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璇 实习生 李雨鑫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至今已逾百年,几代考古人以坚韧的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在岁月的尘埃中探寻着人类的记忆与智慧。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怎么发现的?在无人区考古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近日,纪录片《考古者说》在CCTV-9热播,讲述了六位考古学家非凡的考古故事。这六位考古学家都是谁?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听刘一曼说——

考古甲骨有多复杂?

刘一曼,生于194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她从1973年接触甲骨文,生命中的52年投入到甲骨的发掘和研究,直到今天,依旧孜孜以求,不曾停息……

刘一曼首次与甲骨“结缘”是在1973年,她参加了安阳小屯南地的发掘工作。尽管现在的刘一曼已是殷墟考古发掘的“功勋人物”,可时年33岁的刘一曼只能算考古学界的“初生牛犊”,考古队里派了两位技工,手把手地教她如何进行考古发掘。

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18日,刘一曼的探方中出现了一个灰坑,她将其编号为H24。这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遗迹,是由于古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或凹坑倾倒垃圾而形成。

那一年,安阳小屯南地共发现甲骨上万片,其中有字甲骨5335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刘一曼主持发掘的H24坑,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当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考古单位。

刘一曼与甲骨的故事还在上演。1991年,为配合筑路工程,安阳考古工作队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钻探,在距地表3米深处时,发现了编号为H3的长方形甲骨窖穴。刘一曼作为领队,主持了这次考古发掘。

最终,这个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1583片,包括有字甲骨689片,成为殷墟甲骨史上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充满未知的甲骨发掘足以令人惊喜,但惊喜过后,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由于这批甲骨破损严重,刘一曼等人仅在粘对、拼合上就花了快两年时间。此后,做摹本、拓片、做索引,经过12年耐心细致的整理,发掘报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才终于出版。

对于自己毕生从事的甲骨文发掘和研究工作,刘一曼感触颇深,面对镜头,她有感而发:“拼对,缀合,粘好。弄好了,然后才能够拓片。有的字怎么拓也拓不出来,那就没办法,只能做摹本。先做一个铅笔稿,矫正以后,再上墨线,最后还要做索引。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这个工作有个好处,别人看你的书,想查这个鹿字,只要看这个像鹿的动物,一下子就找出来了。给读者、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这个工作很费时间……”

听袁仲一说——

兵马俑胡子有多少种

秦始皇陵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漫步于俑坑旁,游人往往遥想大秦帝国的宏盛辉煌,93岁的“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却总有无限感怀涌上心头,原因无他,只因这里藏着他与故友的珍贵回忆。

袁仲一,生于1932年,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现任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他为什么被称为“兵马俑之父”?

时针拨回1974年7月,袁仲一和同事乘着卡车风尘仆仆地赶往骊山脚下的西杨村,执行一项紧急发掘任务。此前,这里的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陶俑残片。42岁的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就此与兵马俑紧密相连。

任务时间本来仅在一周左右,但袁仲一等人的考古工作却没能轻易收尾。原来,他们在测定俑坑时,迟迟无法找到其边界。这意味着俑坑是一处规模颇大的遗址,袁仲一感到人手不足,先后从陕西文物单位调来了程学华、王玉清等考古队员。1975年3月,当三个试掘方挖完后,一个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的俑坑出现了,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1976年2月,考古队在一号坑北侧20米和25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

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奇迹重见天日,袁仲一至今难忘那种激动喜悦。他对秦始皇陵兵马俑做了这样的概括:大、多、真。“大”在于“个头”,一般的陶俑仅有几十厘米高,而兵马俑则通常在1米8左右；“多”在于数量,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俑坑内共有约8000件兵马俑,如同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真”则是逼真,仅胡须就有24种,以细节反映人物的性格,堪称“千人千面,多彩多姿”。

兵马俑到底是谁做的,怎么会做得那么像呢?为探究这一谜团,袁仲一用三个月的时间下坑给兵马俑“相面”,终于从兵马俑身上发现了人名,也就是工匠的名字。正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成”,由此可以推算出,参与兵马俑制作工作的足有上千人,来自全国多地。这样的研究工作,即使到他退休后也没有停止。

听王明达说——

啥“宝贝”让他“逮着了”

王明达是与良渚遗址密不可分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自1966年便投身于浙江考古工作。

良渚遗址初次现世是在1936年,然而,多年以来,作为命名地的浙江,却一直没有发现重要的良渚文物。埋藏于地下的良渚遗迹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每个浙江考古人的心头。

1985年,王明达等人接过了良渚遗址调查的“接力棒”,他们跑遍了杭州周边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一无所获。转折出现在年底,王明达注意到一个叫“反山”的地方,契机则来自于一次意外的事件:一家乡镇企业选中反山的大片土地,准备兴建厂房。

1986年,反山被迫进入抢救性发掘,王明达担任领队。表土挖去不久,考古队就有了收获,却实打实地属于“意外”——他们挖出了11座汉墓。那么,这处遗址会有良渚墓吗?谁的心里都没底。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三角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极少发现带墓坑的史前墓葬,以致考古学界有声音说,良渚古人的葬俗就是“不挖墓坑、平地掩埋”。

不过,王明达等人没有就此放弃。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王明达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墓口出现!然而,大家雀跃的心很快又沉了下去:墓坑下挖了将近一米的深度,仍未出现良渚时期的任何遗迹。

5月31日下午,一个平常的夏日。眼见乌云密布、大雨将至,王明达赶紧指挥民工清理浮土。这时,一名考古队员递给他一块奇特的“土”。这块“土”跟火柴盒大小相仿,上面分布着红点和白点。王明达从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边缘小心地清理着,更多朱红色的漆皮和小玉粒出现了。这就是这座大墓中第一件被编号提取的珍贵文物——嵌玉漆杯。此时此刻王明达是什么心情?“心里头讲了一句,轻轻地讲了一句,逮着了。”

更多的惊喜随之而来。反山12号墓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随葬品数量多达658件,仅仅玉琮就发现了6个。编号为98号的玉琮,重达6.5公斤,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这件器形外方内圆的玉器,不仅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更让人惊叹的是其精美的雕刻艺术:“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的独特标志。98号玉琮,是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也被称作“玉琮王”。

听孙键说——

“南海一号”打捞有多惊险?

从22岁到60岁,孙键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多年是和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一起度过的。这些年,他见证了“南海一号”从定位、打捞,到发掘的全过程,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再到飞速发展的艰辛历程。

1987年,一艘沉睡800多年的宋代商船在广东阳江海域被发现。作为国内发现的第一处沉船遗址,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

同年,孙键进入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作,几年后,“不晕船又爱水”的他在机缘巧合下被调入水下考古部门,从此便与“南海一号”结下不解之缘。

彼时,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处于萌芽阶段,受资金和技术条件限制,“南海一号”的打捞工作不得不推迟。这一等,就是14年。

2000年,“南海一号”打捞项目得以重启,2001年的春夏之交,孙键和同事们在呼啸的东北季风中展开了搜寻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使用了声呐扫描等技术,还从英国买回了原始坐标,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大家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

偶然的一个晚上,在整理起锚带起的海底杂物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许多瓷片,看上去正是景德镇的青白釉瓷片和德化窑的器物,与“南海一号”年代相吻合。孙键等人士气大振,立即用物探进行确认。至此,“南海一号”终于重现踪迹!

“南海一号”位置终于得以确定,可要怎么将沉船里的文物打捞上来呢?经过多轮论证,大家决定采取“整体打捞”的方案——用重达6000吨的沉箱和36根钢梁,将船体“兜底”托起。这就像从海底取上来一篮子鸡蛋,又不能让鸡蛋破损,其难度可想而知。

精准定位、海底穿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当沉箱成功起吊时,沉船左舷距离箱壁仅20厘米的惊险细节,至今令孙键后怕。最终,历时八个月,“南海一号”终于被整体打捞出水。

从2007年开始,“南海一号”依旧被“封存”在海水之下,直到六年后,全面发掘才正式开始。接下来的数年里,孙键几乎常驻在发掘工地上。金银器、瓷器、陶器、钱币……“南海一号”陆续出水文物超18万件,开创了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听胡兴军说——

对女儿说去罗布泊“捡垃圾”

“死亡之海”罗布泊,令无数探险者神往又恐惧。这片“生命禁区”从来鲜有人问津,一位考古学家却与它“纠缠”了十年之久,挖掘出一段深埋千年的边陲记忆。

那是2011年3月,31岁的胡兴军参与了孔雀河烽燧群的考古测绘。荒草斜阳里,古老的烽燧如巨人静默矗立,迎风面多已坍塌不存。那是胡兴军第一次来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2015年,出于维修保护的需要,胡兴军等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在探沟里意外发现了一块纸张残片,上面赫然写有“守捉”的字样。这使得众人疑惑不已:此前,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被学界一致认为是汉代楼兰古城遗迹,可“守捉”是唐代的军事设施,跟汉代压根儿就没有关系。

这次简单的试掘推翻了以往人们对于这座烽燧的判断,2019年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它正式进行考古发掘。

持续10年的坚守,克服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胡兴军等人终于揭开烽燧全貌,描摹出一幅唐朝边塞图:长河落日,一名唐朝士兵站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上,遥望着距此约6公里的突西克西烽燧,随时准备燃放烟火以通报敌情,一旦遇上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则向管理机构以书面形式汇报平安。

在浩如烟海的唐代文书里,令胡兴军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士兵们的家书。有封家信这样写道:“娘子不需忧愁,刘五在皮熬为勾当,收拾卖羊勿使堕落。”一个名叫刘五的士兵让妻子不要担心自己,照管好家中的牲畜和田地。

长年在沙漠工作,胡兴军同样与妻女聚少离多,2014年出生的女儿那时还不明白什么是考古,胡兴军就说自己是到沙漠里“捡垃圾”去了。多少个夜晚,漫天的繁星下,胡兴军与同事们支起放有手机的长杆,凭借微弱的热点蹭着流量,给家里人发信息报平安。仍是广袤的边塞,仍是忙里偷闲的瞬间,这群“考古人”仿佛与唐代将士的生活,有了跨越古今的奇妙重合。

听张东菊说——

青藏高原埋藏着多少奥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神秘的古人类,能为这两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提供一种答案。

2010年,西伯利亚南部一个名叫“丹尼索瓦”的山洞引起世界关注: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节人类指骨化石,从中提取到的古DNA表明,它不同于此前已知的任何一种有遗传信息的古人类,人们遂将它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令人惊奇的是,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里面有一个EPAS1变异基因,这个基因与适应高海拔环境密切相关,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群、夏尔巴人群中普遍存在。

丹尼索瓦洞的海拔仅为700米,丹尼索瓦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因呢?他们与现在的藏族人群、夏尔巴人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度成为困扰多国考古学家的“未解之谜”,直到青藏高原上一块神秘化石的出现,让张东菊成为了“破局者”。

那是一块人类下颌骨化石,是20世纪80年代一位僧人隐修时在山洞发现的。它没有下巴颏,牙齿硕大,骨壁很厚,透露出远古的气息。出于种种原因,人们一直没有对其开展研究,直到张东菊团队引入古蛋白分析技术,才终于将其确定为距今至少16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这项研究成果于2019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立即引发了学术界的轰动。

既然这块化石如此重要,那它究竟是从哪儿出土的呢?自2010年开始,张东菊团队在青藏高原展开调查,他们前后花了近六年时间,将化石的出土地点锁定在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

2018年起,张东菊团队对白石崖溶洞进行了4次正式考古发掘。最终,他们收集了上万件打制石器和几千件动物骨骼化石,最令人兴奋的是,他们又发现一件丹尼索瓦人的肋骨碎片化石!

在4万年的地层中发现丹尼索瓦人的骨骼意义非凡。因为此时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现代人,这就给丹尼索瓦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基因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现代藏族人群之所以携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作出了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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