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五军团驻扎在贵州桐梓一带，李卓然接到了一道来自周恩来的紧急电报，让他和刘少奇立刻赶往遵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背后，隐藏着红军未来的命运，而李卓然能否赶到，能否及时做出决定，可能会决定这场会议的走向。
几天后，他终于赶到遵义，却发现毛泽东正身患感冒，依旧亲自听取李卓然的汇报。随后的会议中，李卓然毫不犹豫地投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投下关键一票的革命者，感到如此遗憾与失落？
李卓然与红军长征中的关键角色1920年初，李卓然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一起赴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这段时间，李卓然通过打工和学习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贫困与动荡，逐渐加深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决心。
在1920年代中期，李卓然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随后又在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等地接受军事与政治训练。
1929年秋，李卓然回到中国，进入了当时的中央苏区，正式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他迅速在党内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等。长征开始时，李卓然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的政委。
红五军团的任务是在长征中充当后卫，主要职责是保护前方中央机关的安全，并确保部队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不受干扰。军团中的大多数士兵来自宁都暴动的老部队，这些战士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擅长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作战，能够有效应对阵地战和攻坚战等多种战斗形式。
随着长征的推进，五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与敌人进行阻击，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由于红五军团始终位于长征队伍的后方，他们的行军速度较慢，常常需要与中央保持一两天的距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军团与中央的联系非常紧密，指挥调度几乎依赖于电报的方式，每当中央有新的命令时，电报便迅速传达到五军团。尽管红五军团在与敌人作战时屡战屡胜，但行军的艰苦程度也让部队的士气一度受到考验。
红五军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在边打边走的状态中进行作战。当他们抵达宿营地时，敌人往往已经紧随其后，甚至有时敌军会直接追到军团部附近。由于地形复杂，敌人常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位置，红五军团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
在与敌军的激烈战斗中，五军团的战士们凭借出色的战斗素养，成功地完成了多次关键的阻击任务。
奉命赶赴遵义1935年1月上旬，五军团驻扎在贵州桐梓一带，气候寒冷，环境严峻，士兵们日复一日地进行训练和备战。李卓然忙于处理军团内外的事务，日程安排满满。突然一封电报打破了这段平静的时光。
电报中，周恩来要求李卓然与刘少奇尽快赶往遵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几天的急行军后，他们终于抵达了遵义城。李卓然迅速赶往会议所在地，然而会议已经开始。他调整心态，准备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汇报情况。
毛泽东那时正因感冒卧床，虽然身体不适，但依旧坚持处理工作。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简朴的卧室里接见了李卓然。
李卓然简洁明了地报告了五军团的现状，特别是部队的士气问题。他提到，由于前线战斗压力过大，长期的艰苦条件以及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部队中不少士兵产生了对领导的抱怨，甚至有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动摇。
当李卓然谈到部队的不满时，毛泽东微微一笑，轻松地调侃道：“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李卓然点了点头，简单回答了“是的”。毛泽东并没有责怪李卓然，也没有对部队的情绪产生不满，而是表示了对李卓然所反映情况的重视。
他看向李卓然，语气平和但坚定地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对李卓然的汇报态度表明，他非常重视当前部队的状态和思想状况，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批判王明路线，支持毛泽东领导李卓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站在了会议的发言席上。他回顾了过去两个月中，五军团所面临的艰难局面。从兵员损失、物资匮乏到战斗意志的低落，部队的困境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红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李卓然逐一列举了战斗中的种种困难，包括长时间的行军、高强度的作战任务以及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讲述部队情况时，李卓然并没有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而是直言不讳地提出，部队中的不少士兵因为长期缺乏足够的补给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对领导层产生了不满情绪。
连一些指挥官员也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了疑虑，认为领导的决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李卓然明确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错误的路线，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李卓然深入剖析了这一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害，特别是它在战略上的偏差和对实际战斗情况的忽视。
他不止一次强调，王明路线所提出的过分冒进和不切实际的战略决策，不仅导致了大量无谓的伤亡，更使得红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他接着提到，红军和党要想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坚决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李卓然认为只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实际的作战经验，才能够为红军指引正确的道路。李卓然最后总结道，党和军队应该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紧密配合，形成统一的战斗力量，才能够克服眼前的所有困难，最终实现红军的胜利。
北上还是南下：张国焘的分裂野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会师。那时，红军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战斗力和士气都有所消耗。短暂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接下来的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提出北上的战略，目的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地形和物资补给，给红军带来一线生机。张国焘并不认同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他坚持认为红军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保持原有的战略布局。
张国焘的坚持并非单纯出于战术考虑，而更多的是出于他个人对权力的掌控欲。张国焘认为，继续南下有助于维护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并且他也试图通过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的方式，将自己与毛泽东的战略分歧表现为党内的组织问题，从而为自己的分裂野心找借口。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找到了李卓然，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
周恩来希望李卓然能前往四方面军，协助党内工作，并协同推动北上的战略。此时的李卓然并不了解中央的内部分歧，也没有意识到张国焘的分裂企图。
随张国焘南下，付出遗憾李卓然随右路军穿过草地时，仍未察觉党内已发生的重大变化。那时的草地，山川崎岖，道路艰难，部队的行军在恶劣的环境下尤为困难。然而，李卓然并没有预料到，随着红军继续前行，形势将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渐渐感受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他当时并未意识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已经开始北上。直到有一天，他才从其他途经的战士口中得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已经先行北上，踏上了不同的路线。
当这一消息传到李卓然耳中时，他感到一丝不安，但却并未改变他当时的行动方向。由于追赶的困难，李卓然最终无法赶上中央的行军，只能与张国焘继续南下。这一决定，在李卓然一生中，成为了他深深的遗憾。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自任“主席”。在这一时期，李卓然与朱德总司令紧密合作，坚决捍卫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抵制张国焘自立“主席”的行为。
他帮助组织和协调了部分反对张国焘的力量，推动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力图保持红军三大主力的联合。同时，李卓然与党内的其他同志一道，始终坚持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战略，并通过各种努力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的胜利会师。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卓然的身体状况逐渐出现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专家的介入，他们对李卓然的健康状况做出了预测，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五年。李卓然并未因此放弃生活，他坚持接受治疗，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休养。
通过精心的疗养和不懈的努力，他成功打破了苏联专家的预测，活到了1989年，享年90岁。即使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李卓然仍然关注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他最后的日子虽然处于病榻上，但他的心依然牵挂着党和人民。在他临终之前，他留下了一句遗憾的话：“毛主席北上没有叫我。”
参考资料：[1]刘丹.李卓然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6):141-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