于具体情形考量，亦会对犯官家属有所宽宥。
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亦肩负着家庭供养之责，上有长辈需奉养，下有晚辈待抚育。若遇父母辞世且子女皆已成年之情形，尚不至于为生计所困。然而，当面临父母年事已高、家中仍有幼子的状况时，一旦家产被官府没收，其家庭的经济维系与日常生活必将陷入困境，生计该如何维持，着实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基于此，朝廷颁行特定规制，允许留存部分家产，用以保障眷属的生活所需。特别是对于那些家中尊长有年迈母亲，晚辈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的家庭，在执行抄家举措时更需秉持人性化原则。否则，君主极有可能招致舆论指责，背负骂名。
以乾隆四十三年为例，彼时江南布政司陶易卷入“一柱楼诗文字狱”。经定罪，其被革除官职，家产遭抄没。之后，乾隆皇帝获悉陶易家中有年逾八旬之母，时年八十二岁，遂饬令地方官员返还部分财产，用以保障老人安度晚年。
需明确，世间诸事皆无绝对之态。针对官员犯罪后是否给予优待，关键取决于其所犯具体罪行。若涉及谋逆、大不敬等严重罪行，绝无额外宽宥之可能，反而极有可能遭受株连九族之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