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被判死刑，是一种正义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慰藉。
▲资料图：余华英此前受审画面。图/新华社客户端视频截图
余华英被判死刑！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做出重审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杨妞花在内的多名受害人所希望的那样，重审一审维持了死刑判决的结果。
这并非余华英第一次死刑判决，实际上，在2023年9月，贵阳中院在当时的一审程序当中就已经判决余华英死刑。二审期间，发现余华英还有遗漏拐卖儿童犯罪事实，贵州高院因而发回重审。
10月11日，该案在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按照刑法的规定，余华英拐卖儿童的行为不管是11名受害者，还是17名受害者，都属于情节严重，死刑判决也是罚当其罪。
程序上的来来回回，改变不了余华英的罪恶滔天，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然而，“死刑判决蕴含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和“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其中的“正义含量”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也是本案重审的重要意义所在。
拐卖儿童是一个古老的犯罪，即便在古代封建社会，这种突破天理人伦的行为，也会被严惩。而在法治理念趋向“少死化”的文明时代，拐卖儿童罪也是目前国内刑法当中少有的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
拐卖儿童行为本身虽没有直接伤害他人性命，但被拐卖的孩子其生命轨迹发生改变：犹如死亡“重生”一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余华英罪恶之路的起点恰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在庭审中，其对受害者的表现一直是冷漠和麻木的，感受不到对于自身罪行的忏悔。2004年，余华英曾因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余华英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只被判刑8年。而这一次，余华英没有逃脱法律的审判。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一位受害者，来自贵州织金县的杨妞花。她在5岁时被余华英从贵州拐卖到河北，因而余华英的样貌被她深深地记在脑中。2012年，杨妞花开始寻亲，2021年通过短视频平台找到亲人，但父母早已不在人世。2022年，杨妞花报案，通过杨妞花的线索找到了中间人，最终牵出了余华英。
有些受害者由于被拐卖时年纪尚小，生活完全改变，长大之后对于寻亲的动力不足。但是作为直接受害者，他们大都见过人贩子的样貌，因而是找到人贩子的关键。每次庭审或宣判，杨妞花和姐姐都会到场。她希望通过热点案件的影响力，让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孩子看到，找到家并不会影响现在的生活。
“一个人称之为孤勇，一群人称之为群英，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群英，所以我们明天见证的就是法治中国。”杨妞花喜欢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激励那些受害者，只有积极站出来，才可能震慑人贩子，才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总有暴露的一天，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余华英终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也有人贩子至今仍下落不明。此前媒体关注的广东“梅姨案”，至10月24日，被拐9名儿童都已经找到，但绰号“梅姨”的女子仍逍遥法外，足见打击拐卖犯罪的难度之大。
现如今，像余华英这样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已经较少，但将孩子物化为商品的行为并不绝迹，甚至一些医院也参与其中。从刚出生不久开始，在孩子尚未形成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受害者”。这一类的犯罪更为隐秘，暴露更为困难。
因此，对于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而言，余华英被判死刑，是一种正义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慰藉。但这个死刑判决不仅仅代表一个个案的终结，其更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拐卖儿童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法律对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
撰稿 / 柯锦雄（律师）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赵琳 欢迎投稿： 新京报评论，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xjbpl2009@sina.com 评论选题须是机构媒体当天报道的新闻。来稿将择优发表，有稿酬。 投稿请在邮件主题栏写明文章标题，并在文末按照我们的发稿规范，附上作者署名、身份职业、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以及银行账户（包括户名、开户行支行名称）等信息，如用笔名，则需要备注真实姓名，以便发表后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