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科场案为清朝咸丰八年发生的一场科举舞弊案，因当年是戊午年而得名。考生罗鸿祀贿赂主考官柏葰的家人，企图借此考中举人，最后事情被揭发，柏葰按律处斩。

罗鸿祀案

考生罗鸿祀才学浅薄，重金贿赂柏葰的家人靳祥，请他暗作手脚。他又结识同考官浦安，向柏葰和浦安行贿，请求同意调换考卷。时柏葰阅卷时，已将罗鸿祀订为副榜，然而靳祥藉整理考卷的机会，从正榜中取出一卷和罗鸿祀的考卷对调，于是罗变成了正榜。

清制，考取正榜的考卷要接受复审，当时称为“磨勘”。罗鸿祀的考卷文理极不通顺，且错别字多达三百余字（八股文总字数为三百至七百字），磨勘官见此，知道事情不单纯，但碍于柏葰的权势，不敢驳回，只向御史孟传金透露此事，孟御史尽忠职守，听到后立即上奏。咸丰帝闻及此事，怒不可遏，立刻派宦官取罗卷，由天子亲自复审，咸丰帝亦觉确实不合理。

为慎重起见，咸丰再给罗鸿祀一个机会，敕命他到南书房重考一场，并遣肃顺监考，罗又交出了一份粗劣的考卷，于是本案被钦定为“通关节”，命交刑部会同肃顺、载垣、端华、陈孚恩等在朝廷掌握实权的大臣审案。

戊午科场案指的是咸丰八年（1858年）发生在北京顺天乡试的科场舞弊案。在这年顺天乡试中有一个叫平龄的满洲人考中第七名。平龄平时喜欢戏曲，为京剧演员，曾登台演戏，被人轻视。按清律，伶人（戏剧从业人员）是不能应考的，遑论中举，所以舆论哗然，称戏子也能考中，令人怀疑其中有弊。

御史孟传金参奏，说平龄的考卷遭人涂改、调换过，要求复试平龄。于是，咸丰帝派大臣查办，调查结果果然发现朱卷和墨卷内容不符，试卷草稿不全，试卷内错谬之处甚多，还有许多错字遭到修改，可能也是柏葰家人靳祥动的手脚。此外，还发现另外五十多人的试卷也应复查。咸丰帝就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将副考官朱风标、程庭桂解任，将平龄除名，继续审问，不久死于狱中。结果查明，主考官柏俊听从家人靳祥嘱托而替人换卷；副主考程庭桂在进场后，其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

咸丰九年（1859）2月13日下旨将柏葰处斩，朱风标革职，另一同考官邹石麟革职永不叙用。接着，又详细审问程庭桂接受关节情形，并在七月下旨将程炳采处斩，将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围绕这一案件先后有五人被斩，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大学士柏葰不仅成为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而且也使他成为我国自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因考试作弊而被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咸丰九年，载垣等奏请先结柏葰与罗鸿祀案。受贿的靳祥知道东窗事发后，畏罪自杀，而柏葰按律当斩，咸丰帝念及过去对柏葰十分倚重，有意从轻发落，然而肃顺按律力争不可，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应该严格执法、明正典刑，朝廷大臣亦无人愿搭救，柏葰遂和浦安、罗鸿祀等人一同被判死刑，于次年被斩于菜市口，为史上死于科场案职位最高的官员。有清一朝，一品大员极少被处斩，柏葰是少数特例。行刑那天，肃顺监斩，先假情假意和柏葰寒暄一番，然后宣读圣旨论斩，神采飞扬，柏葰四人终被处斩。

七月，肃顺等奏结程庭桂父子案，载垣将父子俩奏斩，参与审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则请求从轻发落，最后咸丰帝定夺斩程庭桂子，将程庭桂本人发配军台。程庭桂从狱中被提送时，陈孚恩亲自前往迎候，见了程，马上下跪痛哭，程庭桂阻止他，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算还好，能饶我这条小命”，陈孚恩听罢惭愧而走。程庭桂之子程炳采临刑时大哭：“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整件案子中下场较好的只有副主考官朱凤标，只是罢职，不久还以侍讲学士值书房。

顺治、康熙年间也爆发过两起科场案，所有考官都因舞弊被处斩。但到了平庸衰世的道光年间，官场秉承“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没有人敢批评时政，官员们在庸碌度日的同时却也不忘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场当然也难幸免腐败，递条子走后门蔚然成风，考官也不以收条子为耻，甚至以收到条子多为荣，已经完全忘却了这些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咸丰即位后，整顿吏治以纠正道光朝的腐败风气，依法处理科场案，竟将当朝“真宰相”公开处斩，这不啻是一记晴天霹雳，此后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无人再敢以人头试法。

三年后，肃顺在辛酉政变中被杀，某御史疏请为柏葰昭雪，慈禧太后批示：“柏葰不能论无罪，该御史措辞失当”，拒绝了提议，从此到科举被废为止，都未再发生大规模舞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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