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的舞台上，联想曾是一颗闪耀的明星，从最初的创业到成为国际知名的科技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备受关注。然而，近年来，关于联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不断涌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从历史背景来看，联想的发展与国有资产有着紧密的联系。1984 年，中科院向联想投入了 20 万人民币，联想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开始创业。这一笔初始投资，成为了联想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奠定了其国有资产背景的开端。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联想不断壮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为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事件，引发了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其中，2009 年联想控股股权的转让事件备受关注。当年，中科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联想控股 29%的股份，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27.55 亿元受让这部分股份。这一交易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符合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的，经过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77.2 亿元，评估值为 92.6 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 95 亿元，对应的 29%股权交易价格为 27.55 亿元。联想控股方面表示，此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然而，一些观点对此提出了质疑。
质疑者认为，在这一股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从股权定价的角度来看，虽然有专业机构的评估，但评估的过程是否完全公正、透明，评估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这些都存在疑问。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联想作为一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其股权的价值是否被充分挖掘和体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联想的股权价值可能被低估，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在转让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
其次，交易的对象选择也引发了质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其与联想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的交易动机，都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泛海集团与联想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交易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在股权交易之后，联想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除了股权交易事件，联想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行为也被认为可能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例如，关于联想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有观点认为，联想的高管薪酬过高，与公司的业绩和贡献不成比例。这种高额的薪酬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国有资产的增值。如果高管们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外，联想在一些业务决策和投资方面的行为，也被质疑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例如，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上，联想曾经在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上不够积极，导致公司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不足。这种决策失误，不仅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价值受损。而且，在一些投资项目上，联想的投资决策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和风险评估，投资的收益是否能够保障国有资产的增值，这些都存在疑问。
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严肃的态度。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任何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都是对人民利益的侵犯。如果联想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那么相关责任人必须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应该采取措施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
然而，我们也不能仅凭一些质疑和猜测就轻易地给联想定罪。在对联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判断时，我们需要依据充分的证据和准确的信息，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同时，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我们也应该不断加强监管和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总之，联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至于那些可能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否需要补回来，这要根据最终的调查结果和法律的判定来决定。如果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那么追回流失的资产是必然的要求，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国有资产保护，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关乎人民福祉。联想事件应成为警钟，敲响在每一个监管者、经营者的心头。政府部门当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增强审计、评估等环节的透明度与科学性，让每一笔国有资产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使那些妄图侵蚀国有资产者望而却步。企业经营者更应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视为使命，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以长远目光和社会责任意识来规划企业发展，杜绝短视逐利行为。全社会需共同行动起来，为国有资产铸就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墙，不容许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肆意妄为，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稳定与增值，使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坚实的支撑作用。
争议焦点之一：2009年股权交易事件
- 事实情况：2009年，中科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联想控股29%的股份，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27.55亿元受让。经专业机构评估，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29%股权据此定价。
- 一方观点（质疑方）：这一交易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股权定价角度来看，尽管有专业评估，但评估过程的公正性、透明度以及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存疑。在当时市场环境下，联想作为知名科技企业，其股权价值可能未被充分挖掘。而且交易对象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联想的关系及交易动机受关注，有人认为二者可能存在特殊利益关系，影响交易公正性。股权结构变化后的公司治理和发展是否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最大化原则也需考量。
争议焦点之二：高管薪酬问题
- 事实情况：联想高管薪酬水平较高，成为社会关注的现象。
- 一方观点（质疑方）：联想高管薪酬过高，与公司业绩和贡献不成比例。这种高额薪酬支出可能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和国有资产增值，若高管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公司长远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争议焦点之三：业务决策和投资问题
- 事实情况：联想在发展战略上，于一些关键技术研发投入积极性不足，在部分投资项目上的决策和收益情况也受到关注。
- 一方观点（质疑方）：联想在关键技术领域竞争力不足的现状可能源于发展战略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影响公司前景，也可能损害国有资产价值。其投资决策是否充分论证和评估风险、投资收益能否保障国有资产增值存疑。
然而，联想方面及支持方也有不同说法。联想控股强调 2009年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整个交易过程是遵循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的，包括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等一系列正规流程。对于高管薪酬，联想可能认为其薪酬体系是基于市场水平和公司内部价值衡量而制定的。在业务决策方面，联想或许认为自身战略是基于当时的市场判断和企业发展的综合考量。
关于联想的争议，还要补充一下的争议焦点。
1. 技术研发路线与国有资产价值实现的争议：
- 事实阐述：联想早期选择了“贸工技”路线，即更侧重于贸易和生产制造，将技术研发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这导致联想在核心技术方面长期依赖外部，缺乏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技术壁垒和供应链风险等问题。例如，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领域，联想一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争议观点：一方认为，联想的这种技术研发路线选择，背离了作为一家曾经拥有国有背景的科技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国有资产投入到联想，本应期待其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但联想却过于注重短期的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忽视了技术研发的长期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有资产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则可能认为，“贸工技”路线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帮助联想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国有资产的增值，不能单纯以技术研发的投入程度来评判国有资产的价值实现。
2. 国际业务布局与国有资产安全的争议：
- 事实阐述：联想在国际市场上积极拓展业务，进行了大量的海外并购和投资，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联想的国际业务布局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例如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
- 争议观点：一些人认为，联想的国际业务布局过于分散，且在一些敏感地区和领域的业务拓展可能会给国有资产带来安全隐患。例如，在某些国家，联想的业务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监管和限制，甚至可能面临资产被冻结、没收等风险，这将对国有资产造成损失。此外，联想在国际业务中的决策和运营是否充分考虑了国有资产的安全，以及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另一方则认为，联想的国际业务布局是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同时也为国有资产的增值提供了新的机遇，不能因噎废食，过分担忧国际业务带来的风险。
3. 关联交易与国有资产独立性的争议：
- 事实阐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联想也不例外。例如，联想与一些供应商、客户或合作伙伴之间可能存在着股权关系、业务往来等关联关系，这些关联交易的价格、交易方式等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市场规则，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 争议观点：质疑方认为，联想的一些关联交易可能存在不透明、不公平的情况，损害了国有资产的独立性和利益。例如，在采购和销售环节，联想可能与关联方进行交易，从而抬高或压低价格，影响企业的利润和国有资产的价值。此外，关联交易还可能导致国有资产被内部人控制，削弱了国有资产的监管和约束机制。而联想方面可能会强调，关联交易是企业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并且经过了相关的审批和披露程序，不存在损害国有资产的情况。
4.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匹配度争议：
- 事实阐述：联想高管的薪酬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与企业的业绩表现相比，这种高薪酬现象更为突出。从企业的财务报表来看，联想在某些年份的业绩增长并不明显，甚至出现过业绩下滑的情况，但高管的薪酬却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 争议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匹配，反映了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激励机制的不合理。国有资产参股的企业，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的业绩紧密挂钩，而联想的高薪酬现象可能导致管理层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忽视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高管薪酬的高低应该综合考虑企业的规模、行业特点、市场竞争等因素，联想作为一家国际化的大型企业，其高管面临着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经营挑战，高薪酬是对他们能力和贡献的一种认可，不能简单地以业绩来评判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5.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资产形象的争议：
- 事实阐述：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包括环境保护、公益慈善、员工权益保护等方面。联想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在环保方面，联想的产品生产和包装可能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公益慈善方面，联想的投入力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在员工权益保护方面，联想曾被曝光存在一些劳动纠纷和员工福利问题。
- 争议观点：一些人认为，作为一家拥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企业，联想应该更加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国有资产增光添彩。而联想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不足，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也影响了国有资产的社会认可度和价值。另一方则可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不能对联想过于苛刻地要求。
在联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中，以下各方说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1. 司马南的说法：
- 观点总结：司马南对联想提出了多方面质疑，核心观点是联想在2009年的股权转让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他指出，2008年联想总市值较高，按照当时的市值计算，中科院转让的联想控股29%的股权价值远高于27.55亿元的交易价格，差价巨大，这是国有资产的贱卖。并且，司马南还对股权转让的对象选择、交易条件等提出疑问，比如为何是泛海集团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受让方，而泛海集团老板卢志强是柳传志担任会长的泰山会的成员，这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 代表性分析：司马南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他的质疑代表了一部分民众对联想国有资产问题的关注和担忧，其观点较为犀利，以公开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和质疑，引发了社会对国有资产监管和企业改制过程的深入思考，在舆论场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2. 胡锡进的说法：
- 观点总结：胡锡进认为司马南的质疑是朴素的，有公众意见的基础，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积累的对联想综合不满的折射。他表示联想曾是改革先锋，从中科院的全资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虽然国资占比缩小，但成就了一个很长时间里的领军企业。胡锡进认为不应将柳杨和联想放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严厉的主视角下考量，同时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 代表性分析：胡锡进作为资深媒体人，在舆论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对联想事件的较为温和的看法，既承认联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强调要从历史背景和企业发展的角度去综合看待，避免过度追究，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人对企业改制和国有资产问题的复杂态度。
3. 联想的说法：
- 观点总结：联想表示2009年的股权转让是合法依规的。2004年中科院就做出了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2009年的股权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交易时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且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 代表性分析：作为事件的主角，联想的说法代表了企业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其强调交易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试图澄清外界的质疑，维护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企业的声明也是事件中一个重要的声音，对于理解事件的全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下是各方说法可能补充的一些具体事例：
1. 司马南一方：
- 联想发展战略方面：
- 可以列举联想在技术研发投入占比长期低于同行业其他科技企业的具体数据对比。例如，在某段时期内，华为等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研发，而联想的研发投入占比明显较低，导致在关键技术领域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这与国有资产投入后对企业发展的预期相背离。
- 联想在一些重要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联盟中的参与度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国有资产背景企业应有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比如在某些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会议或国际产业联盟中，联想的表现不够积极，错失了提升行业地位和掌握话语权的机会，未能为国家的科技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股权转让的细节问题：
- 除了已指出的2009年股权转让价格问题，司马南可以进一步收集当时参与股权转让的相关人员的背景信息和利益关系。例如，泛海集团与联想管理层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潜在的商业合作或利益往来，这些关系是否可能影响到股权转让的公正性。若能找到一些具体的商业合作项目或资金往来记录，将更能支持其质疑。
- 调查当时股权转让的流程和审批环节中是否存在一些异常情况。比如，相关的审批文件是否齐全、审批程序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是否存在一些文件缺失或审批时间异常等情况，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的具体事例。
2. 胡锡进一方：
- 联想的历史贡献方面：
- 可以详细列举联想在早期推动中国计算机普及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举措和成果。例如，联想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价格相对较低、性能适合国内市场的个人电脑产品，对于中国家庭和企业的计算机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中国信息化进程，这是联想作为曾经的领军企业对国家发展的积极贡献之一。
- 强调联想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探索和经验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比如，联想通过并购国际知名企业（如收购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建设、渠道拓展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后来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可以作为联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贡献。
- 企业改制的时代背景方面：
- 胡锡进可以收集更多当时中国企业改制的政策文件和具体案例，与联想的改制进行对比分析。例如，找出与联想同时期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其他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和结果，分析这些企业在改制后的发展情况以及国有资产的变化情况，从而说明联想的改制是当时企业改革大趋势下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时代背景。
- 可以收集当时国家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支持措施，说明联想的国际化战略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例如，国家在某些时期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联想的国际化发展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进行的，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拓展也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一定的品牌形象。
3. 联想一方：
- 股权转让的合规性方面：
- 联想可以公开更多关于2009年股权转让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详细文件内容，以证明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和评估过程的公正性。例如，展示评估机构的资质、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评估过程中对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详细核算过程，让公众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 提供当时股权转让的决策过程文件，包括中科院和联想控股内部的决策会议记录、审批文件等，说明股权转让是经过严格的内部决策程序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不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
- 企业发展和国有资产增值方面：
- 详细列举联想在国有资产参股后的多年间，企业在业务拓展、营收增长、利润提升等方面的具体数据和成果。例如，每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市场份额的增长情况、新产品的推出和市场反响等，证明企业在国有资产参股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
- 强调联想在带动产业链发展和就业方面的贡献。例如，联想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带动了上下游众多企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国有资产投入后产生的积极社会效益。
关于联想国有资产相关争议，各方的争议点及所依据的法律观点如下：
1. 司马南一方的争议及法律依据观点：
- 争议点：
- 质疑2009年联想控股的股权转让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认为当时的股权转让价格过低，与联想的实际价值不匹配，存在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并且对股权转让的对象选择（泛海集团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以及其与联想管理层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提出疑问，怀疑其中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 联想的发展战略偏离了技术创新方向，在国有资产投入后，未能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足够的突破和发展，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从长远来看可能影响了国有资产的价值实现。
- 法律依据观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的转让、处置需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并需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司马南认为联想2009年的股权转让在这些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没有充分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2. 胡锡进一方的争议及法律相关观点：
- 争议点：
- 认为将联想和柳杨放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严厉的主视角下考量需要谨慎。强调联想从中科院的全资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是当时的时代产物，从结果看，国资占比缩小，但成就了一个曾经的领军企业。
- 担心如果过度追究联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可能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
- 法律相关观点：胡锡进的观点并非主要从具体法律条款出发，而是从企业改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角度，认为对联想事件的法律评判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依据表面现象就认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他更强调要维护企业改制的历史成果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对法律适用的谨慎态度和对经济发展大局的考量。
3. 联想一方的争议及法律相关说法：
- 争议点：主要是反驳外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认为自身的股权转让等行为是合法依规的。
- 法律相关说法：强调2009年的股权转让严格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进行，经过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等程序。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在交易时实现了溢价，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合理的，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且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以此说明自身行为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
各方争议及依据根源分析
司马南一方
- 争议点：
- 2009年联想控股股权转让中，指出转让价格过低，怀疑存在贱卖国有资产情况。如对比当时联想市值与实际转让价格差距巨大。对受让方泛海集团与联想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存疑，质疑交易公正性，包括选择泛海集团的合理性以及其与联想管理层关系。
- 指责联想发展战略偏向贸易而非技术创新，在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相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差距明显。长期依赖外部技术，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风险，影响国有资产长期价值实现。
- 依据根源：基于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法律要求和公平交易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及相关法规出发，认为国有资产转让需严格审批、确保公平公正公开，联想的股权转让和企业发展战略未能满足这些要求，从而损害国有资产利益。同时，通过对市场价值的分析和同行业对比来支撑观点。
胡锡进一方
- 争议点：
- 谨慎看待将联想置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严厉视角，认为联想股份制改革是时代产物，改制后虽国资占比变化，但成就了领军企业。
- 担忧过度追究联想问题会打击民营企业家积极性，破坏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 依据根源：从企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考虑到当时国家企业改制的大环境和政策导向，认为联想的发展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更关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并非单纯从国有资产法律条款判断，而是从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层面考量。
联想一方
- 争议点：反驳国有资产流失质疑，坚称股权转让合法依规。
- 依据根源：依据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如强调2009年股权转让经过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等正规流程。以专业机构评估结果（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情况）和未受到中央巡视、国家审计署异议为证据，证明自身符合法律和监管要求，保障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争议依据根源的不同导致争议的原因
双方争议依据根源的不同主要在于视角和侧重点。司马南从国有资产保护的法律条文和具体交易、企业战略对国有资产价值影响的微观角度出发，严格依据国有资产相关法律对联想行为进行审视。而胡锡进从更宏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影响角度，考虑历史背景和企业改制的复杂性，对简单依据法律条文判定联想问题持谨慎态度。联想自身则从自身行为符合现有国有资产交易法律程序和监管结果来反驳质疑，这种不同视角和侧重点的差异导致了各方在联想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的激烈争议。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争议依据根源的不同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
- 司马南一方：将国有资产的经济价值实现和法律合规性作为核心价值判断标准。在其观点中，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后，企业有责任通过合理的经营和发展战略保障资产的增值，特别是在关键决策如股权交易环节，必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国有资产损失。对于企业的社会价值等方面，虽然没有完全忽视，但在判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经济价值和法律层面占据主导地位。
- 胡锡进一方：价值判断标准更为多元，除了考虑国有资产的价值问题，还充分重视企业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的价值。在他看来，联想在改制过程中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尝试，对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发展战略探索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意义。这种价值不能简单地被国有资产短期内的价值波动或单一法律条款的评判所掩盖，更关注的是一种综合的、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平衡。
- 联想一方：以符合既定的国有资产交易规范和企业运营的合法性为价值判断依据。认为只要在交易流程和企业发展过程中遵循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就实现了价值的保障，强调的是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合规价值。
对历史背景解读的分歧
- 司马南一方：在审视联想的发展历程时，虽然承认企业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但更强调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应放松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在他的解读中，即使在企业改制和经济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国有资产的交易和企业战略调整都应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增值这一底线，对历史背景的考量是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为潜在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开脱。
- 胡锡进一方：将联想的发展深深嵌入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制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认为当时国家鼓励企业探索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大背景决定了联想的发展轨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当时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和包容，而不是以当下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事件。
- 联想一方：在强调自身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也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推动科技企业发展和改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在但面对质疑时，可能更侧重于强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遵循的制度和流程，以此证明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合规性。
信息来源与解读的不同
- 司马南一方：通过收集公开资料、市场数据以及行业对比信息等多种渠道来构建自己的观点。然而，这种信息获取方式可能存在局限性，部分数据可能因获取途径和解读角度的问题而存在一定偏差，但他依据这些信息对联想行为的解读是基于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 胡锡进一方：凭借长期对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发展环境的观察与理解，综合各方信息形成观点。他的信息来源广泛且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政策解读和经济形势分析，对联想事件的解读是在这种宏观视角下进行的，试图从更全面的角度平衡各方利益和观点。
- 联想一方：主要依据企业内部资料、专业机构评估报告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审计结果等信息。这些信息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是最直接和权威的，但在公众争议中，可能会因信息透明度问题受到质疑，公众对企业内部信息的信任度可能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从而导致双方在信息解读上的分歧。
对企业发展战略理解的不同
- 司马南一方：认为企业发展战略应紧密围绕国有资产的核心价值提升，特别是对于科技企业而言，要将国有资产投入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以此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国有资产的长期价值。联想选择的“贸工技”路线被视为短视行为，忽视了技术研发对国有资产增值的关键作用，导致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技术瓶颈，影响了国有资产的长远利益。这种观点是基于对科技企业发展规律的理解，即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保障。
- 胡锡进一方：理解企业发展战略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综合选择。联想在发展初期选择“贸工技”路线有其合理性，在当时国内科技产业基础薄弱、市场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路线有助于企业快速积累资金、拓展市场和建立品牌，是企业在复杂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尝试。这种理解考虑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和适应性，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重点，不能单纯从后期结果否定前期战略选择的历史意义。
- 联想一方：自身制定“贸工技”战略是基于当时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做出的决策。从内部看，企业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盈利；从外部看，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内市场条件促使其选择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发展路径。在发展过程中，联想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战略，逐步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其对自身战略的理解是基于企业持续发展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视角。
对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关系的认知差异
- 司马南一方：强调政府监管在国有资产运营和企业重大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在国有资产参与的企业活动中，尤其是像股权交易这样的重大事项，政府监管应该更加严格和细致，以确保国有资产不被不当处置。对于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持谨慎态度，认为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来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当市场机制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时，监管要及时介入并纠正。
- 胡锡进一方：认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应保持一种平衡。在联想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在企业改制等方面给予了一定政策支持，同时市场机制也在推动企业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过度强调政府监管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活力，而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可能会忽视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质，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来评判联想的发展和相关争议。
- 联想一方：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同时接受政府监管。在股权交易等活动中，认为自身既遵循了市场的价值规律和交易规则，又满足了政府监管的要求。但在公众争议中，这种对市场和监管关系的认知可能与部分观点存在冲突，因为公众对市场机制是否完全公平地保障了国有资产权益存在不同看法，同时也对政府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不同理解
- 司马南一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和增值，特别是对于有国有背景的企业。联想在这方面如果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是没有履行好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此外，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引领等方面的不足也被视为对社会责任履行的缺失，因为这影响了国家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国有资产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 胡锡进一方：企业社会责任在联想这个案例中应从更广泛的层面理解，包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业机会的创造、国际市场形象的塑造等。虽然承认国有资产相关问题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不应忽视联想在其他方面对社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需要综合评估企业的整体社会责任表现。
- 联想一方：强调自身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履行了多方面的社会责任，如在就业、税收、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积极作为。对于国有资产问题，认为通过合法经营和发展已经保障了国有资产的价值，同时在其他社会责任维度也有良好表现，从企业自身角度对社会责任内涵有较为宽泛的理解，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积极行动。
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意义的认识差异
- 司马南一方：对联想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国有资产安全性和发展战略有效性存在质疑。在他看来，联想在国际业务拓展中的某些决策，如海外并购等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扩大了市场规模，但可能忽视了国有资产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国际市场波动风险等。并且，如果国际化发展没有以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和国有资产质量为导向，那么这种国际化可能只是表面的规模扩张，对国有资产的长期价值提升作用有限。
- 胡锡进一方：认为联想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崛起的一种尝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联想的国际化战略为中国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品牌建设、国际市场营销、跨文化管理等方面。这种国际化发展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具有积极作用，不能因国有资产相关争议而忽视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探索。
- 联想一方：将国际化发展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通过国际化，联想能够整合全球资源，获取更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努力平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际业务拓展的关系，认为国际化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国有资产长期增值的有效途径，在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商业规则。
对企业治理结构与国有资产关系的理解差异
- 司马南一方：强调企业治理结构应充分保障国有资产的权益。在联想的案例中，如果企业治理结构存在漏洞，例如董事会决策可能受到某些利益集团影响，导致对国有资产不利的决策，如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战略方向选择失误等，那么这就是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表现。这种不完善可能会为国有资产流失创造条件，因此需要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审视国有资产的安全性。
- 胡锡进一方：理解企业治理结构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联想的治理结构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承认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认为应该结合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当时的政策环境来看待。在评估企业治理结构对国有资产的影响时，要综合考虑其对企业整体发展的作用，避免单纯从国有资产保护的单一维度过度解读。
- 联想一方：认为自身的企业治理结构是科学合理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在股权多元化的背景下，企业治理结构保障了各方股东的利益，包括国有资产股东。通过建立健全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企业治理的框架内得以实现。
对未来企业发展与国有资产保护协调的期望差异
- 司马南一方：期望企业在未来发展中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调整发展战略向技术创新倾斜，完善治理结构以避免可能的国有资产流失漏洞。对于过去可能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国有资产在未来的企业运营中得到安全保障和增值，同时为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胡锡进一方：希望在解决联想相关争议时，能够找到一个既能保障国有资产合理利益，又能维护企业发展活力和民营企业家积极性的平衡点。在未来企业发展中，鼓励企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继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同时政府加强监管和引导，促进国有资产保护与企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 联想一方：计划在未来继续坚持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战略，同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加强与国有资产股东等各方的沟通与合作，确保国有资产在企业未来发展中持续保值增值，实现企业发展与国有资产保护的有机统一。
对国有资产评估方法和标准的看法差异
- 司马南一方：对联想股权交易等涉及国有资产环节中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和标准持怀疑态度。认为当时评估机构可能没有全面考虑联想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技术研发能力等隐性资产，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等因素。这些被忽略或低估的因素可能导致评估价值远低于联想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从而使转让价格不合理，国有资产在看似合规的评估流程下被不当流失。
- 胡锡进一方：理解评估过程存在一定复杂性和局限性，但强调应从整体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来看待当时的国有资产评估。在当时的市场和政策背景下，评估方法和标准是依据当时的普遍做法确定的，虽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不能完全否定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而且评估过程有相应的监管和备案程序，需要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来评判评估结果对国有资产价值确定的有效性。
- 联想一方：遵循当时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的评估方法和标准，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这些评估方法和标准是得到监管认可的，企业认为在评估过程中全面考虑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评估结果真实反映了股权价值，保障了国有资产在交易中的合理定价和保值增值。
对公众监督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重视程度差异
- 司马南一方：高度重视公众监督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中的作用。认为企业在涉及国有资产的运营过程中，尤其是重大交易和战略决策，应保持高度的信息透明度，以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监督国有资产的使用和流转。联想在这方面信息披露不足，导致公众对其行为产生怀疑，不利于国有资产在公众监督下的安全保障，因此呼吁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
- 胡锡进一方：认可公众监督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在监督过程中需要理性和客观。企业信息披露有其限度和规范，不能因公众的质疑就要求企业过度披露信息，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商业机密保护。在联想事件中，希望在保障公众合理监督的同时，避免因过度监督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平衡好公众监督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 联想一方：承认公众监督的合理性，但强调企业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商业惯例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来确定信息披露程度。在涉及国有资产的事项上，已经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如财务报告、重大交易公告等。然而，企业也面临商业竞争和保护商业机密的需求，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不能无限制地提高信息透明度。
对行业竞争环境变化适应性评价的差异
- 司马南一方：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看，认为联想在面对行业竞争环境变化时应对策略不足。随着科技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在核心技术竞争成为关键因素的趋势下，联想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变化，仍依赖传统业务模式，导致在行业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这对国有资产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竞争环境下，企业应该更积极地投入研发，改变发展路径，而联想的表现未能有效保护国有资产。
- 胡锡进一方：理解联想在行业竞争环境变化中面临巨大挑战，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竞争压力和应对策略。联想在长期发展中尝试了多种方式来适应变化，虽然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但不能忽视其在复杂竞争环境中的努力。而且行业竞争环境变化迅速，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历史背景和资源限制来评价其适应性，不能简单地以当前竞争环境下的不足来否定企业的整体发展。
- 联想一方：强调自身在行业竞争环境变化中一直在积极应对。企业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对新兴业务领域的探索，如在智能设备、数据中心等领域布局。在技术研发方面也在逐步加强投入，努力提升自身在新竞争环境下的竞争力，认为自己在适应行业竞争环境变化过程中保障了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为未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对经济转型时期政策利用与国有资产关系的理解差异
- 司马南一方：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利用政策的同时应更注重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增值。联想在改制、发展过程中享受了国家政策红利，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未能有效保障国有资产的质量和价值增长，就是对政策资源的不当利用。政策的初衷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国有资产更好地发挥作用，联想在这方面的表现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当国有资产面临可能的流失风险时，政策利用与国有资产保护之间的平衡应被重新考量。
- 胡锡进一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是为了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联想在这个过程中是积极响应政策并在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政策的实施有其阶段性和探索性，企业在利用政策时可能会面临各种复杂情况。虽然要关注国有资产问题，但不能忽视政策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及企业在当时环境下对政策的合理运用，需要从更宏观的政策实施效果和经济转型整体目标来综合看待。
- 联想一方：认为自身在经济转型时期合理地利用了政策支持，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方向，企业在遵循政策的同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国际化拓展等一系列战略行动。企业强调政策利用与国有资产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发展路径是符合政策导向和企业自身利益的。
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下企业战略调整对国有资产影响的观点差异
- 司马南一方：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如贸易摩擦、全球经济波动等情况下，认为联想的企业战略调整未能充分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例如，在贸易摩擦中，联想在海外市场布局可能使其面临更多风险，如关税增加、市场受限等，而企业似乎没有足够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降低这些风险对国有资产的潜在损害，战略调整缺乏对国有资产保护的前瞻性。
- 胡锡进一方：认识到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联想在战略调整过程中是在努力平衡各种因素。虽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忽视企业在复杂国际经济形势下的艰难抉择。战略调整需要时间和资源，而且要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应给予企业一定的理解和时间来完善战略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国有资产的影响。
- 联想一方：强调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下一直在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以保障国有资产。企业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例如通过优化供应链、调整市场策略、加强本地化运营等方式来应对贸易摩擦等问题。联想认为这些战略调整是为了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维持企业的稳定发展，从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战略调整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有资产保护的综合考虑。
对企业文化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作用的认识差异
- 司马南一方：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决策和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在联想的案例中，如果企业文化缺乏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核心关注，可能导致企业行为偏离这一目标。例如，若企业文化过于注重短期商业利益和市场规模扩张，而忽视长期的技术创新和国有资产价值提升，就会在战略选择、高管激励等方面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 胡锡进一方：理解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联想的企业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有其自身特点。虽然可能没有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单一的核心文化要素，但企业文化在促进企业国际化、多元化发展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在评价企业文化对国有资产的影响时，需要综合考虑企业文化的多方面内涵以及它对企业整体发展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企业文化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直接挂钩。
- 联想一方：强调自身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有着积极意义。联想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团队合作、客户导向等，这些文化要素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引导企业决策和员工行为，通过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间接保障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和国有资产保护的内在动力之一。
对企业金融化倾向与国有资产稳定性关系的看法差异
- 司马南一方：对联想可能存在的金融化倾向表示担忧。如果联想过度涉足金融领域，将资源大量投入金融业务而非核心科技业务，可能会导致企业发展重心偏离，增加经营风险。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下，这种金融化倾向可能使国有资产面临不稳定因素，如金融市场波动可能会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国有资产的价值稳定性，不利于国有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
- 胡锡进一方：认识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多元化经营的尝试，包括一定程度的金融业务拓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有自主的经营战略选择，但这种选择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他认为对于联想金融化倾向的评判需要综合考虑其对企业整体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地否定，但也需要关注金融业务对国有资产稳定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确保企业发展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 联想一方：企业在发展中开展金融业务等多元化经营是基于战略考虑。联想会强调其在金融业务方面有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这些业务是对企业整体业务版图的补充，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并且在开展过程中会注重平衡金融业务与核心科技业务的关系，以保障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进而维护国有资产的稳定，认为金融化倾向的说法过于片面，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战略规划和风险管控能力。
对国有资产监管动态调整与企业发展适应性的理解差异
- 司马南一方：强调国有资产监管应该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实践不断动态调整和完善。在联想的案例中，如果监管存在滞后性，未能及时适应企业发展变化和新出现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漏洞的出现。企业应该积极配合监管的动态调整，而监管的重点应更紧密地围绕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防止不当流失，确保监管与企业发展的变化相适应。
- 胡锡进一方：理解国有资产监管动态调整的必要性，但也指出这种调整需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发展连续性。在联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监管政策的变化应该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相协调。过于频繁或激进的监管调整可能会打乱企业发展节奏，影响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活力，因此要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同时，保持监管调整的适度性和灵活性。
- 联想一方：认可国有资产监管动态调整的大方向，但希望这种调整能够有更明确的指导和过渡机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实施战略规划。如果监管调整过于突然或缺乏明确的标准，企业可能会在适应过程中面临困难，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经营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期待监管调整能与自身发展更好地协同。
对企业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平衡对国有资产价值影响的判断差异
- 司马南一方：认为联想在技术发展路径上过于依赖技术引进，没有在自主创新方面投入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这种不平衡可能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长期来看会损害国有资产价值。技术引进可能会使企业在短期内获得产品升级，但从长远看，如果不能将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并创新，就会在技术上受制于人，影响国有资产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和价值提升。
- 胡锡进一方：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需要一个平衡过程。联想在早期通过技术引进快速提升产品性能和市场竞争力有其合理性，在一定时期内也为国有资产增值做出了贡献。但随着行业发展，他也认同企业需要逐渐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这种平衡的把握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和国际科技竞争形势，不能单纯指责联想在某一方面的不足，而应看到其在整个技术发展路径上的动态变化。
- 联想一方：企业会强调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方面一直有自己的战略思考。联想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注重对技术的整合和应用，同时也在逐步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在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资源，合理安排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比重，认为这种平衡策略有助于企业在保障当前业务发展的同时，为未来的国有资产增值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奠定基础。
对企业与产业链协同发展中对国有资产作用的理解差异
- 司马南一方：认为联想在产业链协同发展中应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的引领作用。如果联想在产业链中只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未能通过国有资产的影响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和发展质量，那么国有资产的价值就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一些关键零部件供应环节，若联想没有积极引导国内供应商进行技术升级，可能会导致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受限，从而影响国有资产对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
- 胡锡进一方：认可联想在产业链发展中有积极的一面，其发展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在国际竞争背景下，联想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有推动作用。虽然可以对联想在产业链协同中的国有资产作用有更高期待，但也要看到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产业环境下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产业链中所面临的诸多限制条件。
- 联想一方：强调自身在产业链中积极履行协同发展的责任。联想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技术标准制定、质量管控、成本优化等方面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同时，利用自身国际化优势，带动国内供应商拓展国际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认为国有资产为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支持和发展动力。
对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对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影响的看法差异
- 司马南一方：质疑联想内部激励机制的合理性，尤其是当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和国有资产增值情况不匹配时。如果激励机制过度偏向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而没有有效激励全体员工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努力，可能会导致企业运营效率低下。例如，过高的高管薪酬可能占用了原本可用于研发、生产改进等提升国有资产价值的资源，同时也可能引发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影响员工积极性，进而对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 胡锡进一方：理解企业内部激励机制设计的复杂性，它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竞争、人才吸引等多种因素。联想的激励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对吸引和留住关键人才有积极作用，但也同意需要审视其与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变化过程中，激励机制应随着企业战略调整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变化而不断优化。
- 联想一方：认为自身的内部激励机制是符合企业发展阶段和市场规律的。通过合理的薪酬、绩效和股权激励等方式，能够有效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企业经营业绩提升。在激励机制设计中，会考虑到国有资产股东的利益，通过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来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中对国有资产价值提升的认识差异
- 司马南一方：对联想品牌国际化战略在提升国有资产价值方面的效果存疑。如果在品牌国际化过程中，联想过度依赖低价策略或忽视了品牌内涵中的国有资产元素和国家科技形象，可能会导致品牌价值提升有限。而且在国际市场上，若品牌形象不能有效体现国有资产背景下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可能无法为国有资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提升，甚至可能在一些国际舆论和竞争中损害国有资产形象。
- 胡锡进一方：认可联想品牌国际化战略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在品牌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忽视其对国家经济形象和国有资产潜在价值的积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品牌国际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联想在这方面的探索为中国企业品牌建设提供了经验，对国有资产价值提升有长期的促进作用。
- 联想一方：强调品牌国际化战略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有资产价值的重要途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的品牌推广、高质量产品输出和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联想努力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为品牌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品牌国际化的成功又将进一步促进国有资产的价值增长，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