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宗（Zhang Wenzong）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大选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活跃期，而政党竞争、选民诉求、利益集团分歧等问题，均通过大选折射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和外交决策上。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有五个维度可观察美国政治对其外交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大选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活跃期，而政党竞争、选民诉求、利益集团分歧等问题，均通过大选折射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和外交决策上。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有五个维度可观察美国政治对其外交的影响。

第一个维度是两党的权力之争。美国政治极化使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异常激烈。为进行更充分的选民动员，两党展现出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国内治理理念和国际观。民主党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对外则旨在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共和党坚持保守主义理念和民粹主义风格，对外则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单边主义倾向。

此次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展现出乐观的自由主义者形象。她和民主党营造的是美国经济繁荣、通胀下降、中产获利、弱者受助、多元文化代表美国未来的图景，宣传的是美国成功团结盟友伙伴有效对抗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的叙事，希望以此树立美国正在重振世界领导力、重新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心。因此，民主党给出的政策方案是延续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通过投资美国、联合盟友、支持乌克兰和北约削弱俄罗斯、强化印太战略以围堵中国来“重建美好”，并赢得大国竞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呈现给选民的则是一个悲观的保守主义者面目。他和共和党煽动美国选民对非法移民、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外部世界的恐惧，贩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焦虑。因此，共和党给出的方案仍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为口号的“美国优先”议程。这种方案强调在经济和国防上做强自己，驱逐非法移民，加强边境安全，通过在欧洲的战略收缩和在亚太的战略集中来对付中国这个主要对手。

第二个维度是族裔群体的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及其后裔对美国和祖籍国有“双重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群体希望美国实行对其祖籍国或祖籍地有利的政策，在一些情况下则相反。此次大选期间，巴以冲突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和大学校园激起涟漪，同情巴勒斯坦的群体和支持以色列的群体都因中东的冲突被动员起来。他们的抗议和游说活动既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

美国的阿拉伯裔作为民主党的选民基本盘，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同情，对拜登政府在军事上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非常不满。今年2月，聚集在关键州密歇根州的阿拉伯裔向谋求连任的拜登总统发出了明确的选举威胁，迫使拜登政府不断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促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减少平民伤亡，允许救援物资顺利进入，并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美国国内的犹太裔在是否全力支持以色列上是分裂的。正统派犹太裔及其各类族裔组织，与实力强大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携手，坚持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他们认为以色列不仅遭受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还面临着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美国必须捍卫以色列的安全。这些组织在施压拜登政府的同时，更主动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坚定支持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立场。为了削弱犹太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特朗普不仅批评拜登政府约束以色列的做法，而且抨击那些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裔“背叛了他们的信仰”。内塔尼亚胡政府则反过来利用共和党的支持，通过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试图把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完全绑定，从而变相向拜登政府施压。

第三个维度是民意的影响。政客塑造民意，民意也在影响政客，继而影响美国的选举和外交。针对延宕两年多的乌克兰危机，针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援助乌克兰，美国两党存在较大的分歧，而这背后是美国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

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民粹派认为，继续援助乌克兰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因为乌克兰无法击败俄罗斯，无法将俄罗斯军队赶出其占领的全部领土，美国应该做的是停止援助乌克兰，并施压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随着冲突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共和党选民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这实际上强化了特朗普的观点。

拜登和哈里斯代表的民主党认为，俄乌冲突已经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只要美欧持续援助乌克兰，俄罗斯会被击败，俄罗斯军队会被赶出乌克兰，而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民主党选民总体上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美国国内也没有出现反对援助和反战的抗议活动，这使民主党政府缺乏调整政策的国内动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希望看到特朗普重新上台，因此其在拜登政府的默许下采取攻势，派军队突入俄罗斯境内，以此向外界证明乌克兰仍有能力和意志击败俄罗斯。这不仅是寻求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更有影响美国民意和大选的考虑。

第四个维度是关键州的作用。位于美国“铁锈带”的三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是近年来影响美国大选结果的关键摇摆州。2016年，特朗普靠同时赢得三州赢得了大选。2020年，拜登又靠重建“蓝墙”得以入主白宫。2024年，两党对“铁锈带”的争夺异常激烈，而这首先影响到美国对外经贸政策。

拜登政府在2024年5月宣布大幅提高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声称要以此“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不公平竞争”，其中对中国电动车的税率从25%提高到100%，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提高到50%，对部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税率从0-7.5%提高到25%。“铁锈带”三州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钢铝，可以说，为赢得选举，拜登讨好该地区选民和工会的政策非常直接。

特朗普同样高度重视对该地区的争夺，竞选中多次威胁要对美国进口的所有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甚至更高的关税，甚至威胁取消给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特朗普还提名具有中西部背景、依靠《乡下人的悲歌》扬名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J.D.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而万斯同样展露出浓厚的右翼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由于美国“铁锈带”是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关键地带，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争相对中国诉诸贸易保护措施，使中美经贸关系沦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第五个维度是经济利益集团的态度。美国政治的本质是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既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也要服从于美国对外战略。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贸上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两党均在经济上推动对华“脱钩断链”，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国内引发利益冲突和政策辩论。

特朗普声称要实现所谓的美国“经济独立”，与中国“彻底脱钩”，共和党鹰派也叫嚣对中国发起新冷战。这股势力试图全面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对与中国有经济联系的跨国公司、华尔街等利益集团采取更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态度。和中国有经济关系的企业，包括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曾游说特朗普政府取消对华关税，但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些与中国大陆没有经济联系或联系较少的美国军工企业、本土制造业集团等则支持特朗普升级与中国的对抗。

民主党主张的对华“去风险”是一种“有限脱钩”或“逐步脱钩”，其推动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政策旨在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尤其是限制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对于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民主党认为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共和党那样极端的限制性政策。这些跨国公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能在此次大选中更青睐民主党候选人而非特朗普。

以上五个影响美国外交的维度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例如，美国的汽车业利益集团位于“铁锈带”的关键摇摆州，因此在大选中成为极重要的、直接影响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集团。美国的阿拉伯裔、犹太裔团体既是美国的族裔组织，又是可能代表部分民意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选民群体在影响政党，而政党也在塑造他们的政治倾向。每次美国大选都是政党候选人竭力争取选民多数、争取选举人票多数的政治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竭力按照自己的意图影响选举，继而影响政策的辩论和制定。那些位于关键摇摆州、能在两党激烈竞争中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利益集团，将获得与其实力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