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的清华大学，北院的青砖小楼里传出一阵爵士乐，留声机的旋律在暮色中飘荡。

李克，这位外文系的教授，穿着中式长衫，手持一杯咖啡，热情地招呼学生们参加茶会。

他讲起英美文学，语气温和，眼神却不时扫过每张年轻的面孔。

学生们围坐一圈，24岁的英若诚也在其中，手里拿着一本《管子》，正与李克讨论翻译的细节。

谁也没有注意到，李克的书桌上藏着一份名单，上面标注着“可发展对象”的字样，这一切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人真相？

1948年秋天，黄浦江畔的上海码头人声鼎沸，一对衣着得体的夫妇走下了轮船，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注意。

他们是李克和李又安，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两人手里紧握着学术交流的通行证，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谨慎。

这对三十出头的夫妇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向海关人员出示了文件，声称自己是来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

海关人员接过通行证，仔细翻看了几页，上面盖着美国某大学的公章，还有中方学术机构的邀请函，一切看起来都合乎规范。

事实上，这对夫妇并非真正的学者，而是美国海军部的间谍，肩负着“中国观察计划”的秘密任务。

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潜入中国的高等学府，以学术交流为掩护，寻找那些对美国文化和政治抱有好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一个隐秘的情报网络。

那叠藏在行李箱底的文件，正是任务的详细指令，上面记录着他们在中国的行动计划、联络方式以及需要关注的重点目标。

海关这一关虽然顺利通过，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漫长潜伏的起点。

离开码头后，他们直奔上海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准备在那儿暂时落脚，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在旅馆房间里，李又安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台小型收音机，插上电源，调试旋钮，确认设备运转正常。

这台看似普通的收音机，其实是加密通讯工具，用来与美国方面保持联系。

房间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因为在1948年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华北，炮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北平（今北京）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

李克和李又安这对美国夫妇却在这时候悄然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衫，用“李”这个常见的姓氏掩盖了自己的外国身份。

李克进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的课程涵盖了莎士比亚戏剧和美国现代诗歌，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听讲。

李又安则在燕京大学教英语会话，她用流利的口语带着学生练习发音和日常表达，课堂上常常充满了笑声。

两人每个月能领到150美元的薪水，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中国教授的月薪只有几十块银元，生活过得紧巴巴，而李克夫妇却显得宽裕得多。

他们住在清华园北院9号，那是一栋青砖砌成的小楼，简朴却不失雅致。

李克夫妇喜欢邀请学生到家里举办茶会，桌上摆着从国外带来的茶叶和几块简单的饼干，有时还会拿出咖啡，让学生们尝尝西洋的味道。

参加茶会的学生不少，其中就有24岁的英若诚。他来自书香门第，祖上出过进士，自己在学术上也有不小的抱负。

那段时间，他正和李克一起翻译《管子》，这本古籍里充满了晦涩的文字和复杂的哲学思想。

这些聚会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李克夫妇真正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场合观察学生，寻找那些对美国文化感兴趣、对西方政治理念有好感的人。

他们的任务是物色亲美分子，为美国海军部建立情报网络。

每次茶会后，李克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学生的表现，比如谁提到了美国文学的魅力，谁对新政权表达过不满，这些细节都被一一记下，准备向上级汇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北平的街头挂起了红旗，庆祝的锣鼓声响了好几天。李克和李又安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新政权上台后，美国海军部急需了解中国的社会动向，于是这对夫妇开始把精力转向搜集关于新政府的情报。

他们不再只盯着学生，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社会信息。

书案上很快堆满了各种报表，上面记录着北平的物价波动，比如大米多少钱一斤，猪肉涨了多少，还有布料和煤油的价格变化。

这些数据是李克夫妇从市场上收集来的，他们跑遍了北平的粮店和杂货铺，跟摊贩打听情况，再把信息整理成表格，准备通过秘密渠道传回美国。

1950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英若诚照例前往李克家。

他带着翻译《管子》的最新进展，准备跟李克讨论几段难解的文字。

走到清华园北院9号的小楼前，他推开门，脚步刚迈进门廊，就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那是短波收音机发出的杂音，像是调试频道时发出的“沙沙”声，夹杂着一些断断续续的信号。

李克听到脚步声，迅速把收音机调到普通广播频道，声音变成了当地的新闻播报。

他招呼英若诚坐下，继续讨论《管子》的翻译，桌上那些纸张也被顺手收进了抽屉。

那天之后，英若诚开始留心李克夫妇的举动。

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课堂上，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这本书是当时的政治热点，学生们轮流朗读里面的段落，有人负责记录重点，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整个教室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

李克作为授课老师，一直以温文尔雅的形象示人，他穿着灰色长衫，手里拿着粉笔，站在讲台前准备写下学生的发言。

那天，一个学生读到“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时，顺口加了一句，说毛主席的战略眼光真是厉害，应该坚定信念跟着党走。

这句话刚说完，教室里的气氛突然变了。李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手指紧紧攥着粉笔，关节都有些发白。

接着，他猛地一拍讲台，发出一声巨响，粉笔被他用力摔在地上，断成了三截，碎片滚到一边。

他扯着嗓子喊道：“这种虚幻的信仰终将湮灭在历史长河！”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学生们停下讨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

英若诚那天正好在后排旁听，他本来是来蹭课的，看到这一幕也完全没反应过来。

李克平时在课堂上总是慢条斯理地讲课，分析英美文学时头头是道，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英若诚还是照常去李克家拜访，表面上跟以前一样，讨论翻译《管子》的进度，或者聊聊文学上的问题。

他一边保持着跟李克的学术往来，一边默默整理这些异常的片段，试图弄清楚这对夫妇到底在干什么。

1951年7月25日，英若诚带着九个月来攒下的证据走进了公安局。

他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里面夹着他记录的李克夫妇的各种异常举动。

与此同时，李克夫妇正在家里忙着收尾他们的任务。

他们刚完成了一份标注“可发展对象”的名单，上面列了二十多个知识分子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背景信息，比如职业、学校和家庭情况。

李克用钢笔在名单上勾了几个重点名字，确认无误后，把纸折好塞进一个外交邮袋，准备通过秘密渠道送出去。

就在这份名单准备送出的三小时后，清华园的煤渣路上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两辆美式吉普车开进了北院，停在9号小楼前，公安人员下车后直奔李克家，出示了搜查令，开始翻查屋里的东西。

他们很快找到书房的暗格，拿出了那卷微型胶卷，又在书桌抽屉里搜出一堆文件，包括物价报表和学生名单。

胶卷被送到技术部门冲洗，上面清晰地显现出二十多个知识分子的背景分析，有些还附上了照片和住址。

李克站在一旁，看着这些证据被一件件翻出来，他曾经在二战期间帮着破译日军密码，自以为很懂得隐藏痕迹，但这次却完全没逃过新中国的反间谍网络。

搜查结束后，李克夫妇被公安人员带走，关进了监狱，开始了改造生活。

在监狱里，李克被安排翻译《毛泽东选集》，每天坐在简陋的桌子前，把中文内容转成英文，纸张上满是他的笔迹。

李又安则拿着一支钢笔，在《人民日报》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忏悔，字迹工整，跟她当年记录学生言行时用的笔迹一模一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55年，他们因为表现良好提前获释。

获释那天，他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准备返回美国。

临走前，他们把手头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手稿交给了一位老朋友，这份手稿是他们在中国的研究成果，虽然带着间谍任务的影子，但也记录了不少真实的社会数据。

而英若诚，这个揭开真相的年轻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加入了北京人艺，排演《茶馆》时展现出惊人的才华，那种机敏和果断让人印象深刻。

到了1990年代，他在《末代皇帝》里出演典狱长，一个三分钟的沉默镜头就抓住了观众的目光，那份沉稳的气场，仿佛带着当年破解间谍迷局时的影子。

参考资料：

[1]梁秉堃.花非花 雾非雾——记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J].北京档案,2016(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