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第一卷】1949年，毛泽东56岁。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复信冯友兰：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1918年，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
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49年，冯友兰获得“儒莲奖”。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列为"现代新儒家"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西南联大碑的碑文，是为纪念西南联大的办学历史而建，纪念碑阳面刻有1100余字的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写得雄浑大气，家国情怀，历史沧桑，读至泪下。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蒋介石特意派人请北平的一些学者前往台湾，冯友兰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不久之后，冯友兰的上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再次受蒋介石委托，给他送来了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冯友兰再次拒绝。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冯友兰为保护清华大学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冯友兰带领清华大学师生的据理力争下，守卫北平的傅作义部队，撤离了清华大学。北平和平解放后，文管会委派吴晗主持校务，冯友兰继续自己的本职工作。
1949年10月初，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自称“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要在5年时间内，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书。
毛主席在回信认定了冯“过去犯过错误”，并告诫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遂向清华大学辞去院长和系主任职务，并与1950年一段时间内被派往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工作。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改为工科院校，冯友兰被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回信：
1957年，冯友兰和毛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分到一组，见了面两人围绕古代哲学如何继承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毛主席主张“批判继承法”，而他主张“抽象继承法”，当时一度引起了很多讨论。虽然意见不同，但会后毛主席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思路，还特意表示自己一直在看他写的书，让他坚持写作。
1966年特殊时期到来，由于持有独立的思想，很快冯友兰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有很多人教育他，因此他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来毛主席听说了他的情况，在会上公开谈到他：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
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教育他的人只好收手，冯友兰也得以离开牛棚，他的生活总算是恢复了平静。
1973年，此时已经78岁高龄的冯友兰又囿于时事，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孔子等的文章。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冯友兰住进临时防震棚，接受了毛主席夫人的慰问，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又给他造成了大麻烦。
1980年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中，冯友兰写到：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这应该是对1949年和毛泽东书信来往的回应了。从进入新时期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到1990年完成了7卷81章。
其中第7卷是现代部分，未能和另外六卷一起出版，直到1999年才单独印行。在序言中说：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于1964 年 6月印行。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遂又从头撰写。将已出的两册作为“试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新编”七册（即《中国现代哲学史》一编者注）终于完成了。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 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 “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
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 “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
《毛年谱（1949-1976）》中提到冯友兰的有如下几处：
1957年3月11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1957年4月11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费孝通、王方名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1959年10月23日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楚辞集注》、《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1964年8月27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两个材料：《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批示：
伯达同志：此两件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1968年10月31日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言中谈到：
再就是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这个世界上，总是左、中、右嘛。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总想找个机会跟同志们讲一讲，要在一次会议上讲清楚这些问题，单是个别地讲，这个不行。报纸上一些社论也不大好写。就是这次讲一讲吧。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
1975年10月16日，毛泽东阅邓小平十月十五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材料说：
学部有二十一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
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
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
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
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老知识分子共十八人，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吴世昌、顾颉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
毛泽东批示：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976年3月3日，毛泽东阅华国锋三月二日关于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其中提到：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