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罗广斌被捕，特务担心得罪他哥，便打招呼：你弟弟是共产党

1948年的重庆，一个特务头子徐远举正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手中的材料，眉头紧锁。桌上那份写着＂绝密＂的文件里赫然记载着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中将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斌，是一名地下党员。这个消息让徐远举陷入了两难：抓，得罪了蒋介石的爱将罗广文；不抓，放走了一名要犯。思前想后，徐远举决定亲自登门拜访罗广文。可谁能想到，这位国民党中将在得知亲弟弟是共产党员后，会作出怎样出人意料的决定？而更令人费解的是，被捕入狱的罗广斌竟然成了渣滓洞里唯一一个不挨打的犯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特务的两难抉择

1948年春天，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的侦讯室内气氛凝重。特务头子徐远举正在审问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就在审讯即将结束时，一名叛徒突然提供了一个震惊的情报：国民党中将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斌，正是活跃在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

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徐远举坐立不安。作为重庆地区的特务头子，他深知罗广文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这位中将不仅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更掌管着重庆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

徐远举立即召集手下开会商议对策。一名特务建议立刻实施抓捕，理由是现在证据确凿，若放任不管，反而会被上级追责。另一名特务则提出要谨慎行事，认为得罪了罗广文，整个特务处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会议开到深夜，徐远举始终没有拿定主意。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几份文件来到了重庆军区司令部。此时，罗广文正在院子里检阅部队。看到徐远举来访，他让副官暂时接替检阅工作，将徐远举请进了会客室。

徐远举先是例行公事般地汇报了近期查获的一些情报。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他话锋一转，提到了最近侦破的一起地下党案件。罗广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问细节。徐远举见时机成熟，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材料，恭敬地递了过去。

罗广文接过材料，仔细翻看。材料中详细记载了罗广斌的地下党活动轨迹：1947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联络重庆各区的地下党组织，还参与策划了多次秘密活动。随着阅读的深入，罗广文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

徐远举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罗广文的反应。这位特务头子深谙官场规则，他知道接下来的谈话将决定案件的走向。此时的会客室内一片寂静，只能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

过了许久，罗广文终于开口：＂这些证据，都经过核实了吗？＂徐远举连忙回答：＂千真万确，我们有多个证人证词，还有亲笔签名的入党申请书。＂

罗广文陷入沉思。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清楚地知道弟弟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作为兄长，他更明白一旦弟弟被捕，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会客室内的气氛越发紧张。

就在徐远举等得坐立不安时，罗广文突然抬起头，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既然证据确凿，那就按程序办理吧。＂这句话让徐远举大为意外。他原本以为罗广文会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弟弟，没想到对方竟会作出如此决定。

离开司令部后，徐远举立即着手准备抓捕计划。但他仍然不敢轻举妄动，而是精心设计了一个温和的抓捕方案。他让手下特工陆志良假扮成商人，以送信为由接近罗广斌。这个计划必须做到既要确保万无一失，又要避免在抓捕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

二、特殊的＂待遇＂

1948年4月的一天，特工陆志良按照计划接近了罗广斌。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装作是重庆某商会的工作人员。罗广斌正在自己经营的小书店里整理书籍，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当他打开信件查看时，陆志良立即发出了暗号。埋伏在书店周围的特务们迅速行动，将罗广斌控制住。

整个抓捕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罗广斌被押送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的白公馆监狱。在这里，特务们例行公事般地对他进行了搜身和登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位地下党员在狱中的遭遇会与其他犯人如此不同。

白公馆的狱警们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罗广斌虽然是共产党，但不能对他动用严刑拷打。起初，狱警们还以为这是某种测试。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道命令是认真的。当其他犯人在刑讯室里发出痛苦的哀嚎时，罗广斌却被单独关在一间相对宽敞的牢房里。

这种特殊待遇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常情况下，被捕的地下党员都会遭受残酷的审讯。但罗广斌的牢房里却配备了一张简单的木床和一张小桌子，甚至还允许他保留了几本书籍。

特务们在审讯时也显得格外客气。他们不再使用常见的车轮战术和肉体折磨，而是采用谈话的方式进行问询。审讯室里，徐远举亲自主持讯问。他的语气平和，就像在进行一次普通的交谈。即便罗广斌始终保持沉默，拒绝透露任何组织信息，特务们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手段。

这种反常的现象很快在监狱里引起了议论。其他犯人纷纷猜测罗广斌的背景，有人说他是某个大人物的亲戚，也有人猜测他可能已经叛变。但真相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

1948年夏天，白公馆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监狱大门外。从车上走下来的正是罗广文。这位国民党中将身着便装，没有任何随从。他直接走进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从那天起，罗广斌的处境变得更加特殊。他的伙食有了明显改善，狱警们对他的态度也更加恭敬。每隔半个月，都会有人给他送来一些生活用品和换洗的衣物。虽然仍被关在监狱里，但他实际上成了一个＂特权囚犯＂。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1月。当解放军即将进入重庆时，国民党当局开始疯狂地处决在押的共产党员。然而，在这场大屠杀中，罗广斌再次成为了特例。就在其他犯人被押往刑场的前一天晚上，一份特殊的调令送到了白公馆。罗广斌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的关押地点，躲过了这场灭口行动。

在重庆解放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到这段不寻常经历的来龙去脉。原来，罗广文在得知弟弟被捕后，立即找到了当时主管特务工作的副司令。他表面上同意依法处理，但暗地里却动用了各种关系，确保弟弟在狱中不受虐待。这位国民党将领在公与私之间走了一条微妙的平衡线。

三、兄弟重逢时的尴尬场面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一片欢腾庆祝的人群中，罗广斌终于重获自由。此时的重庆城里，到处都是张贴着解放军布告的墙面，街道上挤满了欢迎解放军的市民。然而，对罗广斌来说，另一个更为私人的时刻即将来临。

当天下午，在重庆市委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场特殊的会面正在进行。罗广斌坐在会议桌的一端，而在他对面，坐着他的哥哥罗广文。这是两兄弟自1948年分别后的首次见面。办公室里的气氛显得格外凝重，连窗外传来的鞭炮声都无法打破这种沉默。

解放后的第一周，罗广文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向新政府上交了大量军事情报，并协助解放军接收了原国民党在重庆的军事设施。正是这些行动，使他获得了新政府的宽大处理。

这次会面是在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会议桌上摆着几份文件，记录着两兄弟各自的经历。罗广斌详细叙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而罗广文则说明了他在弟弟被捕期间所做的种种周旋。

谈话从最初的生硬逐渐变得流畅。罗广文讲述了1948年4月那个特殊的下午，徐远举是如何向他通报弟弟的情况。他承认当时确实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组织纪律和军人职责，一边是手足之情。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表面上同意逮捕，暗地里却想方设法保护弟弟。

罗广斌则谈到了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日子。他提到那些特殊的＂待遇＂：不挨打、有单独牢房、能保留书籍。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些优待背后的原因，直到后来才明白是哥哥在暗中相助。

会谈进行到一半时，一个意外的话题被提起。罗广文说起了1948年夏天那次秘密探监。那天他穿着便装去了白公馆，却没有直接见弟弟，而是在典狱长办公室里待了很久。原来，他担心与弟弟见面会引起其他犯人的猜疑，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随后的谈话转向了更深层的问题。罗广文谈到了他对国民党军队腐败的认识，以及为什么最终选择投诚。罗广斌则讲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以及在地下党组织中的工作。两人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特殊年代里的复杂人性。

会面结束时，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两兄弟虽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血缘的纽带始终存在。罗广文递给弟弟一个布包，里面是当年母亲留下的一些照片和信件。这些东西，他一直替弟弟保管着。

这次会面之后，罗广文被安排到重庆市政府工作，担任一个普通的职员。而罗广斌则继续在党的岗位上工作。两兄弟虽然各自有了新的人生轨迹，但那段特殊的历史经历，永远成为了他们之间无法抹去的记忆。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命运

1950年初，重庆市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罗广文被调任至基层单位，负责街道工厂的管理工作。每天清晨，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将领都会准时出现在位于市中心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处理各类基层事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工厂生产报表和工人反映的问题清单，墙上挂着一张简陋的计划表。

同一时期，罗广斌的工作轨迹则完全不同。作为曾经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烈士，他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的重要干部。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革命历史资料，记录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历史。每周，他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为他们讲述那段特殊的历史。

1952年夏天，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罗广文因为其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要求参加审查。在一个闷热的下午，他站在机关大院里，向数百名工人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他说起了解放前的种种经历，包括他如何暗中保护弟弟的事情。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工人后来回忆说，罗广文的叙述非常平静，就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这次审查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组织考虑到他在解放重庆时的表现，以及他保护革命同志的事实，给予了从轻处理。他继续在原来的岗位工作，只是职务有所调整，改为负责工厂的后勤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罗广斌的事业却在稳步上升。1953年，他参与编写了一部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重庆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其中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这本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被书中记载的革命故事所感动，其中就包括了他自己的那段经历。

1955年，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两兄弟再次相遇。那是在重庆市某工厂的职工食堂里。罗广文正在和工人一起排队打饭，突然看到前面站着的是自己的弟弟。当时的罗广斌正在这家工厂调研文化工作。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回到工作岗位。这短暂的相遇，成为了他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的交集。

到了1956年，罗广斌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上级安排他参与筹建革命历史纪念馆。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关于哥哥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罗广文在解放前后的表现，其中包括了他暗中营救革命同志的事迹。然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这些材料并未被收入展览。

1957年底，罗广文申请退休。这位曾经的将军，在基层默默工作了八年。他的退休手续很快得到批准。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最后一天，他整理了自己的办公桌，将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笔记装进一个旧布包。临走时，他遇到了几个老工人，他们送给他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锦旗。

而罗广斌则继续在文化战线上工作。他开始着手写作一部关于重庆地下党斗争史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记录下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故事。这本书的手稿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是关于被捕革命者在狱中的遭遇，但其中并未提到他自己的特殊经历。

五、晚年生活的不同结局

1960年代初，已经退休的罗广文搬到了重庆郊区的一处小院。这座院子原本是一处废弃的厂房，经过简单整修后成了他的居所。每天清晨，他都会在院子里种些蔬菜，偶尔也会接待几位老工人来访。他们会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谈论往事和时局。

1962年春天，罗广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文化部邀请他参与编写全国革命史料汇编。这项工作需要他在北京停留数月。临行前，他专门去看望了哥哥。那天，罗广文正在院子里给菜地浇水，看到弟弟来访，立即放下水桶。两人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坐了很久，谈起了各自这些年的生活。

1964年，罗广斌的著作终于完成。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重庆地下党的斗争历史，还收录了许多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即便是对立的阵营中，也存在着人性的光芒。＂这句话最终被保留在了书中。

同年冬天，罗广文因病住院。当时医院条件有限，但老工人们轮流前来照顾。他们说，这位老人虽然曾是国民党将军，但这些年在工厂里一直勤勤恳恳，对工人也很照顾。住院期间，罗广斌每周都会来探望。有一次，他带来了自己新出版的书，但罗广文已经没有力气翻阅了。

1965年初，罗广文在医院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当天只有几位老工人和罗广斌参加了送别仪式。罗广斌在整理哥哥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旧皮箱。箱子里装着一摞发黄的文件，都是当年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时期的相关资料。这些材料后来被移交给了重庆革命历史纪念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罗广斌因为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受到了一些影响。一些人翻出了他在狱中受到特殊待遇的往事，对此提出质疑。但很快，组织上对这段历史作出了明确结论：这正体现了革命者在险境中的坚定立场。

1970年代初，罗广斌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他详细记录了与哥哥之间的种种往事。其中有一段写道：＂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历史的车轮碾过，留下的不仅是印记，还有值得回味的人性故事。＂

1975年，罗广斌退休。他搬到了重庆南岸的一处新房。在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那是他和哥哥年轻时的合影。每当有人问起这张照片，他总是说这是一个关于兄弟情谊的故事。

1978年，重庆市决定重新编写地方革命史。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找到了罗广斌，请他提供一些史料。在整理材料时，他将那个旧皮箱里的文件又翻看了一遍。那些泛黄的纸张上，记录着一段特殊年代里的人性故事。这些材料最终被收入了新编的革命史中，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