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宋庆龄取空孙中山抚恤金，支持毛泽东，33年后主席才知真相

1936年的一个寒冷冬日，陕北窑洞中的毛泽东收到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汇款——5万美元。这笔钱来得及时，解决了当时红军面临的燃眉之急。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笔款项的来源一直是个谜。毛泽东原本是写信向宋子文求助，为何最终收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巨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笔钱的来历竟然在33年后才真相大白。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笔神秘资金又经历了怎样的周折？而宋庆龄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切，都要从一封写于1936年的求助信说起......

一、革命事业中的伯乐与知己

1912年，在武昌革命政府任职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名年轻的革命者，正在为寻找救国之路而探索。孙中山对这位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印象深刻，两人就民主革命的前途进行了长谈。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与宋庆龄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宋庆龄正在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她注意到这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身上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

1922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派毛泽东前往广州，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这期间，宋庆龄多次接见了毛泽东，讨论革命形势。她发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见解独到，对革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宋庆龄亲自为他颁发了证书。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曾对宋庆龄说起毛泽东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宋庆龄牢记丈夫的这番话，此后一直密切关注着共产党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但宋庆龄坚持站在革命一边。1927年4月，她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指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这一举动，让她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

1928年至1935年间，虽然失去了直接联系，但宋庆龄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关注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她在上海的住所成为了地下党联络的重要据点，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5年秋，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宋庆龄通过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她激动地表示：＂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从青年革命者到成熟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成长历程中，既有孙中山的指引，也有宋庆龄的支持。这种革命情谊，为1936年那笔神秘款项埋下了伏笔。

二、艰难岁月中的默默援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一消息传到上海后，宋庆龄立即通过她的国际关系网络，开始为红军筹集援助物资。她将自己在上海的寓所改造成了一个秘密的物资中转站。

在上海租界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给了她一定的活动便利。她利用这一优势，多次在租界区内为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会面场所。她的住所成为了革命者们的临时避难所，不少地下党员曾在这里暂时躲避国民党的追捕。

1935年初，宋庆龄通过自己的外国友人网络，设法将一批医疗用品送往红军。这些物资被巧妙地伪装成普通商品，经过多次转手，最终通过地下党组织送到了红军手中。为了掩护这些行动，宋庆龄经常以举办沙龙的名义，邀请各国外交官和知名人士来访，以此掩护地下党人员的进出。

同年夏天，宋庆龄得知红军在长征途中物资匮乏的消息后，立即发动了一场秘密募捐活动。她动员了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内的多位国际友人，共同为红军筹集物资。这些援助虽然数量有限，但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对红军是极大的支持。

1935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见到了刚从陕北返回的美国记者斯诺。通过斯诺的口述，她第一次详细了解了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随后，她积极协助斯诺筹备去延安采访的计划，并为他提供了重要的联络渠道。

1935年底，宋庆龄收到消息，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她立即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条稳定的援助通道。她说服了几位在华外国商人，以做生意为掩护，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西安的秘密物资运输线。这条线路后来成为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输送物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1936年初，宋庆龄更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范围。她利用自己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声望，多次在国际场合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的围剿政策，为红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她还组织编译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通过国际友人在海外发表，扩大了红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为了确保这些援助行动的安全，宋庆龄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方式。她将援助分散成小额度、多批次的方式进行，并且经常改变联络方式和交通路线。这种周密的安排，使得这些援助活动在当时严密的特务网络下得以持续进行。

在这一系列援助行动中，宋庆龄从不留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文字记录，也很少向他人提及这些事情。她的这种谨慎和低调，为后来那笔巨额援助资金的秘密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一封求助信背后的深情厚谊

1936年初春，陕北气候依然寒冷。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为一个重大问题发愁。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急需资金购买军需物资和医疗用品。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致信宋子文求助。选择宋子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来宋子文在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二来他与共产党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这封信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转交。信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困难处境，希望能获得5万美元的援助。这个数额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约15万银元。

信件辗转到达上海后，却并未直接送到宋子文手中。当时负责传递的地下党员考虑到情况特殊，先将信转交给了宋庆龄。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宋庆龄收到信后，立即着手筹措这笔款项。她首先将存放在汇丰银行的孙中山抚恤金一次性提取。这笔抚恤金是她的主要生活来源，按照规定本应每月领取固定数额。一次性提取这笔钱引起了银行方面的注意，她便以要在美国进行投资为由解释过去。

但仅靠抚恤金还不够凑齐5万美元。宋庆龄随后联系了法租界的一家当铺，将自己在静安寺路的公寓进行典当。这座公寓是她在上海最重要的住所，也是多年来接待革命者的秘密据点。

为了确保这笔钱能安全送达，宋庆龄精心设计了转移路线。她先将资金分散存入三家不同的银行，然后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多个账户周转。最后，这笔钱通过西安的一个商人账户，成功转入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整个过程中，宋庆龄始终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她通过地下党组织传话，要求经手的每个人都必须严格保密。她甚至没有回复毛泽东的信，只是让转交人带话说＂事情已经办妥＂。

这种刻意为之的保密，使得毛泽东在收到款项时也不知道真正的资助者是谁。他只收到一张从西安转来的汇票，上面写着一个普通商号的名字。这笔及时雨般的资金，随即用于购买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医疗用品。

宋庆龄在此事上的低调，不仅体现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也显示出她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的老练和智慧。她深知，如果这笔援助的来源曝光，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更可能影响到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这笔资金的转移过程，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地下工作范例。参与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严格保密，甚至连资金的最终接收者都不知道真正的捐助者是谁。这种革命友情的见证，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珍贵。

就这样，一封写给宋子文的求助信，经过宋庆龄的周密安排，最终化作了一笔关键时刻的革命援助。而这个秘密，也就此被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四、三十三年后的真相大白

1969年4月，北京中南海。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单独留下了毛泽东，向他汇报了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这一谈话，揭开了33年前那笔神秘援助的真相。

原来，在1936年那个关键时刻，宋庆龄不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还动用了孙中山的抚恤金来支援革命。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当年负责传递这笔款项的地下党员已经离世，现在可以说出这个秘密了。

这个消息令毛泽东深受触动。他随即指示有关部门调阅了1936年的相关档案。通过查证，发现当时确实有一笔来自上海的巨额汇款，经过多次转手后到达延安。档案记录显示，这笔钱通过一个西安商号转入，但始终没有标注资金的原始来源。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段历史，相关部门走访了几位当年参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他们陆续提供了一些重要细节：当时宋庆龄将这笔钱分成三批转移，其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的马来亚银行中转，另一部分经由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周转，最后一部分则通过上海的一家外资银行操作。

更令人感动的是，宋庆龄为了筹集这笔钱，不仅典当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还变卖了一些珍贵的古董和字画。这些物品大多是孙中山生前收藏的，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她将这些变卖所得，全部用于革命事业。

在了解这些详情后，毛泽东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准备当面交给宋庆龄。信中，他对宋庆龄33年前的无私援助表示深深的感谢。但这封信最终未能送出，因为当时宋庆龄正在上海休养。

1969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这段历史。会议决定，将这个重要史实编入党史资料，但考虑到某些历史原因，暂时不对外公布。同时，会议还特别强调要照顾好宋庆龄的晚年生活。

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派人专程去上海看望宋庆龄。虽然谈话中没有直接提及1936年的事，但对她的关心和照顾明显加强了。组织上为她配备了专门的医疗团队，并在生活待遇上给予了特殊照顾。

这个尘封33年的秘密被揭开后，参与当年行动的幸存者们也陆续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为了掩护资金转移，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多位商界人士配合，他们以正常贸易为掩护，将这笔款项通过复杂的路线转移到陕北。

这些历史细节的披露，不仅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史实，也展现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厚情谊。从1936年到1969年，这个秘密经历了33年的沉寂，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浮出水面。

五、历史的见证：档案中的真情实录

1978年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一批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档案袋。这个档案袋里保存着1936年那笔神秘援助的部分原始单据，包括几张银行汇票存根和一些商号往来账目。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揭示了更多细节。其中一张1936年2月的银行单据显示，宋庆龄在上海汇丰银行的账户在同一天内有大额提现。另有一份典当行的契约显示，她将静安寺路的房产做了短期抵押。这些文件都经过了特殊处理，将关键信息巧妙隐藏在普通商业往来之中。

1979年，中央决定对这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档案部门派出工作组，分赴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收集相关史料。在上海，他们找到了当年经手这笔交易的一家银行的老职员。这位老人回忆说，当时确实有一笔数额巨大的转账，是分三次完成的，而且使用了多个账户进行周转。

在香港，工作组在一家老银行的档案室里发现了更多线索。1936年2月至3月间，确实有几笔来自上海的大额汇款经过这里中转。这些交易都以普通商业往来的名义进行，但金额和时间都与已知情况相吻合。

新加坡的调查也有重要发现。当地一家老字号银行保存着1936年的账簿，记录了几笔来自香港的汇款。这些资金在当地停留很短时间就转往他处，交易方式十分谨慎，完全符合地下工作的特点。

1980年初，中央档案馆又收到一批老同志捐赠的私人档案。其中包括一些当年参与接收这笔援助的同志写的回忆材料。这些材料记载，资金到达西安后，是通过一个茶叶商人的账户转入延安的。为了确保安全，这位商人将资金伪装成茶叶交易的货款。

在整理这些档案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份特殊的记录。这是一份1936年延安的军需物资采购清单，上面详细记录了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清单显示，这笔钱主要用于购买了医疗用品、御寒衣物和部分军用物资。

1981年，中央档案馆专门设立了一个资料室，集中保存这段历史的相关档案。这些档案包括银行单据、商业往来记录、参与者回忆材料等多种形式。每份档案都配有详细的说明，记录了相关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细节。

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一笔革命资金的转移过程，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从银行汇票到商业账簿，从私人书信到组织记录，每一份文件都见证着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革命者们的智慧和勇气。

随着这些档案的整理和研究，这段历史的面貌愈发清晰。那些看似普通的票据和账簿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革命友情的动人故事，也记录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