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淮安城市格局

古代淮城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代。此后隋、唐、宋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元代，因为漕运河道变迁，使得旧城荒芜，新城崛起。

与老城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元代运河所经过的北辰坊一地却有着另一番景象：工商业者云集，小商贩密布，码头一片忙碌、繁荣。

众所周知，元代一直以海运为主，但并不是说没有漕运。元代一度也打通了南北大运河。

北辰坊正巧在运河边上，又连接着淮河，因此这里借着元代有限漕运的东风，为元末张士诚的部将史文炳在此另筑新城积聚了人脉。

明朝初年确定以漕运为运输南粮的唯一途径，重新疏浚的运河改道，由淮安旧城西折而东，由新、旧二城之间折而向北，至古末口入黄河，此时“新城西瞰运河，东控马家荡，北俯长淮，得水之利，财赋倍他处”。

后来，运河改走城西，由清江浦入黄河，万历时黄河又在草湾改道，新城地利尽失，“人烟寂寞顿异”，而运河两侧则因漕船所经，“商贾辐辏，较胜城中”。

明代后期，因为运道变迁和实行运司纳银制度后，淮城西北关厢开始日渐繁华，大批盐商从外省迁居于此。富甲一方的盐商生活奢侈，由明至清数百年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

淮安城市规模宏大，到明末有72坊，堪称东南一巨镇。除府城山阳外，淮安所属的一些城镇，也因为漕运的兴起而发展起来。

府城西北30里的清江浦，原十分荒芜，后“运河由此出清口，上黄河，水陆孔道，商货丛集，夹岸人居二十余里，河之南有管仓户部、督造漕船工部、东西河船政二同知、营缮所、税课司，河北主簿各衙门驻扎，实重地云”。

“凡货船悉由清江过坝，里之运河，外之黄、淮河，千舳丛聚，侩埠羶集，两岸沿堤居民数百万户，为水陆之康庄，冠盖之孔道，阛阓之沃区云”。

直至明朝倾覆后，尚有人建议在清江浦建立市场，派兵护送客商到淮上，以解决民生问题，也可窥见清江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从这些集镇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于集镇形成的影响力，淮安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南北孔道，促成了多个城镇的繁荣。

也正是因为对于运道的依赖性，使得城镇的兴衰与运道的变迁相联，这条黄金水道灌溉了当地的城镇经济，为当地带来了发展和生机。徽晋商人抓住了此地商机，迁徙落户到淮安，也加速了城镇建设。

二、漕军与漕运

明初漕粮实行完全的民运，后逐渐演变为官军长运。除了苏、松、常、嘉、湖五府上贡的20多万石“白粮”仍由民运外，运军承担了绝大多数漕粮运输的任务。

运军总数为10多万人，按卫所军制组织管理。卫所中的各级官员如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总旗及小旗等构成了庞大的运军领导阶层，这些大小运官具体承担本卫所运军的监督管理任务。

明朝的漕运制度已日臻完善，具体制度详细到每一个卫所，后来甚至出现五船一甲的连坐制，按照统治者当初的设想，负责漕运的卫所只要按照规定运输漕粮，就能保证漕粮顺利抵达京师。

可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矛盾仍然层出不穷。明朝的运军生活艰苦，他们运输漕粮走的是大运河，水闸林立，每次过闸，都要三四百人挽拽一船。

这条河不是风平浪静的，所以他们还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在长达十个多月的艰苦征程后，运军们并没有时间得到休整，他们“经年劳瘁还家，席未暖而官司已点新运矣”。

运军在运粮过程必须时刻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得对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运军之苦似乎众人皆知。

明政府对此做出两个举措，一是“逃军随即挨拿，并改差者逐一查出，依律问拟”；二是适当的增加运军月粮，逐步放松运军挟带土宜规定。

此外，运军还要面临着漕运各司官员的盘剥苛扣，这使得他们本来就极其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这样的搜刮并不是一处，而是“处处搜盘”，可见运军几无立锥之地。在如此催残压迫之下，很多运军为了贫有所依，死有所葬，逐渐形成了民间秘密组织——罗教。

从运军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为了摆脱贫困，开始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

淮安二卫原“苏州摆站者不过数家，今者连甍接栋造楼居住者，皆囚人之丁矣。官府不问其来历，里胥莫究其所从。由是军囚之生计日成，而南亩之农夫日消矣。”

可见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军人也开始不满足于屯田或是漕运所得，纷纷投身于商业，并因此获得了巨大利润。

这是一部分为了生活而从事商业贸易，并走向成功的特殊人群。清朝仍沿用明朝的漕军制度，只是在官职称谓上有所变化。

如革卫指挥等官，改为守备、千总等官，卫所军改称屯丁，漕军改称漕丁等，这些世袭武官的军事性质部分保留，原来的漕军仍然承担挽漕重任。

明清两代政府利用军队来负责漕运，一是因为军队人员编制相对稳定，确保了漕运的顺利进行，且有明确的责任制；二是因为支付军队人员的开支相对要少些，可以通过屯田，再加上一点补助就能维持庞大漕运人员的生计，降低了漕运成本。

可是入清以后，漕军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包世臣指出漕丁“所得津贴，不敷沿途闸坝、起拨、盘粮、交仓之费”，“倾覆身家，十丁而六”，逃亡如此严重，政府不得不另行招募水手成为漕运的主力，一年工银仅为六两。

清代漕粮的运输，每年约需六、七千只船，每船佥卫所军一名领运，谓之旗丁；另由旗丁招募水手若干名，协同挽运。

领运旗丁需六七千人，舵工水手约需五、六万人，此外，沿河另有专以拉纤为职业的人谓之短纤，遇有浅滞，临时雇募，漕船旗丁与雇募水手合计当在十万人以上，为了维持这些廉价劳动力的生计，政府进一步放宽了漕船夹带私货的限额。

不过漕军的生活困苦，那就必然穷则思变，他们为了转嫁负担，又勒索交粮农民和运粮民户。虽然明清政府一再放宽私货挟带的定额，但实际上每船挟带量要比规定的多得多。

此外，运军们甚至还有盗卖漕粮的极端现象发生。为了逃避责任，有的自缢身死，有的削发脱身。

漕军们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然后尚有一线生机，到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运河运输量的逐渐减少，后又被沙船海运所代替，造成了“内河漕船生计日益困难”，“五省贯漕的清江浦遂成下邑”。

再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下令将屯田改为民业，屯田与运军等名目一并删除，卫守备、千总等官也被裁撤。漕军从此便成了历史名词，他们世袭挽运，丧失生活来源后，或逃难到外地，或开垦荒地，有些甚至参加了后来的革命。

三、淮安的民风与特产

说起淮安的民风，地方志的记载有待商榷。来往于淮安做生意的富豪奢侈，而本地人因为读书识礼，倒也能守贫。

虽然地方志的叙述都是对本地褒扬大过贬损，不过也能从字里行间找出些许根源。士人可以理解为读书人，而读书人有一部分也是穷酸书生，不守贫困也难。

其实其他社会阶层也早已被这浓郁的奢靡风气所侵蚀，只剩下一些读书人能够“简朴持节”。淮安府是被商业气息熏染很深的城市，但是明清两代也并非全是重商抑农。

而是因为淮安城市的发展类型本身就是运河城市，有其特殊的背景，注定是要以商业为主。

从商者，不论是小手工业者，还是大商人，手中有了银子，便有了挥霍的资本，因此人们便开始搜罗绫罗绸缎、珠宝玉器，追求物质上的极大欢娱。

可是毕竟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和平稳定时期，有钱可以买来四方货物，可是一旦社会动荡，交通线瘫痪，那时又没有直升机可以空投，水路、陆路都被封死，只有身着绮罗，手握珠玉等着饿死了。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动荡后，淮安耕种人口有大幅度的增加，商业人口减少。最主要的一点是淮安本地商人做生意比不上外来商人。换句话说，淮安人的商业头脑还有待开拓。

当时的扬州和徽州商人在淮安的很多，他们财大气粗，有着先进的经商理念，自然是财源广进，而淮安本地的商人大概都被挤兑光了，剩下的也只是小商小贩。

商场如战场，失利的商人们把剩余的一部分资产投入到了恒产——土地上去了。可是淮安农业基础非常薄弱，除了没有耕种的优良传统外，也缺乏必要的自然条件。

地方政府领导虽然有意要在淮安推广纺织技术，并积极的聘请纺织熟练的工匠到淮安来指导淮人纺织，却一直是无功而返。

这跟传统有关，也与现实社会有关。淮安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厚的城市，在清朝即使风俗有所改变，农民也只占三、四成。种植庄稼的人很少，种植棉花的也就更少。

再者淮安屡次遭受黄河决堤的威胁，庄稼作物本身收成就不是很好，屡屡受灾。在原料缺乏的情况下，强行推行纺织业的作法，实在有待商榷。

而且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到了清朝末期，知县推广的纺织显然不是机械的纺织业，而是传统的手工业。

要知道这个时候松江地区的传统纺织工业已经受到了外来机器纺织品的冲击，属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知县虽然出于为地方经济着想的考虑，但是因循守旧的做法也是相当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