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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作为上世纪国民党政府的特殊机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可谓是广为人知。作为特务机构，“军统局”的存在于国民党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如今我国的许多抗日题材影视剧目中，“军统局”时常出现，但对于其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今日中国的大众却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军统局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可谓是一心抗战，在特殊战线做出了非常重大的成绩。但更多人却认定，军统局始终存在着重大立场问题，可谓是心怀叵测，实际并没有宣传中那么光彩。

军统到底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来看待军统人员在抗战中的贡献或错误呢？

“军统”，作为国民党最为人熟知的特务机关，全名实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该组织最初实际上只是老蒋为了加强军队政治素养教育设立，但后来在特务头子戴笠的指引下，逐渐发展为国民党最为庞大的特务机构。

军统局自建立之初开始，实际上便只由副局长戴笠一人掌控。而戴笠又只向蒋介石负责，实际上军统局也就是老蒋的私人特务机构而已。

出于一些政治上的考量，老蒋将权力大肆下放戴笠，最终铸就了国民党军统的赫赫威名。

根据后世掌握的资料来看，抗战后期军统势力达到巅峰。其正规成员人数分散全国数个战区，成员超过4万余人。仅仅其局本部工作人员，便超过了1500余人之多。

全国上下的军统管辖单位，足够七八百之多，电台数百。除却自身工作外，军统局还额外管理控制着运输、缉私、航运等诸多重要领域。这些部分配备的数万军队，实际上也听从军统局的统一管理。

此外，包括“忠义救国军”等一大批非正式部队，也归属军统局领导。

毫不客气的说，光是军统局手下的部队拉出来，便足以成立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数量上绝不逊色于某些国民党战区主力部队。

也正是因为组织极其庞大，军统局可以说是深入地参与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历史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份子，军统局在抗日一事上毫无疑问是有巨大贡献的。这个事实，我党从未有过否认。

自打国共正式开始二次合作，一致为抗日战争努力开始，军统局方面便开始投身抗日伟大事业。

作为特务部队，军统局彼时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情报、经济作战，并伺机破坏日伪政府的统治，尽可能将其赶出中国。

首先对军统人员而言，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便是进行间谍活动，盗取敌人关键作战信息。

只有打入敌人内部，获取大量关键作战信息，中国军队才能尽可能在军事力量弱势情况下扭转战局。军统上海站、南京站等一个个站点，在日军侵略时期通过各种手段盗取到了不少日军作战机密。

一些军统人员，还曾经为了获取日军轰炸情报，偷偷潜入日军机场。

而于此同时，军统方面译电工作成绩突出，也曾经拦截破获了日军大量机密电文。

例如最为大家所称道的，便是军统破获“日军奇袭珍珠港”情报。可惜美军方面没能重视此信息，这才有了后来的太平洋战争。

正是有了这些军统情报人员的舍生忘死，许多至关重要的日军作战计划才提前为中国军队所知，为我国抵抗日寇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一部分军统人员更是直接以游击队形势积极活跃，作为正规军以外的武装力量，坚持着抗日战斗。

例如1937年保卫上海过程中，戴笠手下的军统成员与杜月笙手下汇合，组建了人数多达上万人的“苏浙别动队”，配合正规军一起参与了上海保卫工作。

其大部在保卫上海、掩护正规军过程中牺牲。但仍有一部分人员残存，在上海扎根下来，继续进行着地下破坏活动。

当然，除却在谍报工作上的成绩外，军统在其他抗日领域也算是成效显著。

军统局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有两个，其中之一便是诛杀汉奸卖国贼。

自打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后，中日之间进入到了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中国大量国土沦丧。

在这片已经丢失的国土上，赫然冒出了大量的汉奸头子，成为了日本人欺压中华儿女的帮凶。

为了惩治这些败类，军统局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锄奸行动。

尤其是在上海等地，军统更是打出了中国人的威望，一段时间内使得日伪高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大批名头极大的汉奸，在军统不要命的袭击之下最终殒命。

例如军统天津站，在彼时的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的带领之下，华北伪政权委员长王克敏遭到刺杀，当场丧命。不久后，以青帮流氓身份投靠日本人的上海滩大亨张啸林，于家中遇刺身亡。

此外，包括汪伪政权军事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黄大伟、外交部长陈箓、交通部长李国杰、上海市长傅筱庵，甚至于警务副总监、特工大队长等一大批伪政权高管，全部都在军统人员的袭击下丧命。

就连上海伪政府的最高长官汪精卫本人，都在抗战过程中遭到了军统组织的暗杀。

陈恭澍为了暗杀汪精卫，甚至带人直接追到了越南河内，突袭了汪精卫住宅。由于袭击暴露，最终陈恭澍等人未能成行，但成功刺杀了汪的秘书曾仲鸣。

当然，除了这些高官之外，军统人员也不会放过那些一同作恶的“小鬼”。

日伪政府中大量中低层骨干，也都是军统特工们袭杀的重要目标。

根据日军方面的相关记载，仅是1942年上海遭遇的暗杀意外事件便高达3732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死伤。日伪政府内诸如特务机构、警察部门、银行部门的中层汉奸们惨遭血洗。

这还是在军统活动已经相对低调的1942年上海一地，整场抗战下来暗杀袭击日伪政府汉奸数量可想而知。

除了这些毫无疑问的外部汉奸分子，对于已经叛变投敌的军统人员，潜伏在敌后的军统特工们更是照杀不误。

例如，原军统上海站干将万里浪的心腹李岳，便是军统特工的重要制裁目标。这位老牌军统特工，跟随上级万里浪一同叛变，投身汪伪政府，担任了汪伪特工部队两租界行动队长。

鉴于其投敌叛国，出卖组织和战友，军统特工于1942年制定了清除李岳的计划。同年2月10日，军统特工将其击毙于上海青莲街路口。此外，原军统电讯处骨干李开峰，也是军统内部锄奸的重点对象。

这位国民谍战剧潜伏中叛徒李海丰的原型，利用电讯室出身，向日伪透露了大量机密，培养日伪电讯人员，对抗日战局造成了极大危害。军统特工积极锄奸，于1944年1月，将其于上海蒲石路击毙。

这些抗日锄奸活动，尽管比之正面战场似乎并不起眼，但却有效的打击了日伪势力，极大的激发了抗日民族希望。一定程度上，也对汉奸伪军起到了震慑，削弱了侵略者的力量。

在锄奸行动之外，军统人员在中日之间的“假币大战”、抢购物资行动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军统局一手策划制造了高达数千万的假币，大大扰乱了敌占区的经济稳定，对日伪政权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同时，军统人员在沦陷区或交战地区积极抢购汽油、生丝等紧俏产品，为抗日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事求是的讲，军统局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是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抹杀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做出抗日巨大贡献的同时，军统人员也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中国道家学术理念中，通常会将事物分成阴阳两面来看待，军统在抗日中的表现，实际上也能用两面总结。除却尽人皆知的正面作用外，实际上军统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还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的便是军统局对于我党力量的打击削弱。

作为老蒋的私人特务部门，军统局自诞生之日开始，实际上就和“防共”、“反共”有着紧密的联系。

尽管全面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老蒋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对我党的戒心。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老蒋与军统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我党，试图提前扼制我党发展。

在老蒋的指示之下，军统一边积极进行着抗战活动，一边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防共反共”行动。

自1937年8月开始，军统便开始了借助锄奸等罪名，对我党地下工作者进行秘密逮捕、暗杀行动。即便是那些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也长期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中，随时都可能被绑架和杀害。

老蒋不仅在国统区、敌占区内对我党成员积极展开秘密斗争，更是对延安大量输送资深间谍。军统汉训班这样针对延安的特殊培训组织，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

在这一时期，大量于国统区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惨遭军统分子毒手，或是被捕囚禁，或是当场就义。其中就连在八路军总部·担任高级参议的宣侠父将军，都被军统于西安秘密杀害。

江西上饶，贵州息烽、重庆瓷器口、重庆歌乐山、陕西西安、陕西咸阳等等国统区内，存在着大大小小几十处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而一旦被送入集中营，最终活着走出的人可谓是千不存一。

臭名昭著的重庆渣滓洞，更是在解放前夕将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士悉数屠戮，几乎没有幸存者。即便是我党延安核心，也时刻承受着威胁。

大肆残杀兄弟部队和兄弟政党，军统的行径简直称得上是丧心病狂。如此做派不仅让我党与万千百姓寒心，更重要的是大大瓦解了抗日力量，严重破坏了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不仅残害我党，实际上军统还积极筹划执行瓦解地方军阀的任务。在抗战过程中，军统积极渗透各方军阀部队，在大量地方指挥机关任职，执行着监视分化各地军阀的重任。

军统的监视掣肘，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大削减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毅力。

此外，据原军统少将站长沈醉透露，由戴笠执掌的军统实际上抗日初心也并不纯粹。

其锄奸行动虽然猛烈，但实际上也都提前做了选择规避。周佛海之流的大汉奸不仅不是军统的暗杀目标，甚至还与戴笠关系密切。

抗战时期，周戴二人不仅多有往来，积极组织所谓的中日高层“高级会谈”，商议中日和平。战后周佛海等人更是直接被安全保下，完全没有因为汉奸罪行收到处罚。

另一方面，军统还利用自身缉私等职权，大规模收敛国家财产与日伪政府进行秘密走私贩毒行动。戴笠借此赚取了巨量财富，为其花天酒地和反共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总的来说，军统确实在抗战中起到了一些成绩，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大量贡献。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军统局的局限，不能忽视其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破坏，对中国国家资产的损害，不能忽视其始终是老蒋手下的私人特务机构本质。

他们固然有过不小功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背后的不堪本质，看清其在抗战中的“双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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