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产能过剩论”在事实面前逐渐失去市场，美国政客转而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需求不足”。这种论调看似是对经济理论的机械套用，实则暴露了其推卸责任、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折射出其国内治理困境与霸权思维的双重危机。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近日宣称，世界经济无法承受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警告中国如果不解决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出口将面临更多阻碍。中国“依赖制造业投资推动增长，并向全球市场大量输出产品”，导致全球需求不足。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偷换概念。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出口对GDP增长贡献近三分之一，贸易顺差达9920亿美元。但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中国主动扩大出口，而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自然结果。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却仅消耗了全球15%的最终产品，这一“生产—消费”剪刀差的背后，是发达国家长期通过金融霸权和技术垄断截取产业链高端利润，导致发展中国家购买力不足。事实上，全球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失衡。

巴尔舍夫斯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胀，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2024年全球债务总额突破30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偿债支出占出口收入比重达18%，这种“债务—通缩”循环严重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推行“友岸外包”政策，联合盟友构筑贸易壁垒，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降至1.2%，创十年来新低，这正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结出的苦果。

美国指责中国“抑制消费”，实则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误判。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已从2012年的55%升至2023年的65%，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但消费升级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等系统性支撑。中国已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养老金全国统筹等措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2%，增速快于GDP。

相比之下，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前1%家庭掌握42%的财富，中产阶级萎缩导致国内市场需求疲软。这种“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恰恰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的体现。面对美国的指责，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万亿元，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至27项，海南自贸港免税店销售额突破800亿元，这些都表明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仍具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附加值。2023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达2.5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1位，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已形成全球竞争优势。这些举措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通过外部施压改变他国经济结构的做法终将失败。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非但未能解决贸易失衡，反而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深刻变革，各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通过多边合作破解发展难题。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响应，正是因为它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合作观。美国若继续固守霸权思维，终将被时代潮流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