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2年，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正在菊香书屋来回踱步，不时思考着什么。突然，毛主席招呼秘书拿过笔来，郑重说道：“别人我不管，但是她的任命书，我一定要亲自写。”

这个能让毛主席亲自写下任命书的人是谁呢？而她，便是合肥四大家族龚家的千金——龚维蓉。

身为龚家的千金，龚维蓉不仅有令人羡慕的美貌、良好的家世。和这些相比，她的人生远比想象的要传奇和伟大。

打开一张尘封的1934年4月《合肥基督医院华人职员一览表》14人中职务为“医师”的仅郑信坚、龚维蓉2人，其他有实验室主任、药剂师、护士长和护士5人，以及会计、簿记、翻译等。

作为一名刚步入中年的女性，龚维蓉在西人开办的医院里能做到主治医师，不仅为当时的合肥少见，在安徽也是凤毛麟角。为此，龚维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00年，龚维蓉出生于安徽合肥，身世不俗。龚家在古庐州城里是个大户人家，那可一点也不为过。《龚氏宗谱》说：

龚家始迁祖“俊，字一山，行一。明季由江西临川迁合肥”。

清朝末年，庐州城里流传一首民谣：

“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

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创立门户，由一贫如洗卓然而成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所谓“君子之世，三世而宰”。但合肥龚氏家族却名家辈出，享誉后世，在长达数百年间，尽管政权几经更迭，但合肥龚家代有人才出，不乏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

有学者专门研究龚家现象，认为是中国家庭文化现象中突出的一例。

龚普生、龚镇洲、徐畹球、龚澎、龚禹生、徐文（左起）

民国初年，合肥人龚积炳(伯衡)在山东当财政厅长、内务司司长兼代民政长(后任山东省长)时，他的堂弟龚积义(理庭)也趋前谋事，历任山东军法处处长和日照、平度等县的县长。

龚维蓉虽然是富贵人家的二小姐，可她没有沉湎于其中，从小就有着不同寻常的远见和志向。13岁那年，龚维蓉随母亲到济南府和父亲龚积义会合，不久考上了济南女子师范学校。

龚维蓉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接受新文化新观念的熏陶后，思想开放，向往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

受当时“不能医国者便医人”思潮的影响，1918年，龚维蓉考入山东女子医学校(后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开始接受严格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训练。

齐鲁大学医学院旧照

翌年春，闻讯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无理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竟要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再拱手交给日本人，济南学界沸腾了，他们和北京等地的学生一起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龚维蓉痛恨列强欺负中国人。她顶住家庭的压力，加入到学生运动的行列中。斗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不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那个时期女子学习医学可谓凤毛麟角。龚维蓉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打算将来用一技之长报效社会，服务民众。

没想到就在龚维蓉在刚升入四年级不久，合肥北乡元疃集上的项家带着18岁的儿子项以鼎千里迢迢赶到济南府，结下项、龚两家开的这门亲。

据说，这是双方父亲在大烟馆的一张烟榻上对吹时定下来的“娃娃亲”，旧时合肥流行“女大三，抱金砖”，龚维蓉就只比她未来的夫君大3岁。

青年学生游行

龚维蓉没有像当时的进步青年那样抗婚，只听说她见到有十几年未谋面的“准新郎”时妥协了，同意结婚，但不回去，一定要把医学专业念到毕业，语气中带有几分坚定。

于是，项以鼎成了暂时的上门女婿。岁尾年首的寒假，他们二人的婚礼在济南垄府举行。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取名为项有森。

虽然此时的龚维蓉有了家庭和孩子，但由于家境优渥，她便将孩子交给家里下人帮忙带，才能兼顾学业，但要是再有孩子可怎么办？

思来想去，龚维蓉使用了祖上传下来，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科学的避孕方法“哺乳避孕法”，让孩子吃奶吃到3周岁。

就这样，龚维蓉得以安心学习。凭借坚韧和顽强的毅力，1925年7月，龚维蓉终于结束了7年的学医生涯。她如愿以偿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后，终于能怀第二个孩子。1926年，龚维蓉的次子出世了。

图中为龚维蓉

1928年，山东济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它的前因是这样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重开北伐，拟以武力统一北方，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把军队开进济南，加以阻拦，实际上是为了延缓它所支持的张作霖奉系军阀的统治。

5月3日，8军把蒋介石的部队赶出济南后，还在城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短短几天就有3600多中国军民被杀害，包括蔡公时等17位中国外交人员。日本占领军的暴行，激起济南各界的公愤，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时在济南女师代课的龚维蓉和师生们一起到政府请愿，一起露宿街头，坚决要求侵略者退出济南，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她写得一手好字，书写标语之余还上街义卖作品，收入捐给死难者亲属。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第二年，8军被迫撤出济南。

1929年，龚积义调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部队驻地南京，龚维蓉这房的娘家从济南迁返合肥的四湾，随之她又和丈夫及两个孩子回到距合肥60华里的元疃乡下。

此后的一系列变故使得娘、婆二家一蹶不振：先是丈夫染上了大烟瘾，不理家事还花钱如流水。

接着龚维蓉的母亲病故，解甲归田的父亲带着两个小老婆和六个子女坐吃山空;再次北乡项家不知何故得罪了仇家，项以鼎于抗战爆发前夕被人暗杀。

期间龚维蓉先是婆家生活苦不堪言转往娘家，娘家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变卖当初陪嫁的首饰以维生计。

不甘坐以待毙的龚维蓉为了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供孩子们读书于1931年拖着两个孩子来到合肥基督医院住下，她成为只须有口饭吃不领分文的实习医生。

合肥基督医学院

合肥基督医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一所医院，他们使用的也是英文。龚维蓉早先在济南学的是德文医科教材，但教会医院用的是英文。

为了立足，也为了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她在繁忙的门诊、查房、手术后，还要挤出休息时间补习英语，以便于工作和中美同事之间的交流。除了忙工作，她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为了治愈病人的伤痛，抚慰家人的慌张，龚维蓉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嫁妆和首饰，帮那些看不起病的病人们治病。

在病人眼中，龚维蓉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可她却成为家人和朋友眼中的“笑话”。在她耳边，时常有这样的声音响起：“哪里有你这样傻的人？”

旁人不理解也罢了，甚至他的丈夫也对他横加指责。有时，她的丈夫还要前来和她吵闹不休，不愿意让她外出工作。甚至翻桌子让她回农村，过那种相夫教子的生活。龚维蓉含泪强忍着，没有妥协。

龚维蓉

由于她功底扎实，有敬业精神，又刻苦勤奋。在她实习的第二年，便已经升为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她的薪水也在三年中由10块大洋调至50块大洋，暂时衣食无忧。到抗战前，龚维蓉已经是一名全科性主治医师。

1937年，随着时局变迁，中国和普通民众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平卢沟桥事变和上海淞沪事变后，战火迅速向安徽蔓延。

从10月份开始，合肥频频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基督医院不得不把屋顶用彩色油漆涂画上醒目的美国国旗，指望日本人"旗下留情”。即便如此，据项有彬回忆，教会办的医院还是被炸，他在他家不远处捡到了航弹的碎片。

1938年5月14日，合肥沦陷，侵略军占领后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那是在破城后的第六天，垄维蓉携儿子随父亲去看看大伯龚积炳家的受损情况，但见满屋狼藉，一院凋零。正叹息间，冒出一个日本兵，说着“花姑娘的有"，就要拽走龚维蓉。

情急之中，龚积义操棍就打，项有彬也抓住其中的一个在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几个鬼子兵大约也顾忌到这是大官家，不敢再放肆，只好溜之乎也。但经此惊吓，龚维蓉在基督医院再也不敢轻易出来了。

1945年，卡普隆医生的夫人、龚维蓉医生和护士王小姐的合影

在战火之下，龚维蓉的母亲和丈夫相继在农村去世了。尤其是丈夫去世后，她在一夜间从世家千金沦为了单身母亲。

但为了自己和孩子们有生存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在日本沦陷区仰起鼻息吗？龚维蓉在仔细衡量和辗转反侧后，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

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向英、美、荷等同盟国国家挑衅。在合肥基督医院已维持不下去的美籍院长柯普仁决定医院暂时散伙，外籍人士返国。

临行前，柯普仁给每位中国职员发了从医经历和资格证明。对侵略军切齿痛恨的垄维蓉当然不愿意在日本人的苟延残喘，加上元疃集家中的房子也已被鬼子烧光。

她在儿子项有彬的陪伴下，第一天穿过封锁线步行到雷麻，第二天到六安，第三天到苏家埠……

解放时的金寨

向西、再向西，他们经历了七天七夜的奔波，穿越了无数敌人的封锁线，终于抵达战时安徽省会立煌(今金塞)。

1942年，龚维蓉主持下的合肥基督医院立煌临时诊所开业，她也重新开始了救人治病的工作，在生死线上忙碌着……

可这样的日子还不到一年，1943年过后日军攻进立煌，几天后匆匆撤出，但他们在立煌县城进行了扫荡，到处放火。

等龚维蓉赶回来，诊所已是一片灰烬。面对眼前的景象，她不由得泪流满面，这可是她这么长时间的辛苦和努力啊！

这场浩劫不过给这位饱经风霜的中年女医师多了一次洗礼。虽然此时的她已经是一无所有、有家不能回的难民了，但生性倔强的她还是继续抬起头。

她抹了一下眼泪，又投入重建诊所的劳顿中。战时的省会，来找龚维蓉看病的不仅有达官贵人，也有慕名而来的平民百姓。

即使出诊须翻山越岭，她脚走肿了也不嫌苦叫累。她的名声在山城渐响，收入也增加了，报纸上不时有患者刊登的鸣谢启事，医院也回到昔日忙碌的景象中。

国殇家难中，龚维蓉把悲伤压在心底，她所显现的何只是自己羸弱的身躯？她以坚韧的献身精神和顽强的工作热情，不倦地奋进。

1945年抗战胜利后，龚维蓉重又回到合肥基督医院，参与接收事宜。这时她已成为较有名望的全科医师，尤擅外科、妇科和儿科。翌年8月，柯普仁再次来合肥继任基督医院院长。

两年多后的1948年11月30日上午，柯普仁主持了合肥基督医院庆祝50周年纪念大会。当日历翻到12月份的时候，他接到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关于撤离的通知。

合肥基督医学院旧照

行前他又一次召开全院职工大会，不过这一次是宣布，他走后由张木东、龚维蓉、朱荣善、方婉翠、凌敬徵、袁爱珍6人组成院务委员会管理一切。

仅仅又过了一个月，合肥解放了。对旧政权悲观失望、对新社会无限向往的龚维蓉喜气洋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中。

龚维蓉的儿子龚有彬回忆：

“如果母亲的前半生是在苦难和挣扎中过来的，尝遍了人间的百味。但是在关键时刻，她又能认清形势，迎接光明，让子女们在大风大浪中共同追求进步。”

1948年冬，龚有彬带着未婚妻从南京回到合肥之际，龚维蓉脸上满是笑容，热切地希望他能留在自己身边。

晚上，龚有彬和母亲吐露自己和未婚妻要去山东参加革命时，龚维蓉沉默半晌，随后抬起头说：“去吧，好男儿志在四方！”

龚维蓉的儿媳

此时此刻，她心中即便有再多不舍，还是支持儿子的决定，强忍着离别的痛苦帮助儿子整理，望着他们踏着皑皑白雪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龚有彬回到皖北工作后，发现母亲仿佛年轻了十岁。见到儿子安然无恙，龚维蓉高兴地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共产党这样的干部，他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如今，国家有希望了，我们一同好好干吧！”

1951年7月2日，合肥基督医院更名为皖北行署直属医院，同年12月21日又命名为安徽省立和平医院(今省立医院)，龚维蓉均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此时，龚维蓉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在工作中，她依旧生龙活虎。上午进行门诊，下午查房。有手术时，她很晚才回家。

在业务上，龚维蓉追求精益求精。即便是设备简陋，她还是坚持为病人做当时来说的大型手术，帮助白内障病人重见光明，设法为妇女摘除30多公斤重的卵巢肿块。

抗美援朝的战争打响后，龚维蓉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发动医院职工们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此外，她还参加了各种会议，做妇女工作。

教会成立了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成立后，龚维蓉积极参加，坚决和外国的宗教势力划清界限。

1952年，皖北、皖南行署合并为安徽省政府，龚维蓉又调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更重要的是，她不仅被选举为全国省妇联代表、省人民代表，毛主席还提拔她担任安徽省第一届委员。

要知道，当时的委员比厅长还要少，可见她为毛主席所重视。后来，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龚维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待。会后，邓颖超邀请妇女代表吃饭，龚维蓉也是其中一员。在毛主席的邀请下，他们合影留念。

可就是这样一张合影，却成为她终生的遗憾。要知道当时那个年代，冲洗照片很贵。可当时，她身上为数不多的工资和生活津贴都用来治病救人了。一听说合影照片需要交钱，便拒绝了。

龚维蓉任命书

此后，她每次想到这件事都暗自叹息和后悔。

虽然身上多了这么多荣誉，但龚维蓉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反而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大了。她表示：“我过去工作，只是为病人和自己负责，如今还要为党和政府负责，跟上形势，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的重任。”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龚维蓉还加强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后，她主动要求退出基督教会，从之前居住的小洋楼搬出来。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还主动向组织提出减少自己的薪水。他表示：“我过去的工作单位是教会医院，工资比较高。如今，医院收归人民政府，我应该拿着干部工资，和医院职工同工同酬。”

1954年保健院划归合肥管理，更名合肥市妇幼保健院，龚维蓉继续担任副院长，她的技术职称确定为主任医师。

毛主席亲自写的任命书

解放的头几年，正值土改时她要乡下的姑子把家中上辈留下的地契尽数交出，这样既可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也可使我的子孙永远自力更生，我举双手赞成"。此信被公开宣读，得到好评。

大起大落大喜大惑的龚维蓉，有一点是她始终追求的。那就是将满腔爱心普施与患者，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她认为新中国为她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决意以良好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龚维蓉到市保健院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亲自组织了面向全省的七期“难产急救培训班”，热情做好传帮带工作。她被推选为省、市医学会理事，她的医术医德频频受到曾希圣、黄岩等省、市领导的称赞。

毛主席

"四清”运动中，年逾花甲的她还率领医疗队下乡，为缺医少药的群众服务，被省卫生厅通报表彰。久而久之，老百姓常常直接找龚维蓉看病，即使被撂到一边，家中也门庭若市。

1978年后，龚维蓉正式从岗位退休，她也没有回到医院居住，而是住在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中，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

由于她医院精湛，一些从前的病人和孕妇还是坚持上门求医问药。不论是什么人，龚维蓉从不推辞。

每次给孕妇和病人做检查，她不收礼，更不收检查费，而是认真耐心，反复讲解。由于她医德高尚，和很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9年3月1日，已经将近80高龄的龚维蓉参加了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或许是过于兴奋，她浑身都是劲。别人还在午休的时候，她还戴着老花镜，双手颤抖着写提案，此时的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80岁高龄的老人。

龚维蓉晚年

一天，龚维蓉在吃饭的时候突患脑中风，被紧急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过医院三个月的治疗，此时的她虽然已经神志清醒，但右手和右脚依旧不能自由活动。

龚维蓉深知，此时的她虽然已经神志清醒，但如果不锻炼也许会导致偏瘫。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她请人按摩、针灸，顽强坚持锻炼，从来不说苦。

尽管子女和组织对龚维蓉精心照料，但还是没能挡住死神的脚步。1982年5月10日，龚维蓉因病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83岁。

这样一位曾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第一届省政府委员，并且还当过全国妇联代表、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妇联常委和皖北行署妇联福利部副部长的著名统战人士，应该如何治丧？

为此，中共合肥市委就两次拿到常委会上研究，并请示省委统战部，最后形成按副市级待遇治丧的意见。

龚氏祠堂

以市为主组成的高规格治丧委员会，市委副书记丁之任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培修、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范为、市卫生局党委书记朱寅科任副主任，成员有刘征田、应宜权、欧远方、秦光宇、龚伟等19人。

1983年5月23日，龚维蓉同志追悼会在合肥殡仪馆隆重举行，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追悼会由范为主持，丁之致悼词。

从富家千金到家庭主妇再到治病救人的一生。虽然这些身份不尽相同，但她却选择凭借自己才学，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