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审讯之际，海瑞陈词道：“吾海瑞，出身举人，本无意于追求功名利禄。然既已受朝廷俸禄，自当恪尽职守，履行臣子之责。”

海瑞的这一表述，极易引发一种错误认知，即会使人觉得“举人”这一身份地位颇为低微。需明确，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下，凭借举人身份，想要于京城谋得职位，几无可能；即便获得外放担任知县之职，亦可谓是家族累世积德之幸事。然而，明代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彼时举人的地位实则并不低下。

【明代进士授职情况】

在明朝初期，进士群体堪称凤毛麟角。据洪武四年的规制，科举殿试一甲共三名，获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授任员外郎之职，第二名与第三名则被授予主事之衔；二甲士子赐以“进士出身”，皆委以主事之职；至于三甲，赐予“同进士出身”，均任命为知县。

明初，各项制度处于草创阶段，尚未臻于完备。至洪武十八年，科举授官制度得以明确规范：殿试一甲三名，分别授予翰林院修撰与编修之职。二甲、三甲进士，则依据名次，分发至六部、都察院等衙署，出任主事等职务。与此同时，针对三甲末十名进士，特别设定为“观政进士”，此称谓意即进行实习、试政，其期限被定为半年。

自明代中期以降，进士授官体制渐趋完备并确立定式。具体而言，殿试鼎甲三名，于殿试结束当日便直接授予翰林官职，此举措旨在彰显对其才学的格外优渥。二甲进士，通常获任主事之职，且于二甲取选名次居末者，会充任知州。至于三甲进士，于京内可授评事、博士、中书舍人、行人等职；外放则可担任推官或知县。

从相关史料分析可知，明代进士选官体系中，候补期这一环节近乎阙如。殿试甫一结束，吏部旋即开展大选，进士旋即获得实授官职。在这一选官机制下，即便三甲进士，其最低任职规格亦为知县。不过，据文献所载，三甲进士实际出任知县者并非普遍现象，多数三甲进士实则于京师或南京履职。

从明代官场生态而言，“内重外轻”的理念盛行，深刻影响着进士群体的仕途选择。彼时，进士出身者普遍呈现出一种颇为畸形的现象：相较于担任地方四品知府，他们更倾向于留任京城担任七品官职，此情形在当时极为常见。

由此，形成了一种人员任用格局：于京城任职者，大多具有进士出身背景；而在地方任职者，多以举人、贡生出身为主。

【明代举人授职情况】

依据《明史》卷七《选举二》所记，相较于进士，举人的地位略逊一筹。未能考取进士的举人，在选官任用方面，或被授予小京官之职，或获任府佐、州县正职官员，亦或委以教职之任。

依据《明史》记载，其所述多为明中期之后情形。实则，明初之际，举人之地位颇为尊崇，初次获授官职之起点亦甚高。例如，洪武三年，太祖颁令开启科举选拔人才。此科乡试结束后，各省举人并未参与会试，而是统一汇聚京城听候铨选。

此现象与彼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明朝肇始之际，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之态，行政体系亟待完善，各地官员匮乏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举人得以获任知府、知州、知县等较为重要的职位。

自明朝中期以降，特别是正统朝之后，举人授官情形出现显著变化。历经数十年治理，国家行政体系内官员数量总体渐趋稳定。彼时，举人群体虽依旧构成外省官员的主体力量，然而在初次获授官职时，其起点却有所下调。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于治理体系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者，首推州县正职官员，其次为州县副职官员。在州县正职官员群体里，出身甲科者，约占十分之二，而源自乡科与岁贡者，占据十分之八。

在明朝万历年间，于全国知州、知县群体中，出身甲科（即进士出身）者所占比例仅为20%，其余则全然是举人、贡生出身。不仅如此，在地方中高级官员阶层，举贡出身者亦占据多数。

在明代的选官体系中，举人备受重视，但并非毫无入仕门槛。依据定制，举人若欲步入仕途，必须历经一场严谨的考核。此次考核所评定的成绩，共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上卷、中卷与下卷。获上卷成绩者，将被授予同知（作为知府的辅佐官员，官秩为从四品）或知州之职；成绩为中卷者，会被任用为知县；而取得下卷成绩的举人，则会被委以通判之任。

相较于清代的相关标准，此标准无疑具备显著优越性。举人出身者若期望入仕，仅需向吏部递交申请，便可参与考试，一旦顺利通过，便能获授实职。

据史料记载，经御史详查统计，明代科举开科次数总计达89次，录取进士人数为24878人；而清代开科次数则为114次，进士录取人数为26849人。从整体态势来看，明清两朝在进士以及举人数量方面，呈现出大致相近的状况。在此背景下，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究竟是何种因素，致使明代进士与举人在入仕进程中面临相对较低的难度？

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两方面因素。其一，明代文官规模在数量上显著超过清代。据非完整统计数据显示，明代文官人数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低谷时约达两万余人，峰值时可达五六万人，其平均数量不少于三万人。相较之下，清代文官数量约为一万五千人，仅及明代的二分之一 。

在明代，于进士与举人的数量处于大致均衡状态，然而官职空缺数量却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形下，相较于其他群体，进士与举人在选官过程中，无疑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其二，在清代的职官设置体系中，近半数的官缺专为旗人而设。彼时，有限的官缺资源，因旗人所享特权而被大量占据。在此情形下，汉人于仕途晋升方面可获取的空间极为有限。

海瑞于内阁受审之际，称自身“不过是举人出身”。此言论需结合特定情境加以考量。彼时，海瑞身处内阁，面对内阁、六部、都察院等一众高官，在这等场合下，以其举人身份相较诸公，难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于京城中下层官员群体里，举人出身者亦占相当比例。海瑞便是此群体之一员，其凭借自身才具，绝非庸碌之辈，担任户部主事一职，实乃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