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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的那个夜晚，广州的空气里还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余秋里正准备入睡，电话铃声却在寂静中骤然响起。

电话那头，王震的声音低沉而急促：“余秋里，快回来，老人家不行了！”

他愣了一下，心跳漏了一拍。

尽管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这句话落在耳中，仍像一记重锤，敲得他头皮发麻。

他顾不得多想，连夜收拾行李，匆匆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

飞机在夜色中穿行，他的心也沉沉地往下坠。

1月8日，周恩来总理离世的消息传遍全国。

这个消息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悲痛。

余秋里到达北京时，已是人山人海，他在人群中挤着往前走，却始终没能赶上见周总理最后一面。

在追悼会上，他站在一旁，眼眶通红，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怎么止也止不住。

余秋里与周总理的交情，要追溯到二十年前的石油会战。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而石油短缺的问题尤为棘手。

彼时，外国专家断言：中国想要实现石油自给，无异于痴人说梦。

毛主席忧心忡忡地说：“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动不了。”周总理亲自挑选余秋里，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中国的石油工业站起来。

余秋里是军人出身，年轻时在战场上拼杀，左臂被子弹击中，最后不得不截肢，从此成了“独臂将军”。

但少了一条手臂，并没有让他少一分冲劲。

接到任务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全国勘探，四处寻找油田。

川中油田的“空欢喜”

1958年，四川传来消息，三口油井相继喷出石油，苏联专家兴奋地拍着桌子说：“中国的石油奇迹出现了！”余秋里听到这消息，心里一边高兴，一边犯嘀咕。

他连夜召开会议，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

到了四川，他看到黑色的石油喷涌而出，眼睛一亮：“这下子，咱们真是刨出了个‘金娃娃’！”但高兴没持续几天，后续打出的几十口油井，有的出油，有的却干涸得连个油花都看不见。

专家们仔细分析后发现，川中地区的石油主要是裂缝油，储量不大，产量也不稳定。

余秋里沉默了许久，最终下定决心：“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换个地方继续找！”

大庆油田的“绝地反击”

1959年，东北传来捷报，黑龙江肇州县第三口井喷出了棕褐色的石油。

这一次，余秋里没有贸然宣布胜利，而是反复勘测，最终确认这里真的是一个大油田。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这个庞然大物。

怎么办？余秋里决定拼了。

他从全国各地调来石油工人，甚至请周总理出面，调集三万退伍军人支援。

他对手下的人说：“这场石油会战，只许进，不许退！”

北风呼啸，大庆的冬天冷得刺骨，工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吃着窝窝头，喝着冰冷的井水。

有的工人手脚冻伤，有的甚至病倒，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周总理亲自视察时，看到这种场景，心疼地问：“粮食够吃吗？”余秋里拍着胸脯说：“有一百万斤存粮！”

周总理听完，笑着打趣道：“全国粮食紧张，你们还这么多，要不先借给我点？”余秋里一听，立马站直了身体：“总理，您给个命令，我们马上送过去！”

周总理摇了摇头：“你们的粮食再难，我也不能动。”

1963年，大庆油田终于迎来胜利。

这一年，中国的石油产量突破一千万吨，彻底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余秋里的努力，换来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腾飞，而这一切，离不开周总理的全力支持。

周总理的最后嘱托

1964年，毛主席决定调余秋里去国家计委工作，有人质疑：“余秋里是个猛将，能搞经济吗？”周总理却力排众议：“大庆石油会战也是经济工作，他干得很好！”

余秋里听到这个调令，犯了难：“我没干过经济工作，怕搞不好。”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膀，说：“有困难，直接找我。”

可谁能想到，十年后，他最敬重的周总理病重，他却远在广州，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周总理去世后，余秋里在追悼会上失声痛哭。

不只是他，整个中国都在哭。

有人说，余秋里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是遇到了周总理；最遗憾的事，是没能送他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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