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的文化觉醒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在科学与思想的冲击波中摇摆不定。西方的技术、学问和政治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王国维，这位出生在湖北的学者，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中。尽管物质基础薄弱，王国维的求知欲望却异常强烈，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并吸收新的学问。
在家乡的小书屋中，王国维经常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盛世危言》等书籍，这些书籍针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思考。通过这些阅读，他对外界的变革和自身国家的困境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感知。
王国维还定期购买《时务报》，这是一份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报纸。每当新的报纸到达时，王国维总是第一时间翻阅，对于报纸上的每一篇论述都仔细思考。在他的小书桌旁，常常堆满了各种报纸和书籍，那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
王国维到了适婚的年龄，家里人开始张罗着为他成亲。这不仅是为了让他安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延续王家的香火。这件事自然落在父亲王乃誉的肩上。尽管王家经济状况一般，但王国维考中了秀才，在乡里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提亲的事情并不困难。没过多久，媒人便接连上门，不少人都想把自家女儿嫁入王家。
王乃誉认真筛选了众多媒人推荐的女子，最终目光停在了一位名叫莫氏的姑娘身上。莫氏出身清白，虽然个子不高，但长得清秀，五官端正，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温婉的气质。王乃誉亲自到莫家拜访，与莫氏的父母聊了许久，察看了家境和为人，越看越觉得这个姑娘与王国维十分相配。回到家后，他拍板定下了这门婚事。
1895年11月，王国维迎娶莫氏。成婚当天，王家虽无豪华排场，但亲朋邻里皆来祝贺，新娘子莫氏穿着一身传统的红色嫁衣，被人簇拥着送入王家。
留学日本前的思想准备
王国维的求学之路并没有顺畅展开。1897年，他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在家乡做起了塾师，靠教授乡间孩子的学问维持生活。尽管每天按时授课，备课也颇为认真，但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这份工作中。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研读外洋书籍，对时事变局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他手中常备《盛世危言》和《时务报》，一有空闲，就翻阅其中的文章，并在纸上记下自己的见解。
这一年里，他的父亲王乃誉也察觉到了儿子的不安分。王乃誉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虽然家境贫寒，但对儿子的志向一直支持。他听闻王国维有意前往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求学，便四处托人打听可能的机会。经过多番努力，终于联系到了一位在上海从事出版事业的朋友。这位朋友表示，可以帮助王国维推荐到《时务报》馆学习。
1898年初，王国维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开家乡。他们乘坐小船沿着河流前往上海。抵达后，王乃誉将儿子托付给朋友，叮嘱他照顾好王国维。就这样，王国维开始了在《时务报》馆的学习生活。
这一时期，王国维逐渐结识了一些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人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罗振玉。罗振玉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对新学和西学的传播极为热心。他在偶然的机会下得知了王国维的求学愿望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并主动提出资助他出国深造。
1900年春，王国维为了准备出国留学，频繁奔走。他在上海联系了相关考试机构，并通过朋友的引荐认识了两位日本教师——藤田和田岗。在他们的指导下，王国维努力补充留学所需的知识，不时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具备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条件。同年12月，王国维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正式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
家庭的牺牲与个人的成长
在王国维离开中国，远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求学的那几年，家中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妻子莫氏的肩上。王国维的父亲年事已高，家中又无其他成年的帮手，莫氏几乎成为家庭的支柱。
每逢农忙季节，莫氏都要在田间忙碌，帮助长辈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作，同时还要为家里的生计操心。孩子渐渐长大，她还得负责他们的教养，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偶尔，她会收到王国维从日本寄来的信件，信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学习进展和对家庭的挂念。每次读信时，她总是用毛笔工整地写下回信，信中除了报平安，还会提到孩子们的近况和家里的琐事。
而在东京的王国维，则完全沉浸在学习和研究中。物理学校的课程紧张，他时常埋头于实验室中，学习西方的物理理论和实验技术。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研读中国古籍，结合中西文化开展深入研究。
随着学业的进步，王国维逐渐在海外获得一定的声誉。他撰写的文章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少同仁的关注。然而，他的成功背后，却是家中莫氏更加艰难的独自支撑。莫氏的身体状况在重重压力下日渐衰弱，长时间的操劳和孤独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几年后，王国维学成回国，带着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对家人的期待回到了家乡。然而，当他见到莫氏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措手不及。莫氏已经瘦削憔悴，脸色苍白，双手因常年劳作而布满了粗糙的茧。她的身体明显被疾病侵蚀，行动也不再如从前那般利落。多年未见的孩子已经长大，而王国维几乎难以辨认出他们当年的模样。
蝶恋花》背后的辛酸
王国维着她曾经乌黑的发丝如今夹杂着不少白发。他发现，长年操劳和疾病已经把莫氏压垮了。屋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声音，他们看到父亲回来，也不免露出几分羞涩和生疏。王国维轻声问了几个问题，得知莫氏这些年一直勉力支撑着家中大小事务。她不仅料理日常生活，还要独自面对田间劳作和孩子教育的琐碎责任。
王国维回到书房，在桌边坐下，取出毛笔和纸。他想用文字来记录此刻的感受。他一边写，一边不时停下思索，笔下流淌出的文字逐渐形成了《蝶恋花》这首词。词中写到“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一句话将他多年漂泊和妻子为家庭所做牺牲的苦楚刻画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写出了夫妻之间久别重逢却无言相对的复杂情感。这首词还表达了时间对生命的无情消磨，“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创作完成后，王国维没有向家人提及这首词的具体内容。他将它悄悄收好，带着些许落寞的神情再次走回到莫氏身边。
1908年初，严寒尚未消退，王国维妻子莫氏因病医治无效，在家中离世。处理完莫氏的后事后，王家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家中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日常事务也需有人主持。长辈和亲友纷纷劝说王国维再娶一位贤惠之人，以便料理家庭事务，同时维持家族的稳定。在亲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潘氏。
经过家人商议，王国维与潘氏的婚事迅速敲定。1908年3月，王国维迎娶潘氏为继室。一个月后，王国维决定举家北上返京，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宣武门内的新帘子胡同租下了一处宅院。
晚年的学术成就与家庭变迁
经历了家庭的重重变故和个人的情感波折后，王国维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他在传统文化的广阔领域中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动荡不安，王国维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在甲骨文上。
最初接触甲骨文时，王国维并没有太多直接的研究经验。他依靠自身深厚的古文献功底，从收集和分析甲骨上的铭文入手。他对每一片甲骨上的文字都仔细辨认，逐字逐句比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好友罗振玉提供了许多甲骨材料和学术支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所处的清政府解体，他的学术研究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为了摆脱国内的混乱局势，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几年间，他结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日本学者，与他们展开了深入的对话。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他通过阅读当地学术机构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献，丰富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他还访问了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仔细观察展出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并将这些实物与文献记载进行比对，他的研究给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史学等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参考资料：[1]蒋永福,江楠.阅读造就学术大师——王国维个人阅读史述略[J].图书馆,2024(7):1-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