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兆云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在毛泽东作出建立空军先于建立新中国的决策时，刘亚楼受命担任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这除了他过硬的战功、资历和才干，也与他的“另一手”有关，即留过苏，会俄语。在新中国空军建设离不开苏联援助的背景下，刘亚楼在苏方积累的人脉和俄语专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把苏军的先进水平和治军理念，洋为中用，结合解放军的实际，创造出了一支军政素质过硬的红色空军。

利用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或进行外事活动和军事活动，都离不开翻译。可以说，在空军建设的各个阶段，翻译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空军有一支出色的翻译队伍，这个队伍的“幕后队长”便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1949年夏，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和著名导演格拉希莫夫来中国拍摄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中共中央指定刘亚楼挂帅协拍影片。刘亚楼正为筹建空军忙得不可开交，便委托四野副参谋长苏静具体负责。

苏静和苏联朋友谈到刘亚楼筹建空军一事时，用上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当时，就这个成语，急得翻译人员满头大汗，不停地翻看俄文词典，竟然把它给译成了：肚子里有根竹子。西蒙诺夫感到莫名其妙，惊讶至极：刘将军神通广大，把竹子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有没有生命危险呀？翻译人员哭笑不得，满脸羞红。

此事作为笑柄传到刘亚楼耳朵里后，他找到西蒙诺夫详加讲解：“胸有成竹”就是心中有数的意思。西蒙诺夫耸耸肩，还是有些不解，心中有数怎会和吃竹子联系在一块儿？刘亚楼从容自如地告诉了他这个典故的由来，西蒙诺夫恍悟之后，对刘亚楼的俄语水平赞叹不已，又说：我对你们的翻译有怀疑，有时我讲10分钟话，他只译三言两语；有时我只讲三言两语，他翻译起来却没完没了，真不知为什么。

这事给刘亚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向苏联学习空军建设经验，没有俄文翻译，就是一句空话。如同过河，没有桥和船是办不到的，因此，一定要下决心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他把解决翻译来源问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哈外专调来了几十名俄文翻译，但与实际需要量相差甚远。因为缺少翻译，专家无法开展工作。刘亚楼分别派人去各地选调俄文干部，还派参谋处长何廷一去新疆找赛福鼎求援。

航校开学，少不得飞行条令，有了飞行条令才能保障开展飞行训练。为了在短时间内译出苏军飞行条令，刘亚楼组建起过硬的翻译班子，并想了个妙招，由翻译人员与专业人员结合翻译，请训练部参谋长李东流担任技术校对，请飞行员给予技术上的咨询，边译边校对，进展很快。

1949年12月，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等人，到北京南苑机场参加六航校（歼击机航校）的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上百名苏联顾问。如此盛大的场面，面对众多高级首长和嘉宾，中国空军的翻译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水平问题，对朱德的讲话译得很不顺畅。苏联顾问听得不太明白，翻译也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刘亚楼从主席台上站起，走到翻译面前，示意他到后面去。刘亚楼笑着对朱德说了两句后，朱德继续讲，他讲一句刘亚楼准确地翻译一句。

六航校上下一片惊讶，没想到自己的司令员竟然有这等本领，真给中国人、给中国空军长脸！上百名苏联顾问也反响强烈，他们没想到“土八路”出身的年轻的中国空军司令员，居然有“另一手”，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航校的翻译千方百计要来了，可质量还是参差不齐。语言障碍成了苏联专家开展工作的最大困难。许多翻译不懂航空术语，只好直译，于是，驾驶杆译成“一根活动的棍子”，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译成了“圆桶在空中旋转”……学员们听了大眼瞪小眼，苏联专家急得直发火。

为了解决翻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空军党委及时于1950年5月30日召开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刘亚楼主持会议，入情入理地谈了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深知翻译之难，认为一个翻译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不懂时应该问清后，再下笔，再开口，切不可不懂装懂，信口开河“骗人”。他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翻译工作在空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翻译人员的努力方向。他说：“翻译人员应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要提高责任心”，“译文要准确通顺”，“要有交成品的作风，不要做半成品”，“现在翻译同志都很年轻，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这次翻译工作会议后，根据刘亚楼“翻译人员的待遇须高一些”的主张，空军党委明文规定：“在航校和部队工作的翻译人员，在未评级前，一律按排级待遇。有按战士待遇的要立即纠正。在部队工作的吃地勤灶，在机关工作的吃中灶（当时团级干部的标准）。供给制翻译人员享受技术津贴，分五等十级（相当于当时12.5公斤至37.5公斤猪肉的金额，其他干部无此待遇）。薪金制翻译人员待遇，也有五等十级（最高400公斤小米，最低175公斤小米）。在外场工作的翻译发工作服，随苏联专家出差的翻译与专家乘同等车席。”

各单位提高了对翻译工作的认识，认真贯彻空军党委和刘亚楼的决定，大大调动了翻译人员的积极性。

截至1950年底，空军已拥有翻译486名，但尚需补充170名才能满足实际需要。为此，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第五次向中央军委和周恩来请示报告，由哈外专、哈工大、大连俄专等单位再调进上百名翻译。加上空军各有关单位自行招聘的翻译人员，确保了增办航校和组建大批航空兵部队的需要。为了培养翻译队伍，刘亚楼提议抽调部分翻译人员出国留学，进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

翻译队伍的业务建设走上正轨后，刘亚楼在严字当头中，对他们也关怀备至。

有名翻译对自己的译述很自负，听不进同行意见。刘亚楼对他是挺欣赏的，但决心刹一刹他的傲气。一天，这名翻译送来了奉命翻译的《苏联空军战斗条令》，刘亚楼嘱他坐下，然后对照原文校订，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立马指出几条：原文本是“截击”，即“截而击之”，是反映积极战术意识的，而在你的笔下却变成“拦截”，“拦而截之”这便是消极的思想了。原文明明是“歼”的概念，怎么能随便给译成“驱逐”这个消极的概念呢？要知道，“歼击”是歼灭之，而“驱逐”则是赶走了事，这是要不得的，应该改正过来……看到这名翻译脸红了，刘亚楼意味深长地说：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搞翻译工作，一要谨慎，不吃透原文，不要下笔；二要谦虚，不会就是不会，不懂绝对不能装懂，谁懂就虚心向谁请教，科学这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

1954年6月，刘亚楼在空军第四次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每个翻译都应该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不能自觉地认真负责地做翻译，是衡量翻译人员对革命工作态度的起码尺度。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误译漏译现象、不懂装懂之风，极其严重，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政治态度，应该立即纠正。不要单纯追求速度，特别要注意质量，要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工作。”

此时，部队实行薪金制，空军党委原先规定的翻译人员的技术津贴与中灶待遇因之消失。刘亚楼讲话时特地关切地说：“要实行薪金制了，你们的待遇要降低。你们不必担心，组织上会关心的。”会后，空军翻译人员的行政级别普遍提高了一级：正排提副连，副连提正连，正连提副营……

对翻译工作的成绩，刘亚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成绩突出者，马上给予奖励晋级。他在大会上公开称：翻译人员对空军建设是有大功的，要爱护他们，加强对他们的培养。

1951年秋，在选拔赴苏深造的翻译时，赵中和董秉虔在复查时被发现患有肺结核。空军翻译科长麦林提出就近送他们到长春空军医院治疗。该院水平较高，但主要接纳飞行员治疗，地面人员也只接纳团以上干部。刘亚楼闻讯，二话不说，马上破格批准，开了翻译人员也可去该院治疗的先例。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刘亚楼指示各级领导在政治上要关心翻译人员，评衔要恰当。当发现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翻译人员均在大尉以下，他马上指示有关部门要树立几名标杆。很快就有几位业务过硬、政治合格的翻译被调为少校。

在此前后，一批优秀的翻译人员，或被送到国内院校深造，或被选拔出国留学，有的还被抽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学习。刘亚楼的人才培养计划一举两得，不仅为空军造就了高精尖人才，也为新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和储备了一批精英。

刘亚楼的翻译秘书孙维韬喜爱文艺，所译诗歌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上陆续刊发后，很有些飘飘然，觉得在报刊上登几首不过瘾，便组织一些翻译人员自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心之歌》，不定期发表译作。第一期油印小报出来后，孙维韬在每位首长的办公桌上放一份，认为首长看了定会“惊喜万分”，自己从而能“一鸣惊人”。

万没想到，司令部认为这些译作有的内容不雅，有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起“严重事件”。空司办公室专门召开支部大会，会上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人头脑越来越热，竟大声疾呼：像他这样的人，不应该在首长身边工作，必须立刻调离！马上有人响应：应该叫他们复员转业，部队不能留这种人！刘亚楼则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一棒子打死人！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处罚人，而是为了帮助人，我相信大家的用心都是善意的，何况他们都很年轻，主要是无知……刘亚楼的发言平息了那些过激的意见。

就在孙维韬受处分几个月后，机关评功授奖，绝大多数人反对给他评功授奖，他本人也认为捅了这么大个娄子，不给自己评功并不过分。此事似乎已成定局了，中途出席会议的刘亚楼却“翻案”说：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兴旺，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赏罚严明，有过就批，有功就奖。我认为应给孙维韬同志评功，因为他工作一贯积极，成绩突出，这是公认的，怎能因为一时之错而否定他的全部工作呢！我劝同志们看问题、看人，切不可感情用事啊！大家严厉批评他，处分他，我都同意，但不给他评功是不对的。我相信给他评功，有助于他更快更好地改正错误。大家鼓掌通过。孙维韬当众哭了，他深深感受到刘亚楼严厉之中的教诲和爱护。

一年后，又是刘亚楼拍板，使孙维韬在众多领导反对的情况下，破格成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翻译，赴苏联参观访问。在苏联远东最大的军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观苏军四大舰队之一的太平洋舰队时，东道主、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索卡洛夫海军上将在一艘重型巡洋舰的宴会厅举办丰盛的宴会，其祝酒词中除了赞扬苏中两国、两军的友谊外，也宣扬了唯武器论，似乎以后的战争，只按电钮发射威力强大的导弹便可决定胜负。在座的苏军将领面露得意之色，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团长彭德怀同身旁的叶剑英低声交流了一下，接着向主人提议请叶剑英作诗助兴。叶剑英起身，举起酒杯，彬彬有礼地即兴咏七绝一首：“友谊深过太平洋，巩固中苏沿海防。纵有导弹射千里，怎如团结一心强。”

刘亚楼在一旁示意翻译秘书孙维韬把叶剑英的诗译成俄文。当孙维韬用口语将诗作大意译出后，苏军将领都同声称赞。太平洋舰队机关报《太平洋报》主编沙布洛夫上校恳请笔译诗作，以便第二天见报。刘亚楼限定孙维韬尽快译出。宴会接近尾声时，孙维韬译诗也出来了，索卡洛夫上将看后，兴奋地起身吟诵，在场的中苏将士无不热烈鼓掌。叶剑英的诗既坚持原则，又在中苏两军之间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同时又婉转地批驳了唯武器论的错误观点。而能够顺利、准确地译成俄语，孙维韬功不可没。宴会结束后，叶剑英大力称赞了空军的翻译。

刘亚楼与毛主席在一起

1954年11月，刘亚楼针对翻译人员译风不正的问题，作出指示：“翻译东西，既不该生枝添叶，自作主张，乱加一气，更不准擅自去掉人家原来的意思。翻译好比理发，只该给人家梳理得漂漂亮亮，多余的乱头发可以去掉，反映出真面目，而决不准割鼻子、去耳朵。”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进而又提出“大跃进”。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便泛滥开来。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影响下，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运动。

空司翻译处也掀起了一股浮夸、弄虚作假的歪风，提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什么“译文速度五年内翻一番”，什么“一天要译四万字”，什么“谁能突破四万字，谁就是先进工作者”等，还把这种所谓“优质高产”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在全军中“提高认识”。许多领导干部明知这是胡闹，但面对咄咄逼人的形势，谁也不敢讲话。

刘亚楼看到这些材料后，把翻译处处长找来严肃批评。对方却说：“外单位有的一天已译两三万字，最高的已达六万字，空军翻译水平不比他们低，即使达不到六万，译四万也是可能的。”

刘亚楼非常生气，指着翻译处处长的鼻子批评道：“好个‘优质高产’！你究竟想把翻译处引向何处去？我看你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别说一天翻译四万字，就是叫你反复写‘人民日报’四个字，你一天也写不了四万字啊！简直是胡来，完全是弄虚作假，这是破坏翻译队伍！”

经刘亚楼这一批评，翻译处马上进行整风，在京全体翻译人员参加。通过为期两个月的整风会，批判和纠正了所谓“优质高产”的歪风，端正了译风，重视了质量，使全体翻译人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1960年4月，刘亚楼在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不管写东西，还是翻东西，都是给别人看的，一定要使别人能看懂，绝不能成心不让别人看懂。”

就在这一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跟苏联专家工作的很多口译翻译马上没事干了，大部分军兵种让翻译人员改行的改行，转业的转业，短时间内都处理掉了。空军主管翻译的科研部也想仿效其他军兵种的做法，但被刘亚楼否定了。他说：“把翻译都处理掉，这是没有远见的。切不可把别人的错误做法当作经验来吸收、效仿。专家走了，翻译人员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培养一名既懂外文又懂专业的人员很不容易，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

刘亚楼不仅不让解散翻译队伍，还在这年10月责成科研部举办英语、德语培训班，学员均为在职俄文翻译。他有意识地给俄文翻译创造掌握第二外语的条件。有些人起初认为难以学好，但刘亚楼认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精通一门外语的前提下，学另外一门外语相对比较容易。关于如何学好外文问题，他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学习外文，好比盖房子一样，单词是砖头，文法是水泥，只要你能有恒心，下苦功夫，把单词牢牢记住、啃透它，灵活地占有它，也就是占有了盖房子的砖瓦，就有了基础，再弄清楚文法，一串联起来就成文章了，也就是盖出了房子。”

实践证明，刘亚楼此举是极富远见的。

刘亚楼非常重视外军的动向。他说：“自古以来，所有军事家都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知彼，就必须充分占有外军材料，翻译出来。”

一次，刘亚楼发现许多外文书籍都积压在资料室，长期无人过问，立即尖锐地指出：“这些资料是用外汇买进来的，长期不使用太可惜了，严格说起来，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一定要把死材料变成活材料，翻译出来，供各级领导同志参阅使用。”在他的建议下，空军党委下决心组织全军的翻译，集中时间突击翻译这些材料，并分门别类彻底查清，有力地配合了后来条令、教材的编写工作。

刘亚楼不仅在业务上狠抓翻译队伍，政治上也是常抓不懈。他多次强调：“向外国人随便讲我们党内的事情和一切不应该讲的事情，这并不是单纯的自由主义，这是里通外国，是党纪军纪所不容的，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听到外国人议论我们时，应该马上反映，要随时随地反映，这是组织纪律问题，也是党性问题。”

一些大老粗出身的领导干部，对包括翻译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有偏见，认为他们思想毛病多，和小资产阶级站得近，因此将他们划入另册。空司情报处的英文翻译、副教授熊德威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水平很高，可由于他亲叔叔是国民党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他父亲在英国，在台湾又有亲属，社会关系复杂，空军干部部不敢放手用他。刘亚楼知道情况后，批评了干部部动辄抓人家小辫子的做法，把熊德威的军衔由副连级中尉调整为正营级大尉，并力排众议，向中办主任杨尚昆介绍他的情况，批准他去中共八大会上做英文翻译。

空军翻译人员调动频繁，工作流动性较大，又长期随苏联专家外出工作，入党问题解决起来较为困难。针对此事，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早在1955年6月6日下达的关于加强翻译工作的指示中就着重提出：“各级党委必须关心翻译工作，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积极培养他们入党。”知识分子在空军入党蔚然成风，和刘亚楼的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

刘亚楼对包括翻译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爱护，还表现在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方面。这位素有苏联情结，喜欢坐吉姆车、吃面包、观看苏联文艺作品的开国上将，既努力维护中苏友谊，与苏联顾问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同时政治立场坚定，对苏联顾问不迁就。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他马上把一批翻译人员召来，通报了情况，以极严肃的语气说：要想做名好翻译，首先应该成为一名好党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脚跟。只要是为了党的利益，赴汤蹈火也毫不畏惧，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1964年4月11日，刘亚楼抱病参加了空军的最后一次翻译工作会议（这是他连续参加的第十二次翻译工作会议），谈了有关翻译队伍建设的四个问题，今天读来，仍不乏真知灼见。

“在新的情况下，对翻译工作要采取新的措施。把翻译划分专业，在各个专业上搞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加调整，可划分为十一个专业。这是一个重大措施。为什么要划分专业呢？为的是把翻译工作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应使翻译工作同学术知识和战术知识的研究结合起来。你们不要把‘专业化’给简单化了。分到高炮专业的，不是只知道几个高炮方面的名词，而是要搞清钻透高炮方面的历史、战术、技术方面的知识。搞导弹的要成为导弹方面的行家。这样，哪一个专业的翻译都可以到一个部队去代职，当连长、营长，甚至可以当团长，当一段回来搞学术研究，他就成了这一行的干部，应该定下来，向各兵种、各部门讲清楚。这样搞，在军队翻译中，我们可能是新的措施。专业化的道路一定要讲清楚，要采取一些措施到部队去研究战术、技术知识，要成为这个专业的行家……

“第二个问题是：要想一些措施提高质量，首先要提高中文水平。中文水平不高的，不能起过硬的作用。看一个翻译的水平高不高，首先要看他中文水平高不高。中文水平不高，这是当翻译的致命弱点。你们评论翻译水平的高低要看中文、外文、业务三个因素，最后落脚到中文上。凡是中文水平低的，都不能成为好翻译。提高质量，屁股要坐在中文上。当了十几年翻译，中文还很蹩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可以改行；一辈子翻不出一本书，翻不出一篇好文章，是没有前途的，要淘汰。但是对处理的人，不能推出不管，不能一脚踢开，不能弄得‘流离失所’。他们是有功劳的，要劝他们改行转业，提高俄文水平，扩大其他语种，采取有力措施。这是我们翻译工作的方针……”

2011年10月，由俄罗斯文化中心、中俄友协、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俄友好系列讲座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中俄人士一起缅怀了刘亚楼的传奇人生。他们中不少人正是当年的翻译，讲起刘亚楼，仍然满怀敬重，情深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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