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称汗，这在蒙古史乃至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成吉思汗分封功臣，实行了具有草原特色的分封制——千户、万户与诸王制。
创造了蒙古文，制定了法律制度。征服了林木中百姓和畏兀儿政权。从此，部落林立的蒙古草原的统一才得到巩固，蒙古族才成为经济、风俗、语言、制度相统一的民族。
1206年春，铁木真从阿尔泰山前线回到了蒙古乞颜部的发源地斡难河源头。自1200年铁木真与义父王汗相会于萨里川、联兵讨伐东方各部以来，铁木真先后平定了泰赤乌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札答兰部等几个强大的部族，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界壕，北至林木中百姓居住的边缘地区，已经没有人再与铁木真抗衡了，辽阔的蒙古草原实际上已经成为铁木真的一统天下。
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忽里台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归附了铁木真的诸部族首领和各级那颜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可汗，铁木真告天即位，“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汗”。
蒙古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是从成吉思汗时开始的。
成吉思汗是铁木真的群臣商议、共上的尊号。这一称号的含义究竟何在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史集》的解释是‘成’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是这个词的复数，它与哈剌契丹的伟大君主所带的古儿汗〔称号〕是一个〔意思〕，都是强盛伟大的君主之意。”
多桑《蒙古史》认为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的意思。其中的注解说：“蒙古语xchink犹言刚强，guiz表示多数之语尾助词。汗为可汗之缩称。”
中国史学界认为成吉思一词，亦即表示铁的性质的强硬之意，以其在人，可以理解为强大。成吉思汗的“汗”与匈奴族的“单于”，柔然、突厥、回纥的“可汗”（合罕）意思相同，将“汗”解释为汉语的“皇帝”或“天子”。
1206年的忽里台不仅确定了“成吉思汗”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确定了这个新政权的国号：“大蒙古国”。这里沿用的也是北方民族以族名为国名的传统，它标志着蒙古族已经实现了对草原各族的政治统治。
此后，蒙古族就从这里出发，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世界，一个以征服战争为乐趣的蒙古骑兵很快就降临到欧亚大陆了。
蒙古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漠北草原长期的割据混战局面，铁木真已经成为整个草原的主宰。但是旧有的部落制度已经不适合这个新生的帝国，创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是成吉思汗建国后面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
成吉思汗第一个制定的就是千户制度
成吉思汗所编制的九十五个千户，除去少数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打破了原来氏族、部落的界限。使同族结合而成的千户，也并非纯粹的血缘亲族关系，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不属于本氏族血统的奴隶和属民。在征服战争中，成吉思汗为了防止被征服者的反抗，故意打破氏族界限，对投降或俘虏的人们重新进行编制，或分别赏赐给作战有功人员。因此在建国后编制千户时，只有少数千户还保留了原来的氏族系统，有的还是因为有突出贡献或身为驸马等，经过请求由成吉思汗特别许可才使其率领本氏族军队的。这就基本上打破了按血缘关系组成的原始氏族，而变成了按地域编制的军事行政组织。
千户制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
千户制是一种层层隶属的军事组织，成吉思汗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成员——成吉思汗的诸子侄、诸弟被封为宗王，他们可以完全支配分属于自己的各级那颜。
那颜们对汗和诸王则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他们被委任为管理军队的军事长官。国家按千户签派军队。凡十五岁至七十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都要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器、粮草，由本管那颜率领出征。他们既是牧民，同时又是战士。
成吉思汗通过这种千户制，把蒙古族的成年男子按十进位编制在十户、百户、千户中，有利于迅速动员后备兵员，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动。
这种千户又是蒙古各地的行政组织，千户那颜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的职衔是世袭的，各千户所管的百姓都登记在户口册上，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不准变动。
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之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严厉惩治。
蒙古那颜在其千户、百户内类似于一个专制君主，依照札撒和习惯法对属下人民执行审判。在汗的屯营里虽没有特别审判官，但是在‘草原里’，一切审判事件，似乎都是由那颜——千户长来裁决的”。千户长对于其所属人民，既有军事指挥权、行政统治权，又有法律制裁权，这就大大加强了全国和地方的治安，加强了汗王和那颜贵族对蒙古牧民的统治。
同时，这种千户又是一种经济组织，按千户分配驻牧的范围，以千户、百户、十户为单位进行畜牧和狩猎，并规定了各千户、百户、十户对国家和诸王贵族应负担的贡赋和徭役。
成吉思汗的近卫军 怯薛军
成吉思汗分封完千户、万户之后，马上着手扩建中军护卫。蒙古语“番直宿卫”汉语音译为“怯薛”，因此中军护卫又称怯薛军。由于怯薛军分四班轮番入值，习惯上称为四怯薛。其中的护卫人员称怯薛歹，复数作怯薛丹。正在执行任务的护卫人员叫怯薛者，从事宫廷服役的怯薛歹称为怯薛执事。
成吉思汗规定了怯薛歹的选择，怯薛的编制，四怯薛的具体任务，以及新老怯薛歹和执行任务的怯薛者的政治待遇，都做了明确规定。
成吉思汗明确规定了怯薛军的人数：“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卫，七十人做护卫、散班。如今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选一万人做者。怯薛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负责夜间宿卫，一部分为带弓箭的散班，又称“箭筒士”或“弓箭手”，一部分负责白天侍卫，三部分合为一万人。
随后成吉思汗又宣布了选择怯薛歹的办法和标准：从万户官、千户官、百户官、十户官及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成吉思汗十分注意怯薛歹的出身成分，规定主要从各级那颜贵族及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自由民中选择，目的是保证这支队伍的可靠性。选择的标准则是有技艺、身强体壮、身材端好，适合到大汗跟前工作的人，目的是挑选能征善战的精锐，借以增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成吉思汗还规定，这些怯薛歹不仅本人被编入怯薛军，还规定要根据出身的不同，分别带弟弟一人，伴当若干人。这些怯薛的弟弟与其兄长一起入卫，有见习的性质，作为一支后备力量。伴当的意思就是仆从的意思。而怯薛的伴当则只能充当随从和后勤人员。这样一来，中央怯薛军的人数实际上已不是一万人，而是共达数万人之多。
这些人所需的马匹、物资，从各千百户的民户中征收马匹、财物，作为怯薛及其从者的装备。同时，其“父分与的家财，并自置财物人口”，也要作为服役期间的自备物资。充当护卫，实际上是各级那颜和白身人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但当了怯薛，则可免除其差发杂役。成吉思汗强调指出：如果有人违背以上规定，“加以罪责”。被选为怯薛歹的人若躲避不来，可另选别人。但对于逃避者则要处以刑罚，流放到人们看不见的远方。假如有人自愿充当怯薛，不能有人阻止。
成吉思汗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各千百户根据成吉思汗的旨意，先从各百户、十户官的儿子中挑选出一批人做宿卫。从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支拥有万名怯薛歹的护卫军，其中有一千宿卫，一千散班（弓箭手），八千侍卫。
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即为一品官。
成吉思汗规定，怯薛军的主要职责有三个：一是护卫大汗的金帐；二是战时在前为勇士，充当大汗亲自统率的作战部队；三是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成吉思汗建立的大中军既是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又是一个分管中央日常事务的行政组织，怯薛已发展成为蒙古国家中枢的庞大的统治机构。
成吉思汗规定了严格的护卫制度，包括轮班、交接班制度。护卫的分做四班。这就是《蒙古秘史》所说的四怯薛长。
成吉思汗要求，凡值勤之日，各怯薛应点齐其所属之怯薛，入为护卫，“宿三夜一次交替”。弓箭手、侍卫及厨子等人负责白天的护卫和后勤工作。日将落时，交班给宿卫，“带弓箭的将弓箭，厨子将器皿，各分付与宿卫的人”。他们则到外面住宿，宿卫则于大汗住处住宿。到第二天早晨大汗进汤时，在外住宿的弓箭手、侍卫们、司厨者，要坐于聚马处等候，并告诉宿卫者。等大汗进汤后，负责白天工作的人们则要“都入来依旧各管自的职责”。“各怯薛者，各遵此制，依此例而行之”。每个怯薛者，都必须认真遵守此项制度，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这些宿卫人员不仅要负责保卫大汗，跟随大汗一起出征狩猎，还要负责汗廷的衣、食、住、行，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和行政事务，甚至还要参与掌管刑罚。怯薛长则要协助大汗处理国家机务。因此怯薛军不仅是一支大汗的亲军，而且也相当于国家的中枢行政机构。证明当时大蒙古国初期中央机构还很不健全，还未设立分掌兵、刑、钱、谷、内政、外交的相应机关，因此怯薛军成为一个总揽中央日常的无所不包的最高机关，它在蒙古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大汗直接掌握着这样一支最强悍的亲信军队，就可以大大加强大汗的权力，保卫大汗的安全，借以制约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那颜贵族。同时，这又是一种质子制度，各级那颜的子弟被征入护卫军，等于是充当质子，它有助于成吉思汗更牢固地控制各级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使他们将自己子弟的安危与大汗的安危联系在一起考虑，更乐于为保卫中央效力。同时，怯薛军又是成吉思汗培养各级首领的学校，对各级贵族子弟也有很大吸引力。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氏族贵族相互争战之后，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最高的汗权，对巩固新生的统一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也是成吉思汗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有力工具。
制造文字，颁布成文法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蒙古军人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掌握金印和钱谷。
乃蛮灭亡时，塔塔统阿怀揣金印逃走了，但很快又被擒拿了。铁木真问他：太阳汗的人民、疆土都属于我了，你怀抱一颗大印跑到哪里去呢？塔塔统阿回答说：这是为臣的职责，我想寻找故主交给他，并无其他打算。铁木真称赞他忠于所事，同时又感到十分惊奇，问：这颗金印有什么用处？塔塔统阿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铁木真以为这种办法还不错，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即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种文字，这就是元朝人所说的“回鹘文字书”。从此以后，蒙古国的文书，“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在蒙古本土还是“只用小木”。
“回回字”就是指“回鹘蒙古文”，虽然忽必烈时曾让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但元朝灭亡后就基本上不用了，
但回鹘蒙古文经过14世纪初年的改革，更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
蒙古成文法——大扎撒的颁布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由于蒙古族还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但经过多少代的发展，在蒙古族内部也有自己的习惯法，蒙古人称为“古来的约孙”。后来产生了阶级，出现了贵族和可汗，他们的言论、命令就被当做“法令”“军法”，蒙古人称之为“扎撒”。
在1203年，铁木真战胜克烈部之后，就曾召集大会“订立完善而严峻的法令”。但当时蒙古还没有文字，这些“法令”也只能口耳相传，很难说什么“完善”。那一次不过是“宣布号令”而已，而制定完善的法令，公布成文法，还要在创制自己的文字之后。
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时就命令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青册，这是蒙古族正式颁布成文法的开端。但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扎撒大典》却是十几年之后，在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制定的。
1219年，“成吉思汗高举征服世界的旗帜出征花剌子模”，临出师前，“他召集了会议，举行了忽里勒台，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做了规定”。这就是《扎撒大典》。
现在，《扎撒大典》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还片断记载了其中一部分条款。
在蒙古社会中，大汗、合罕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用不着用仁义道德来规定自己的行为，按当时的习惯，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就是记录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一切是非功过都以是否符合大汗的利益和情感。
成吉思汗的法律规定了各类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规定时的处置办法，如规定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回去后要实力奉行，管好自己的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里，不听训诫，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妇女在其丈夫出去打猎或作战时，应当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应当担负男子在家时所负的任务。禁止任何一个执事者将自己的职务擅自移交给别人，擅离职守者处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
成吉思汗的法律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继承权，尤其是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如其中规定：“犯寇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有时则“罚充八鲁军（类似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轻者，没其资之半。被盗马匹在破获之后，即应以九匹相同毛色的马匹归还原主。如无偿还能力，可收其子女相抵，如无子女，应处死刑。在这里，犯人的子女、生命只相当一匹马。成吉思汗法律还规定：捉获逃奴、俘虏而不归还其主者，处死。
成吉思汗的法律反对某些落后的、损人利己的意识，提倡急功好战。其训言曾说：“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教戒子弟勿使忘本。
成吉思汗的法律中还保留了一些蒙古部落后的习惯和宗教色彩，如规定不许洗涤衣物，认为洗后晾晒天将发怒，引起雷击等等；不能说吃食是不洁的，什么东西都应该吃；吃食而噎者拉出去处刑；“严禁溺于水中，或灰烬上，严禁跨火、跨桌、趴碟”等；父亲死后，儿子有权决定其庶母的命运，除生母外，可将其庶母收为妾或送给他人等等。
对贵族宽容是成吉思汗法律的一个明显特点，他规定一些那颜贵族享有“九次犯罪，不要罚”的特权。那颜对其属下则可以“随意处分财产，且得处分其身体”。并规定对亲者、近者以及神职人员都可以采取优待措施：“若有违号令者，我认得的，便拿将来；不认得的，就那里典刑了。”
认识可汗的人，要交可汗亲自处理，从轻发落；不认识可汗的人，一旦违反号令，则要立即“典刑”。
对宗室亲属的处理则更加宽大：“我们的宗族中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扎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
第二次违犯者，可按成吉思汗训言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带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做出决定来处理他。”
成吉思汗说：“如果我的宗族中有人违背了扎撒，在未经与全体长幼兄弟们商议前，不得戕害他的生命。”法律惩罚的轻重，不是看罪过的大小，而是看与可汗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与中原封建法律中的议亲、议贵、议功、议贤等“八议”具有相同性质。
建立审理机构，完善相关制度
军队和监狱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成吉思汗确立千户制、扩建怯薛军，主要是加强军队建设的话，那么他宣布各种号令，颁布大扎撒，则是创建法律制度。法律既需要有人制定，更需要有人贯彻执行，因此“治政刑”的“断事官”首先从无所不包的怯薛军中分化出来，成为蒙古国最早的一批专职官员，于是审判机构、监狱应运而生了。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说：成吉思汗时，“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断事官”蒙语称为“札鲁忽赤”，汉语意为审断案件者。早在1202年灭塔塔儿之后，铁木真就曾让其异母弟别勒古台“整治斗殴盗贼等事”
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分封千户、万户，对一些立有特殊功劳的人格外嘉奖、赏赐时，让诃额仑夫人的养子失吉忽秃忽宣召博尔术、木华黎等人，失吉忽秃忽说：博尔术、木华黎等，他们的功劳比谁多呢？为什么先赏赐他们？我出力也不少，因何不先降恩于我呢？我还在摇车中时，还在尿裤子时，就在您的国中了，直至颔下生了这么多胡须，从来没有三心二意，没有失误的地方。诃额仑母亲让我睡在脚后，当儿子养育我；您让我睡在身旁，当弟弟照看我。今天我们建立了大蒙古国，您将如何降恩于我呢？
成吉思汗听他这么一说，就没有立即宣召博尔术、木华黎等，只好先发出一道旨意，对失吉忽秃忽进行封赏：“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用处罚。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您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可自己判断。凡你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
于是失吉忽秃忽被任命为大蒙古国的第一个专职官员——大断事官。这个大断事官不仅掌握全国的司法大权，而且掌握全国的户口青册，掌握财赋大权，同时还有权与大汗直接拟议，他所发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性质，别人不得更改。于是大断事官成为兼管司法和财政的官职，被人们称为“国相”，与中原的丞相一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汉人就称失吉忽秃忽为“胡丞相”。直到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元朝设立大宗正府，大断事官才专主宗正府，治蒙古宗室事并兼理刑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成吉思汗不仅设立了大断事官，还在大断事官之下设有若干断事官，为其僚属、下级。诸王、贵戚、功臣有分地者，也各置断事官管治其本部百姓。
正是在失吉忽秃忽担任大断事官时，蒙古国颁布了户口青册和大扎撒。同时失吉忽秃忽还逐步制定了一套审理办法，规定：“犯罪者除现行犯（现行犯，是指正在预备犯罪或实行犯罪以及犯罪实施完毕后即时被发觉的犯罪）外，不是自己承认罪行的人不处刑。”目的是防止误审错判，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为此，失吉忽秃忽还曾告诫犯人：“不要因为恐惧而招认！”“不要害怕，要说实话”！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制度，当时还是很不完备、较为原始的，尽管军事和刑法有了一定分工，但各种政权机构还很不健全。在南征和西征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从畏兀儿、西夏、女真等先进民族吸取了不少统治经验，于是又陆续扩充了一些新的管理机构，国家政权才逐步趋于完善。比如他设置专门机构主持监造各种武器；委派专人负责屯田和农业；“仿中国制度，于大道上设置驿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采用金朝通用的牌子制度，将大汗的旨意刻在牌子上，作为调发兵马、传达命令的凭据；“定西域，置达鲁花赤于各城监治之”，等等。
蒙古国的建立结束了北方草原长期以来的部落纷争，成吉思汗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则使蒙古草原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如果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西征中建立的蒙古大帝国是不稳固的军事行政联盟的话，那末同样也应该承认，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蒙古族就成为一个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文化语言的一个真正统一的民族。八百多年来，经过几次改朝换代，蒙古族依然存在，这与成吉思汗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汗权和神权的斗争 惩治通天巫
铁木真统一蒙古，被推举为可汗，不仅依靠武力，同时与萨满教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萨满巫师作为天的代表，传达上天的意志，支配氏族部落事务，在蒙古草原具有很大权威。因此，借助神权制造舆论、强化王权，一直是铁木真的一个重要策略。
为此萨满教的首领豁儿赤、通天巫（帖卜腾格理）阔阔出在蒙古国初建时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帖卜腾格理既以符命被宠，又藉父劳，兄弟七人，权倾朝野”。通天巫阔阔出假借天神意旨，帮铁木真定尊号为成吉思汗，不仅受到成吉思汗的宠幸，还得到不少蒙古人的拥护。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有恩于铁木真，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功臣，他共有七个有能力的儿子，企图利用萨满教争权夺利，要与成吉思汗平起平坐，想使教权与王权并驾齐驱，与成吉思汗平分秋色。
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儿力，战功卓著，威望甚高，是黄金家族仅次于成吉思汗的存在。而阔阔出兄弟却不把合撒儿放在眼里，有一天他们借着神权把合撒儿捉起来吊打了一顿。这无异于公然向可汗的权威挑战。合撒儿难以忍受这种屈辱，只好到成吉思汗那里去告状，企图得到可汗的庇护。当时成吉思汗正在为其他事情发脾气，心烦意乱，没好气地对合撒儿说：“你平日是万人敌，今天怎么被他打了。”于是合撒儿流着眼泪走了，对成吉思汗十分不满，三天不入见。通天巫阔阔出乘机挑拨，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去了，事未可知。”[插图]成吉思汗对此信以为真，害怕合撒儿夺权，当天晚上就逮捕了他。诃额仑的义子古出、阔阔出（成吉思汗母亲的义子也叫阔阔出）二人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了诃额仑母亲。
合撒儿无故被阔阔出兄弟吊打，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现在又被怀疑谋反，被成吉思汗逮捕，蒙受了不白之冤。诃额仑夫人既担心儿子受屈，又担心事态扩大，于是用白驼驾车，连夜起行，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头就赶到了现场。当时成吉思汗正在亲自审问合撒儿，合撒儿被绑住衣袖，摘掉了冠带，变成了一个阶下囚。
急促的车轮声使成吉思汗从暴怒中清醒，他猛一抬头，发现了母亲的车辆，不由得大吃一惊。诃额仑怒容满面，从车上跳下来，二话没说就直奔合撒儿身边，亲手解开了绑合撒儿的绳子，并将帽子、腰带还给了合撒儿。然后怒不可遏地盘腿而坐，颤抖着双手托出两个乳房放在双膝上，说：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们所吃的奶！合撒儿有什么罪，你要骨肉相残？在你小的时候，你能吃尽我的一个乳，合赤温、斡惕赤斤二人不能吃尽一个乳，惟有合撒儿能够吃尽两个乳，使我胸怀宽舒。为此铁木真有才智，合撒儿有力善射。他为你执弓矢，讨叛捕亡。今天已经讨平了敌人，你眼里就容不下合撒儿了，这难道是理所应当的吗？
等诃额仑夫人怒气渐消后，成吉思汗才说：“受母亲之责骂，惧则惧矣，羞则羞矣，吾其退乎！”于是成吉思汗离开了合撒儿的营地。但他对合撒儿的怀疑并未解除，后来他背着母亲诃额仑，裁减了分封给合撒儿的百姓，从原来的四千户变成了一千四百户。“后诃额仑得知，心中忧闷，不久去世。负责协助合撒儿的者卜客害怕受牵连，逃到巴儿忽真一带去了。
“合撒儿事件”因诃额仑母亲的干预而告一段落，通天巫削弱王权的阴谋未能如愿以偿。但阔阔出兄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向可汗的权力挑战。他们企图通过争夺民众扩大自己的力量，将各支贵族操九种语言的百姓陆续收拢到自己周围，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成吉思汗的怯薛军，甚至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的百姓也有人投靠了阔阔出。帖木格派使者，向通天巫去讨还自己的百姓。通天巫对使者说：“斡惕赤斤还有第二个使者吗？来一个打走，看他再敢派第二个！于是指使手下人殴打铁木格的使者，并将马鞍绑在使者背后，暗示莎豁儿是帖木格的牛马或走狗，将他赶了回去。第二天，帖木格只好亲自去见通天巫，说：昨天，你们殴打、侮辱了我的使者莎豁儿，今天我来讨还百姓了！通天巫兄弟七人一拥而上，从几个方面包围了帖木格，气势汹汹地质问说：“你如何敢差人来取百姓？”“跃跃然有欲打之势”。帖木格被迫当面认错，说：“我不当差人。”阔阔出兄弟说：“你既不是，当伏罪。”强迫帖木格跪在通天巫身后，帖木格的百姓却一个也不放回。
根据蒙古的法律规定，收留别人逃跑的百姓，应受死刑。帖木格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名为“守灶”之人，因此成吉思汗在分配百姓时将他和诃额仑母亲的份额分配在一起，共分给他们一万分子百姓。当时诃额仑还嫌少，但不曾做声。收留帖木格的百姓，也就是收留太后的百姓，按常理来说通天巫罪加一等。但通天巫肆无忌惮，不但无视国家的法令，而且根本不把成吉思汗的幼弟和母亲放在眼里，竟敢公开侮辱铁木真的幼弟，其气焰之嚣张已无以复加了。帖木格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清晨就去找成吉思汗喊冤叫屈。当时成吉思汗还没有起床，帖木格直至金帐，跪在成吉思汗床前，一五一十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说完后放声大哭。铁木真还没来得及开口，大妃孛儿帖已忍耐不住了，没穿衣服就从被窝里坐了起来，用被角遮住胸前，流着眼泪说：他们晃豁坛人究竟要干什么？前些时他们合伙殴打合撒儿，这次又让帖木格跪在他们身后，这是什么道理呢？现在可汗还健在，他们就任意欺辱您的弟弟们，假如以后您离世后，他们能听您弱小的儿子们管束吗？他们对您的弟弟们尚且如此，等我那三四个幼子的孩子长成后，他们能让我们做主吗？他们晃豁坛人究竟有什么了不起，您为什么眼看着他们欺辱自己的弟弟而不闻不问呢？孛儿帖夫人边说边哭，气愤极了。成吉思汗也感到了巫师势力已经构成对汗权的威胁，于是决定对通天巫开刀，对帖木格说：通天巫今天会来朝见的，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帖木格擦干眼泪走了出去，选了三个大力士在一边等待。过了一会儿，蒙力克老人带着七个儿子来朝见成吉思汗，通天巫阔阔出走到酒局的西面，刚刚坐下，帖木格就揪住他的衣领说：“你昨日教我服罪，我如今与你比试。”于是揪着阔阔出的衣领向门口拖去，通天巫也不相让，反手揪住帖木格的衣领，两人搏斗起来。在仓促搏斗间，通天巫的帽子落在了炉灶旁。蒙力克老人若无其事地捡起帽子，用鼻子嗅了嗅放到了怀里，对两个年轻人的争斗并未介意。成吉思汗也听之任之，说：让他们出去较量一下勇力吧。帖木格拖着阔阔出往外走，刚出门槛，三个大力士就迎了上来，捉住通天巫，折断了他的腰脊骨，扔在东厢的车队旁边。
帖木格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大帐，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说：通天巫昨日让我服罪，今天我想与他较量，他却推辞，还故意躺在那里不肯起来，真是一个平庸的人，不值得吹嘘。
蒙力克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于非命，流着眼泪说：当大地还像土块那样大，江海还像小溪一样时，我已经跟随你了。意思是埋怨铁木真兄弟不讲情义，卸磨杀驴。他的话音刚落，他的六个儿子就塞门围灶而立，挽袖攘臂，气势汹汹，企图与成吉思汗兄弟决一雌雄。成吉思汗一见势头不好，吃惊地站了起来，说：躲开！让我出去！说罢离开了金帐，弓箭手、侍卫们立即围绕在成吉思汗身旁。成吉思汗发现被折断腰骨、扔在车边的通天巫已死，于是派人从后边取来一顶青帐，覆盖在通天巫的尸体上，然后驾车起营，迁移到别处去了。
三天过后，通天巫的尸体不见了，成吉思汗也没有派人追查，只是对部下说：“阔阔出将我弟每打了，又无故向长生天进谗，天不爱他，连他身命都将去了。”同时，成吉思汗把蒙力克叫来，责备他说：“自的子不能教训，要与我齐等，所以将他送了。我若早知您这等德性，只好教你与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每一例废了来。”又说：我曾答应赦你九死，假如朝令夕替，人们就会耻笑我。既已有言在先，这次可以免你不死。“自通天巫阔阔出死后，蒙力克父子的势力逐渐消散。由于当时萨满教巫师影响较大，成吉思汗才迫不得已采取了这种办法。通过这次摔跤比武，成吉思汗不仅除掉了一个巫师，而且铲除了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巫师代天立言、干预部落事务的制度，这是成吉思汗进一步加强了君主集权。自此通天巫由可汗的亲信选出，完全听命于可汗，避免了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自此大蒙古国完成了内部的整合，开始对外进行征服，促进了中华的统一，此时的中原地区，北方的金无力灭掉南方的宋朝，南方的宋朝进行了历次的北伐也无功而返，内部无法进行中国的统一，最终在蒙元三代的努力下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继秦汉、晋、隋唐的第四次统一，元世祖忽必烈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使得分裂的南北经济得以统一，在蒙元时期历经了凉州会谈，第一次把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自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