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渣滓洞女牢诊病，一个女犯突然摔倒在地，刘石人下意识地去扶她，下一秒却愣住了，因为对方竟塞给他一个纸团！

1924年，刘石人从西北军医学校毕业之后，先后在冯玉祥及国民党部队中行医。1947年，刘石人升任国民党中校军医，看似十分风光，实则“虚有其表”。

那时，国民党许多部队被撤销，刘石人与众多校级以上军医一起，被暂时安置到重庆分团军官军医队，等待重新分配。

校级军医众多，等待分配时间很长，许多有门路的军医自己找到了工作。刘石人在重庆无依无靠，只能挑别人捡剩的，最后一批被“分配”到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当军医。

在总务处检诊所，刘石人工作任务繁重，加之没有“靠山”，刘石人的处境更加艰难，每次“出外勤”必然有他。

1948年，已是强弩之末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共产党员、民主爱国人士等革命者，重庆渣滓洞监狱如同人间炼狱一般恐怖。

随着关押人员越来越多，渣滓洞监狱管理者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重庆天气湿热，这些“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感染化脓是常有的事，万一出现传染病，死了人，监狱逃不了干系。

渣滓洞监狱管理者遂向上级申请狱医，离渣滓洞最近的是刘石人所在的总务处检诊所，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又落到了刘石人身上。

几天后，刘石人在狱中设立分诊所。虽然刘石人是“被迫”来到监狱治病，但看到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出于医生本能，他都尽心救治。

最初，刘石人看病受到特务严密监视，就连药品及医疗器材都有严格规定，按照监狱管理者所言，只要保证“犯人”不死即可。

一次，有位“犯人”得了阑尾炎，刘石人必须进牢房救治，但遭到阻拦，他愤怒地找到管理者说：

“平时你们让我隔着牢房看病就罢了，但这个人得了重病，还不让我接近他，他死了你们哪个负责呢？这个狱医我干不了了，我请求回总务处。”

监狱管理者怕事情闹大，再说也没人愿意再来渣滓洞担任狱医，便默许了刘石人进牢房救治“犯人”的要求。

时间一长，刘石人发现这些所谓的“犯人”并不是罪大恶极之人，反而是一些有素质、有涵养、有理想的好人。刘石人的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一时间竞分不清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好谁坏。

在渣滓洞中关押的革命人士见刘石人善良，也常常给他讲革命道理，让他自己判断是非曲直。渐渐地，刘石人思想得到改变，经常以看病为由，给“犯人”们带营养品。

除此之外，有些“犯人”如果在监狱外“有资源”，刘石人居中联络，以开外出就医证明等形式，先后帮助三十余名革命者获释。

刘石人的行为引起关押在渣滓洞女牢，时任中共重庆工委妇女书记胡其芬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胡其芬与狱中关押的中共重庆工委其他领导决定策反、争取刘石人。

1948年4月的一天，刘石人在女牢看病时，胡其芬走到他身边，故意跌倒，趁刘石人搀扶之际，将一张纸条迅速塞到了他的手中。

刘石人感到此事不一般，故作镇定地将纸条放进了口袋。回到住所，他立即将纸条打开，上面有两行话：“同志，经过这几日观察，你确实是一个好人，我有心脏病，日后请尽心医治”、“要勇敢，千万别害怕”。

乍看两句话，刘石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仔细一想，他懂了其中的意思……此后，刘石人经常去女牢巡诊，帮助重庆工委同志们传信。

同年12月，时任中共重庆区委书记李文祥叛变，为将这一情报传出，胡其芬“心脏病发作”，“治疗”时，她给了刘石人一张纸条，随后，刘石人将消息传给了狱外同志。

刘石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得知他一人在重庆，狱友们便让他将衣服带到监狱缝补，一些女狱友还给他织毛衣、做被子。刘石人结婚时，“江姐”江竹筠送给他了一条桌布。

当然，刘石人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没人怀疑。

1949年10月，一份渣滓洞政治犯名单在香港出现，渣滓洞监狱管理者认为刘石人有极大嫌疑，但这份名单最终消失了，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名单与刘石人有关，最终不了了之。

多年后，刘石人回忆渣滓洞中的往事，提到这份名单确实由他传出，准备发往香港见报。但不知什么原因，名单到了香港就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9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渣滓洞关押的300余民主革命人士进行集体屠杀，刘石人趁机逃出。

重庆解放后，曾经参与过屠杀的刽子手们受到审判，关键时刻，受过刘石人帮助的狱友纷纷写证明，为刘石人争取到了宽大处理。

1950年，刘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大学工作，于198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