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我给胡宗南写了个报告，大意说:现在日伪蒙疆自治政府，政治上政府主席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政务院院长是吴鹤龄(吴梅轩)。军事上司令官是李守信(李子忠)，参谋长是乌古廷(吴臻泰，日本陆大毕业)。德王和李守信二人我都认得，但是没有共过事。其政务院长吴鹤龄和我同事甚久，他是德王的“灵魂”在政治上事无巨细，都取决于他。在军事上李守信虽名为司令官，但不如其参谋长说了算数:乌古廷和我是小同乡，自幼儿玩要在一起的朋友。现在战争形势，日益分晓，日本投降已成迟早问题，如果要德王、李守信等及时“反正”，最好通过吴鹤龄与乌古廷的关系，去说服他们，请给我以宣抚名义，我去说服吴、乌二人。保证有绝对把握云云。

当时胡宗南认为事属可行，交其参谋处第二处副处长刘庆鲁和我谈具体做法。

刘说:“你就是本部(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议，正好办理此项工作，不必另给名义了。”我说:“打算派两个专人迁往北平，进行联络，费用问题，如何解决。”刘表示没有办法。又过了几天，刘写信介绍了周烈范(周子洪)。周系政治部宣导组驻西安负责人，家住西安市大车家巷5号，我和周谈了上述问题，周当面给政治部第三处处长梁容浔写了一封介绍信，旋重庆蒙藏委员会发表了我的委员职务。

1944年秋末我到了重庆，顺便找到梁容得，谈得很好。他说，现在政府拨了一经费要专人办理此事。我可转张部长(张治中)派你承办此项任务。我要求另派两个人作助手。梁说可以。我当时保荐姚海曙、李治平二人。那时住西安，李在天津经营商栈业务。我由渝回陕前一天，张治中部长在重庆两路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召见了我简单地勉励我“要努力完成任务，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与梁处长电商可也”等语。

12月中旬，我回抵西安后，马上派姚海曙潜往北平，先找李治平再和吴鹤龄、乌古廷二人进行联系。乌古廷与吴鹤龄是娘舅关系，时常在一起活动。在一次私人作寿的场合上，姚李二人去找吴鹤龄，吴却避而不见。经乌古廷说明，他二人是伯承处派来的，已和我接头多次了，吴才和他们见了面，谈得很好。吴鹤龄和乌古廷同样表示决心，时机一旦成熟当立即“反正”。姚李二人得到了这个结果，遂即绕道绥远省陕坝南来复命，这时日寇已投降了。姚李二人在陕坝经张励生的介绍，由傅作义将军委为第二战区别动队司令、副司令等职，转回北平去接收热河省政务去了。这且不谈。

当时德王，李守信同在伪蒙疆政府所在地张家口。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统率蒙古骑兵到达了锡林郭勒盟西苏呢特旗，把德王的老根据地给收拾了，张家口的日伪蒙疆组合，顿时星散。德王、李守信一时走投无路，只好逃来北平与吴鹤龄、乌古廷二人商量今后怎么办。吴、乌同说:“陈宣导委员已为我们在重庆方面打通了关系。但这时找不到姚李二人的踪影了。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德王、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四人出名迳电飞重庆晋见蒋介石，旋得蒋的许可，并指派接运美国驻华大使到昆明的飞机，回来接运他们。该机经西安时，刘庆曾衔蒋、胡命飞北平告知德、李等搭乘此机去西安，德、李等一行七人到陕后，住在陕西省政府招待所，我和他们见了面。那时熊斌正由蒋介石派充华北宣抚使，筹备前往华北，进行宣抚工作，其对象主要是驻在华北的杂牌日伪军(包括蒙古军)。熊自重庆返西安，我已接到政治部宣导组的指示，与熊保持着适当的联系。因此，我即将李守信等一行到达西安的情形报告了熊并希望接见他们。熊却说无此必要，随手由公文包里取出任命状一件，交我面交李守信。我一看是一块小方型白本上写着“任命李守信为华北第十路军总司令"，盖着军事委员会的“关防”。

当我将蒋介石的任命状交给李守信时，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连说:“老弟果有办法，老弟果有办法。”并说:“今后誓以毕生力量，报效委员长(指介石)。”我送他们到了宝鸡，因飞机上没有我的舱位，我未同去。听说他们到重庆后，曾度被军统局监视行动，他们的具体活动，我就不知道了。1946年秋，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李守信曾率其伪蒙古军一部驻热河省开鲁县境抗拒人民解放军，结果大部被歼，李化装逃到沈阳，转回北平。1949年李守信在西蒙乌拉山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按日伪蒙疆自治政府，共辖有十余个师，其中达密林苏龙师、乌勒吉鄂其尔师，系两个纯粹蒙古师,“八一五”苏蒙进军时，把这两个师全部接往乌兰巴托。施以短期训练后，已遣返内蒙古自治区矣。

还有他的参谋主任宝紫宸(后代理参谋长)，1949年带一部蒙古军在西蒙乌拉山区抗拒解放军，听说与德王同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96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