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 明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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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6年，皇太极挥毫改国号为“大清”，并把盛京（今辽宁沈阳）打造成了他的“新家”。这位满洲王爷，真是个有远见的家伙，心中早已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国土扩张派对”。

可就在这场盛宴的前夕，崇祯帝却在后院忙得不可开交。公元1638年，面对清军的虎视眈眈和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崇祯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等农民军被彻底剿灭，就调动大军直扑清军，结果玩了一场“双线作战”的游戏，直接导致了军事崩溃的惨剧。

崇祯帝指挥军队的风格，堪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典范。比如说，当河南的按察使卢象升在处理民变时，崇祯帝就让他去河南，没多久清军南下，又把他叫回北京。崇祯帝总是急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忽略了全局形势，简直像是在玩“捉迷藏”，结果越藏越深。

这一切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638年五月初三。崇祯帝给大臣们出了一道“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策论题，结果兵部尚书杨嗣昌引用典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提议与清军和谈。可惜，这一提议引发了不少大臣的激烈反对，甚至有人指责杨嗣昌别有用心，简直就像是给了“和谈派”一个大嘴巴。

其实，崇祯帝心里早就有了与清军和谈的打算，但碍于朝野舆论，他从未明言。几个月前，杨嗣昌曾请求辽东巡抚方一藻与清军接触，得到了崇祯帝的默许，这才敢大胆提出和谈。经过这次策论，杨嗣昌迅速升入内阁，算是得到了崇祯帝的“暗示”。

然而，崇祯帝始终不肯公开支持和谈，方一藻和高起潜也因怕担责任而不敢轻易许诺，导致和谈进展缓慢。清主皇太极可没耐心，威胁如果秋天还不达成协议，就引兵南下，简直像是在逼崇祯帝下“最后通牒”。

到了九月，和约依然未能达成，皇太极便兵分两路，越过长城，向明军发起进攻。崇祯帝获悉敌情，又犯了老毛病，下旨让正在中原追剿李自成的洪承畴、孙传庭支援北京，统统由卢象升指挥。杨嗣昌急了，心想刚刚在潼关击溃李自成，张献忠也接受了招安，正是剿寇的好时机，怎么能撤军呢？可崇祯帝就是不听。

与此同时，清军绕过重兵把守的北京，开始在河北各地劫掠。卢象升奉命进攻清军，却在钜鹿县贾庄陷入包围。求援的高起潜对他置若罔闻，结果卢象升孤军奋战，最终重伤坠马而亡，临死前还在喊着“杀敌”，真是壮烈得让人心疼。

卢象升死后，洪承畴和孙传庭才赶到北京，然而清军见明军精锐陆续到位，立刻选择了撤退，抢夺物资后返回关外，留给崇祯帝的，只有无尽的哀伤与惋惜。

没解决外患，内忧又接踵而至。公元1639年，张献忠再次起兵反明，崇祯帝任命杨嗣昌督师围剿。杨嗣昌手下有两支军队：一支是驻湖北的左良玉大军，另一支则是陕西的贺人龙所部。结果，杨嗣昌犹豫不决，任命谁为平贼将军反复推敲，最后把两位将军都得罪了。

明军因内斗而停滞不前，张献忠趁机进军四川，杨嗣昌九次征调左良玉入川，全部被拒绝。最终，张献忠越战越勇，攻陷襄阳，杀死了襄王朱翊铭。此时，李自成也趁机出击，攻入河南，活捉了福王朱常洵，甚至割下福王的肉，煮着吃掉，真是“吃人”的故事。

两位藩王接连遇害，对明朝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杨嗣昌意识到自己难辞其咎，忧虑成疾，最终病死。荆襄、关中、四川等地纷纷被农民军占据，崇祯帝的梦境也愈发模糊。

就在这时，关外的警报再次响起。公元1640年，皇太极围攻锦州，崇祯帝命令洪承畴增援。洪承畴认为应以逸待劳，利用国力优势拖垮清军，结果崇祯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坚持速战，洪承畴只能出战。

然而，洪承畴的大军贸然出关作战，结果被清军断了粮道和后路，只能坚守松山、宁远等据点。明军被包围，外无援军，内无粮草，陷入绝境。1642年，副将夏成德偷偷开城降清，洪承畴也被俘投降，明军损失惨重，局势愈发严峻。

最终，李自成于公元1644年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同年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选择了绝望的自尽，留下了无尽的悲叹。

总结来看，崇祯帝的“头痛医头”式治理，让清军有了入寇劫掠的借口，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只有那些未解的悲剧与遗憾。[送自己一朵花]都看到这里了，点赞点关注吧[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