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2月底，郑文翰接到命令，前往解放军总干部部报到。在那里，他得知自己将被调派到彭德怀身边，担任秘书工作。
3月3日，郑文翰前往居仁堂，与当时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会面。肖向荣态度友好，直接问道：“路扬同志（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已经和你交流过了吧？你的看法如何？”
郑文翰坦言：“我在整理资料和撰写文章方面，经验还不够丰富，担心自己可能无法胜任。”
肖主任先鼓励了他一番，接着详细说明了军委直属队和办公厅的现状。最后，肖主任表示，具体安排要等彭总回来再定。五天后，郑文翰终于见到了彭德怀。两人简单交流了几句，彭德怀便继续投入工作中。
彭德怀对郑文翰有深入的了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郑文翰展现了卓越的能力。
【郑文翰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1年1月，郑文翰被任命为47军139师政治部副主任。同年2月，139师接到命令，随军前往朝鲜战场参与抗美援朝战争。
139师在接到指令后，立即中止了在湘西地区的剿匪任务，迅速将分布在八个县的兵力集中起来，并命令所有部队于2月15日向长沙集结。部队到达长沙后，郑文翰立即展开“三视”教育，即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此外，部队还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密集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做好了初步准备。
1951年4月，第139师抵达朝鲜后，立即投入到顺安机场的建设工作中。虽然不在前线直接参与战斗，但工程任务同样充满挑战和危险。根据郑文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日记记载，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伤亡情况并不比前线轻松。
这些工程都是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他们不分昼夜地紧张施工，但刚建好的设施往往在美军空袭中瞬间被毁。面对这样的打击，战士们没有退缩，而是反复重建，一次又一次地修复。然而，许多年轻的生命在敌人的轰炸中永远地消逝了。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作战，139师在五月底成功达成了预定目标。
开城曾是朝鲜的历史名城，但在战火中遭受重创。面对这一景象，郑文翰于9月24日创作了《开城》一诗，表达了他对这座古城的感慨。
曾经的松都何等昌盛，如今却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如今只剩下城边的溪水静静流淌，昔日辉煌的敬德宫也只剩荒草和枯柳，见证着昔日的荣光与衰败。
1953年2月，郑文翰被调任为139师干部部的副职领导。同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正式签署。到了1955年1月，郑文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的负责人，主要职责是协调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停战委员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任务完成后，他很快接到命令，返回国内。
刚回到国内不久，郑文翰就接到了调令，要求他立即前往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报到。他被任命为彭德怀的参谋，主要负责处理秘书事务。
彭德怀的办公室团队由五人组成，包括主任王焰，参谋王亚志和郑文翰，以及一名机要秘书和一名保密员。郑文翰在刚上任时，主要职责是审阅和研究涉及军队政治工作及干部管理的电报和文件，同时处理来访信件中提出的问题，并及时向彭德怀汇报。
9月28日，郑文翰出席了在中南海礼堂举行的国防部军衔授予仪式，正式晋升为上校。
【郑文翰从彭总身上学到的东西】
担任彭德怀的秘书期间，郑文翰逐渐掌握了领导的工作习惯，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通过与彭德怀的日常接触，他深入了解了首长的性格特点，并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知识。这段经历不仅让郑文翰熟悉了首长的行事风格，还使他在处理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他学会了如何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在实践中提升了自身能力。这些收获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1955年8月16日，彭德怀出席了一场关于全军作战预案和兵力部署的会议。他在发言中强调：“在合成兵种作战和技术应用上，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有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处理。这种讨论并不意味着‘反对苏联’。”
彭德怀在了解了苏联顾问推荐的“6小时一贯制”后，决定不照搬这套做法。这种制度要求每天上午集中授课6小时，下午则安排3小时的自习时间。虽然苏联方面认为这是种高效的教学模式，但彭德怀认为并不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需求，因此没有采纳。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士兵们必须在凌晨5点起床，尤其在冬季，前两节课还得开灯照明。自1955年开始，军事学院战役系的一些将军就写信给彭总，对这种安排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的规定。
彭总虽然觉得“6小时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为了谨慎行事，他在1955年10月派安东——当时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随团前往苏联执行任务时，特意叮嘱他顺便考察一下苏联推行这一制度的原因。
11月，安东从苏联回来，向彭总报告了当地的教育情况。他提到，因为战后住房短缺，苏联部分学校采用了一种特殊的上课方式：上午一批学生上6小时课，下午换另一批学生再上6小时，课后各自回家自习。这种安排让一套教室和设备能同时服务两批学生，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不过，安东也指出，这种做法并未在苏联所有学校普及，而且我国派往苏联的军事和地方院校的留学生，也并非全部采用这种“6小时一贯制”的教学模式。
彭总深入了解这一制度的具体情况后，发现中国的军事院校并没有采用一套教学设施在一天内供两个班级轮流使用的做法。基于这一发现，他决定对该制度进行改革。
一位学院的管理者明确表示：“只要我还在这个职位上，学院现行的‘6小时一贯制’教学安排就不会有任何变动。”
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特意与他进行了交流，指出：“‘6小时一贯制’并不意味着连续6小时就一定更好，分两次上课效果就不行。我们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而不结合自身实际，不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缺乏进取精神。”
在彭德怀的推动下，这项与中国军队实际情况不符的规定最终被取消。彭总经过深入调研，发现该制度并不符合我军建设需求，于是果断采取了废止措施。这一决策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部队管理的问题，为军队发展扫清了障碍。
郑文翰作为彭德怀的贴身秘书，经常随同领导进行实地考察。1957年8月，他跟随彭德怀前往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等城市，进行军事地形和战略要点的实地调研工作。这次行程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些地区的战略位置和军事部署进行全面评估，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参考依据。在这次考察过程中，郑文翰不仅协助彭德怀处理日常事务，还参与了相关军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工作。
在出发之前，他特别向郑文翰和其他工作人员交代了几点注意事项。首先，他强调无论去学校还是军营，都要住在普通干部或士兵的宿舍，不要选择招待所，避免打扰地方政府的领导。其次，他要求各单位不要安排人到车站迎接，只需派一名管理员引路即可。最后，他坚持乘坐普通火车，和一般乘客同坐，不允许单独安排车厢。交代完这些，他还让郑文翰把这些要求传达给。
12日，彭总乘火车到达张家口站。刚下车，他就看到当地驻军的领导已经在站台上迎接。彭总立刻板起脸，显得很不高兴。他直接质问：“之前不是说了不用来接吗？为什么还是来了？这样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这时，一名随行记者想给彭德怀拍张照。彭德怀一向不喜欢拍照，他直接回应：“拍我干啥？去拍那些真正付出努力的普通人和英雄们吧，他们才是值得记录的！”
8月23日，彭德怀前往山西检查弹药储备设施。他发现仓库位置过于显眼，建筑间距过密，且缺乏植被掩护，立即表现出强烈不满。他当场质问随行官员，强调必须追究仓库规划与批准相关人员的责任。
据郑文翰回忆，彭总平时很少如此动怒，这次发火让在场的其他领导都感到压力很大。
彭总在检查北戴河附近新完工的国防设施时，发现部分坑道内垃圾堆积、环境潮湿发霉，通风和供水系统也达不到战备标准。他立即提出批评，质问道："如果这是你们自己的东西，你们会这么随意处理吗？"
这句话一说完，主管人员立刻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脑袋。
彭总每到一处，发现有问题就会立即指出，并要求相关责任人迅速处理。有一次，他在东北的一个靶场视察时，注意到周围建了许多钢筋混凝土的横梁和柱子。经询问得知，这是苏联专家的提议，目的是防止弹片飞散。
然而，彭德怀对此项目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典型的资源浪费。他当场严厉指责相关人员缺乏思考，称他们为"思想上的懒汉"。随后，他指示时任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的涂锡道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并要求相关人员从中吸取教训。
彭总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密集，时间被充分利用。他从不把精力花在听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恭维话上，而是专注于思考如何提升军队的整体建设水平。
【彭老总“廉洁、简朴”】
彭德怀同志始终坚守清廉原则，并期望身边人员同样保持这种意识。有一次，他在乌石进行调研时，当地的生产队长赠送了一罐蜂蜜。当时，郑文翰没有立即向彭德怀汇报这件事。直到数月后回到北京，彭德怀才得知这一情况。
彭老总对此事极为不满，他指示郑文翰马上给乌石大队的领导发信，解释原本打算退回蜂蜜，但由于邮寄不便，所以改为寄送30元作为补偿。信中特别强调了“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合理进行资金储备，是确保人民公社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一观点。
另一次，彭德怀从延安返回北京，发现飞机上堆着几袋红枣、小米和土豆，马上问：“谁放的东西？”并让警卫员赶紧搬下飞机。延安的负责人连忙解释，这些土特产是托彭总带给中央领导品尝的。彭德怀听完，没再继续追究。
1959年，随着庐山会议的结束，郑文翰和其他工作人员接到了新的工作安排。9月11日这一天，郑文翰与王焰一同前往向彭德怀辞行。
郑文翰在1955年至1959年间，担任彭德怀的秘书。在这四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重要时刻。在外界看来，彭德怀大多时候出现在战场或军事项目上，但在郑文翰眼中，彭德怀更像是一位导师和长者。在工作之余，彭德怀喜欢通过阅读和棋艺来放松自己。
彭德怀的棋艺伙伴涵盖了各个层级，从朱德总司令到普通工作人员。对弈时，双方保持平等姿态，既专注又轻松。据郑文翰回忆，高瑞欣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也是彭德怀的棋友之一。
起初，彭老总在棋局中占据上风，但随着时间推移，高瑞欣逐渐追平了比分。由于高瑞欣个子较矮，一次彭德怀落败后，便打趣地对他说：
小高下棋技术一流，但身高却始终停滞不前。
高瑞欣没有犹豫，马上回了一句：
尽管你在对弈中胜过我多次，棋技明显优于我，但你的身高优势并不显著，咱俩相差无几。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不久之后，高瑞欣奔赴朝鲜战场，在志愿军司令部任职仅十余天，不幸于1950年11月25日遭遇美军空袭，壮烈牺牲。
得知这一情况后，彭老总心情沉重。当跟随他四年的郑文翰等人即将离去时，彭德怀动情地说道：“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衷心感谢你们！”
临别之际，彭德怀亲自将客人送至办公室门口，彼此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
【郑文翰擢升为中将】
1959年10月，郑文翰在结束与彭德怀的工作关系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萧华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一职务调整标志着他在军事系统内的新职责和角色转变。
在萧华办公室任职期间，郑文翰不仅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还承担了撰写和修订文件及重要会议发言稿的任务。1962年，他被任命为该办公室主任。
1975年10月，郑文翰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同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由于办公室主任职位空缺，另外三位副主任也不在院内，郑文翰临时负责办公室的全部事务。到了1978年5月，他正式升任为军事科学院办公室主任。
1982年12月，郑文翰被提拔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在宋时轮院长和梁必业政委的指导下，他负责干部轮训班的研究工作，同时主管组织计划部。1985年11月30日，郑文翰正式接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一职，与政委王诚汉等人共同出席了院领导班子的交接仪式。
会议期间，宋时轮与梁必业分别作了发言。会议结束后，宋时轮完成了《军事科学院十三年工作回顾》的撰写，梁必业则完成了《关于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的写作。他们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提供了关于军事科学院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指导。
1988年9月，郑文翰晋升为中将。两年后，即1990年4月，他达到了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龄。当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解除他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职位。离开领导职务后，他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退休后，郑文翰撰写了多部回忆录，包括《郑文翰日记——解放战争》、《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时期》以及《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1998年10月6日，他特意前往湖南湘潭，参加彭德怀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彭德怀的历史地位与彭德怀研究》的演讲。
2006年1月8日，郑文翰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