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统治时期，官场曾流传“汉人地方官员职位最高仅至布政使与按察使”的观点。然而，从历史实际情况审视，此论断并非确凿无误。于整个乾隆一朝，汉臣出任督抚之例并非凤毛麟角。但不可否认，汉人督抚在总体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其人数尚不及旗人督抚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在总督这一层级，汉人督抚所占比例更是不足四分之一。
有清一代，帝王虽常以“满汉一家”为宣示，然而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此类言辞愈是频繁提及，反倒愈发彰显出满汉之间实质存在的隔阂。这一现象，于地方要职的任命上体现得尤为显著。例如，在各省总督的委派安排中，重满抑汉的准则便清晰可循，深刻反映出当时统治阶层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与民族倾向。
从封建帝王的视角审视，对于大学士、军机大臣及各部尚书等职位，尚可将其授予汉族官员；然而，总督这一职位，却不会轻易委以汉人。究其根源，主要涵盖以下数点：
【其一、各省总督含金量比尚书要高】
明代创设总督制度之初，旨在派遣京官至特定区域，对一省或数省的军事事务予以统筹管理。至清代，虽总督一职逐渐地方化，然其侧重军事管理的核心职能，始终未发生改变。
在清代，京城各部院衙门于官制设置上践行满汉双轨之制，于堂官的任命方面，满族与汉族官员并设。由此可见，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审视，清代的最高统治阶层并未褫夺汉族官员晋升至各部尚书职位的资格。
自雍正朝起，在官制品级体系中，各部尚书被统一厘定为从一品。此从一品的品秩界定明确且规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绝无任何含糊或不实之处。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依定制，各省总督通常加兵部尚书兼衔，从品秩名义而言，此乃从一品之衔。然而，在诸如《大清会典》这般具有权威性的官方典章文献里，总督品级仍被认定为正二品，即其原始品秩为正二品。
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体系中，加衔具有特定且严谨的规制。具体而言，当总督获加兵部尚书与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衔后，便相应拥有了对其辖区内文武官员的节制之权，以及对百官进行监督的职责。此乃清代职官制度中加衔所带来权力变化的重要体现。
实际上，总督是否加兵部尚书衔，并非一概而论，其核心取决于总督任职前的官职情况。具体而言，若由在京尚书转任总督，依例定会加兵部尚书衔；而若是从在京侍郎或各省巡抚升任总督，则需奏请圣裁，能否加尚书衔完全取决于皇帝旨意。值得注意的是，自道光朝起，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大体已成为一种固定制度。
需明确指出，存在一种认知误区。无论总督是否获授兵部尚书衔，对其实际权力影响甚微。从行政与军事职能来看，即便未加此衔，总督依然具备对辖区绿营的节制之权，同时肩负监督百官的职责。
从本质而言，为总督授予尚书衔，实则是一种具有荣誉性质的举措。此情形与为大学士加任太傅、太保衔遵循相同的内在逻辑。
鉴于总督在官制体系中地位相较尚书略逊一筹，然而，于汉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下，缘何总督一职的实际价值与重要性却呈现出更为突出的态势？
从历史角度审视，于京城任职各部尚书的汉臣，除却以大学士身份兼管部务，或具备深厚资历与崇高威望者外，大多情况下仅充当满尚书的辅助角色。在实际权力分配体系中，他们所执掌的实质性权力极为有限，仅在官僚架构中起着充数之功用。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总督一职呈现出独特特征。与部分地方官职有所不同，其并未施行满汉双轨制。具体而言，担任总督这一职位者，仅限于旗人（清代满人的统称）与汉人两者之中。
总督所执掌的事权范畴极为广泛，涵盖军政、民政、司法乃至外交等诸多关键领域。鉴于总督职权之重，皇帝在委命总督这一要职时，秉持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以乾隆皇帝为例，其在用人理念上，对汉族臣子一直持有特定的偏见，主观判定他们难以担当重任、不足以信赖。
在乾隆朝中期的特定历史阶段，曾出现极为显著的政治格局。彼时，全国范围内的八位总督职位，无一例外均由满人担任；而十五位巡抚之中，汉人仅占据五席之位。如此鲜明的人员构成差异，致使汉族官员群体心生不满。他们私下里有所抱怨，认为汉族官员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晋升至布政使、按察使职位，便已触及仕途发展的上限。
【其二、总督的实权大过尚书】
六部尚书，于皇权直接辖制范围内履职，其职责范畴仅局限于本部具体事务。与大学士、军机大臣所具备的最高决策权相比，六部尚书并不拥有此项权力。通常情况下，在皇帝与军机大臣就各类政务达成决策后，便交由六部负责具体实施。由此可见，受制于权力架构的限制，六部尚书在实际政务处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有限。
此外，户部与刑部这两个重要衙门，因其职责分别关联钱粮管理与刑名事务，此二者乃国之重务。然而，这两个部门非但难以轻易取得显著政绩，反而时常因执行公务未能契合上级旨意，遭受各类惩处。其中，刑部尚书一职尤为典型，在其任期内，若未受到些许惩戒，实乃鲜见之事。
总督一职，执掌一省乃至数省之军政要务。于其管辖区域内，若财政收支平衡，且治下民众皆安，未有动荡之虞，则可视为政绩斐然。
在面对诸如水旱等自然灾害，或国家用兵之际，官员若能于赈济事务中处置得宜，于军事协调方面建树卓著，此则彰显其政绩斐然。遇此情形，皇帝通常会降旨予以褒扬，或赐予太子太保之衔，或加授大学士之职。
通常而言，从行政架构与职责定位来看，总督一职在常规情形下，鲜少会被调至京师担任职务。这主要归因于总督与尚书二者在职能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需明确的是，于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中，就皇帝选拔任用官员而言，擢升某人为尚书，相对而言在操作与考量层面，具备一定可行性；然而，要造就一位能力出众、行事得力的总督，皇帝则需倾注大量心力，从多方面予以培育与历练。
【其三、汉人担任总督多少有顾虑】
在清朝统治时期，地方督抚未曾发起叛乱，这一现象与清朝帝王对地方督抚实施的管控举措紧密相关。
究其根源，症结在于奉行“重满抑汉”政策。彼时，总督一职多由满员担任，作为这一政策下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基于自身旗人身份所构筑的利益格局，决然不会举起义旗，兴兵反抗皇权。毕竟从身份认同与利益关联来看，让他们自我颠覆，实难发生。
在清朝这一由满族建立的政权体系中，大范围任用汉族官员出任总督一职，实难让清廷完全放心。究其根源，自古代起，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在观念上普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难以契合传统认知中的正统统治地位。同时，清代帝王在统治过程中，由于对自身统治的信心并非十足，面对人口占优的汉民族，内心不免怀有敬畏之情。
若八位总督中汉人占多数，或存潜在危机。当中央政权威望鼎盛之际，此情形尚不构成显著威胁；然而，一旦国家遭遇重大突发变故，局势便充满变数。皇帝难以确保这些汉族总督在复杂局势下，依然能始终秉持忠诚，毫无异心。
以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一则史事为例，颇具说明意义。彼时，曾国藩成功收复武昌，此功绩令咸丰皇帝龙颜大悦。旋即，咸丰皇帝颁布旨意，任命曾国藩暂代湖北巡抚之职。
然朝中某军机大臣却称，曾国藩彼时仅为在籍侍郎，其率湘军收复武昌。若赋予其实权巡抚之职，恐其势力坐大，相较太平军而言，或对朝廷构成更为严峻之威胁。
咸丰帝旋即警觉，迅疾颁旨褫夺曾国藩巡抚之职。直至咸丰十年，清廷局势陷入绝境，万般无奈之下，才勉强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