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潜心治学的士人而言，历经十载苦读，若于乡试之中脱颖而出、高中举人，便等同于获取了踏入仕途的准入凭证。此后，天下举子皆满怀壮志，期望在接踵而至的会试中披荆斩棘，斩获科举体系中的顶级功名——进士。
然而，进士这一功名，犹如高悬天际之明珠，虽璀璨夺目却极难企及，仅极少数幸运者能够摘得。大多数举子，终其一生在求取功名之途上辗转徘徊，最终仅能以举人身份告终。当于会试中获取进阶之希望渺茫时，他们唯有面临入仕之抉择，或主动寻求，或被动接受。
在封建科举制度体系下，举人欲踏入仕途，具体存在哪些途径？而当举人成功入仕后，朝廷依据何种规制，会赋予其怎样的官职？
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审视，未能通过会试的举人，通常存在三种主要的发展路径。
清初顺治伊始，天下局势尚处动荡，八旗劲旅致力于各省之整合与统一，此时国家于人才需求极为迫切。彼时，科举之士，即便是仅获秀才功名者，亦有机会步入仕途，遑论举人，皆为朝廷所倚重，以助国家稳固根基、开创新局。
彼时，朝廷颁行临时性举措。举人于会试落第后，若有志入仕，可依例至吏部报名，参与考授推官（此官职于康熙朝废止，属知府佐贰之职）、通判及知县等职位的选拔，此即所谓“拣选”制度。
据载，顺治九年经朝廷议定，针对举人拣选制度实施重大调整。彼时明确规定，仅三科应试未中的举人，方具备拣选资格，且拣选后所授官职类别，涵盖推官、知州、知县等职。
清顺治十二年，彼时政权呈拓展之势，致使各府州县官员职位空缺数量增多，其中福建、广东、云南、贵州诸省所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鉴于此情形，朝廷遂颁行规定，针对上述省份之举人，废止三科未中式之限制，即便是当科未中式之举人，亦能迅速获授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
清康熙初始年间，科举取士规模显著扩张，人才数量呈倍数递增态势。与此同时，举人拣选这一选拔任用机制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不仅如此，针对举人任职的标准亦有所下调，在考选之后，举人所能获任的最高职位仅为知县。
在康熙朝的中晚期，即便身为进士，获取官职亦颇具难度。基于此情形，举人拣选之艰难程度无疑显著攀升。有鉴于此，康熙五十二年，朝廷颁布了全新规制：举人群体若自愿候选教职，便存在获得实职官位的可能性。
自雍正朝以降，拣选制度实质上已近乎名存实亡。彼时，仅极少数在科举名次上较为靠前且正值壮年的举人，尚具备通过考选任职知县的机会。
截取制度肇始于雍正元年，此乃清代别具一格的官员任用模式。具体而言，截取是依据特定的资格条件作为准则，按照既定的录用员额，依次遴选。
回溯往昔，彼时吏部呈请，明确指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之前考中举者，可至吏部依序参与候选流程，而其所能获授之最高官职限定为知县。
相较于拣选，截取对举人的要求更为严苛。截取标准通常限定于会试落第达四科及以上者，且入选举人需具备年富力强之特质，于乡试中亦需名列前茅。此外，若获地方督抚举荐，此类举人在截取过程中将被赋予优先资格。
在雍正统治时期，举人截取规模颇为可观，每年截取人数约为一百二十名。然此等举人，并非皆能外放任职知县。其中部分举人，虽学识出众，却年事已高，朝廷则赐予相应品级的京衔。具体而言，年逾七十者，朝廷赐予七品京衔；年届八十者，赐予六品京衔。
赐予年老举人京衔，本质上是朝廷实施的一项荣誉性嘉奖举措。此京衔仅为虚衔，获衔者并不于衙署中执掌实职。朝廷推行此举，旨在褒扬高龄举人，彰显其珍视士子之诚意，以达激励士人群体之目的。
自封建时期伊始直至清末，截取制度始终存续。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该制度下的截取数量呈渐次递减之态。尤其是越临近清末，举人截取更多沦为形式之举，通过此途径切实踏入仕途的举人数量颇为有限。
其三为大挑之制。大挑是清代一种独特的选拔人才入仕方式，旨在从屡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之中，挑选出具备一定才能者，予以任职机会。该制度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与标准，对举人进行考量，以补充官员队伍，维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其在清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对清代的人才任用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广义而言，大挑归属于拣选体系，然而，官方惯常以“大挑”称之。大挑制度始创于乾隆十七年，旨在为屡试不第的举人搭建入仕之途。
大挑在实施范畴上更为广泛，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依据既定规制，每逢会试落幕，即于四月十五日例行开展大挑。届时，礼部负责编制详尽清册，注明应试者年岁等信息，而后移送至吏部予以登记备案。
乾隆十七年，作为大挑制度首次施行之年，此次选拔活动规模颇为可观，组织开展得井然有序。彼时，乾隆皇帝降旨明确，于大挑举人一事上，大省定额为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则为二十人。据此推算，是年参与大挑的举人数量约达五百之数。
大挑的录取比率颇为可观，可达百分之六十。然而，自那之后，受诸多因素限制，大挑已无法以乾隆十七年所呈现的规模持续推进。
乾隆三十年，针对举人大挑制度颁布了全新条例。该制度以连续三科未考中为基本衡量准则，在特定年份，亦会以连续四科落第作为判定依据。
大挑依特定规则划分为不同班次，每班人数控制在二十人以内。于其中遴选出一等者三名、二等者九名。大挑所授之职，亦严格依此等次厘定，一等获选者，将委以知县之职任用；二等获选者，则以教职之位任用。
需着重指出的是，举人大挑与拣选、截取存在显著差异。大挑这一举措，从本质上看，更趋近于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展示行为。其原因在于，满足大挑条件的举人，无需参与任何形式的文化考核。选拔过程仅以举人外在的容貌、年龄以及身材形态作为评判标准。基于此，诸多人士将举人大挑形象地类比为“选美”活动。
从整体视角审视，举人入仕情况于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清初时期，举人入仕路径相对简易，且初始授职起点颇高。然而，自清中期以降，人才壅塞之态势渐显。彼时，通过科举而中式的进士、举人数量与日俱增，致使举人授职面临的困难程度不断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