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早期葡萄牙定居与权利确立

明世宗嘉靖时期，葡萄牙与中国的联系初步建立，主要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交涉来逐步深化。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方式，成功说服广东地方官员允许他们的船只在澳门地区停靠并进行贸易。

随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利得到初步确认，他们开始加强对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里，葡萄牙商船频繁地往返于澳门与其他贸易港口之间，葡萄牙人逐渐与本地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开始影响当地的商业模式。

到了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提出需要更多空间来曝晒和浸泡从海上运来的货物，这些货物多为木材和布匹等需长时间晾晒的物品。地方官员在考虑了澳门港口的地理优势及其对贸易的重要性后，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请求。

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门定居，。葡萄牙人开始建造以石材为主的房屋，这在当地主要使用木材和竹子的建筑风格中显得格外突出。同时，他们还引入了欧洲式的街道规划，使得澳门的城市布局开始呈现出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新风貌。

此外，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这包括选举出来的地方首领、法官以及四名商人代表。这些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处理葡萄牙社区内部的事务，如法律裁决、公共安全和贸易争议等。他们通过定期会议，讨论和决定对社区重要的各项事务，并与中国的地方官员协调，处理涉及中葡两边的问题。

葡萄牙的扩张与中葡关系的紧张

进入清代，葡萄牙在澳门的活动逐渐由经济贸易向地缘扩张转变，其行为越发明显。咸丰元年，葡萄牙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氹仔岛展开行动。当时氹仔岛作为澳门邻近的重要岛屿，对澳门的地缘安全和航运通道有着直接影响。葡萄牙人派出人员和船只，在氹仔岛周边频繁活动，通过设立临时设施和商站逐步加深对岛屿的控制，并试图将氹仔岛纳入其澳门行政范围。

同治三年，葡萄牙进一步将目标转向路环岛。与氹仔岛类似，路环岛也是战略要地，葡萄牙人采用相似的手法，逐步侵占了这片土地。他们利用商人和定居者的身份，通过建设港口设施和驻扎人员等方式，在路环岛形成了稳定的存在。清政府地方官员虽然察觉到了这些变化，但由于当时正值内忧外患的时局，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息，对澳门的实际控制力较为薄弱，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到了光绪十三年，葡萄牙政府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压，意图通过正式的外交手段将其在澳门的实际控制合法化。这一年，清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持续受到列强的压迫，尤其是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的谈判地位十分不利。葡萄牙方面抓住机会，提出了签订条约的要求，经过多次交涉，《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最终签订。条约中明确写入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款，从法律上确立了葡萄牙对澳门的殖民地化管理。

中葡条约到期与澳门地位的争议

随着民国的建立，中葡关系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民国十七年，中葡之间早年签订的条约期限到期。国民政府借此机会，正式宣布条约作废。这一声明直接否定了清朝晚期在不平等外交条件下签订的有关澳门的协议，明确表明了中国对澳门主权的立场。

虽然国民政府的态度鲜明，但葡萄牙方面并未因此停止在澳门的管理活动。澳门仍然处于葡萄牙的实际控制之下，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也继续沿着既有的路径展开。民国十八年，澳门邮局大厦落成。

随着中葡交往的深入，澳门的中西文化融合逐渐显现。民国二十二年，《大众日报》作为澳门第一份中文报纸正式创刊，它报道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既反映了澳门本地事务，也关注中国大陆的局势变化。

与此同时，澳门华人群体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他们通过商会、慈善组织等形式，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一些华人精英开始在澳门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与葡萄牙当局形成某种平衡。

葡萄牙非殖民地化政策与澳门回归的曙光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重大变革，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府。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殖民地化政策，试图通过调整海外领地的管理方式来改善国际形象。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开始重新审视澳门问题，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试图展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诚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步就是宣布撤出驻澳门的葡萄牙军队。

葡萄牙撤军的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葡萄牙政府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传递一个信号，即它愿意遵循国际非殖民化趋势。然而，葡萄牙并未放弃对澳门的实际管理权，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将澳门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获取更多利益。在他们的外交辞令中，澳门被暗示为葡萄牙的“特殊行政区域”，带有一定的殖民属性，这种表述显然与中国政府的立场相悖。

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始终坚持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暂时处于葡萄牙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一立场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就已经得到强调。当时，中国明确表态，澳门和香港不属于殖民地范畴，不适用于《联合国去殖民化宣言》。年底，联合国进一步将澳门和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除名，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广泛支持。

在此背景下，葡萄牙方面试图通过非殖民地化政策的延续，例如逐步缩减对澳门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来争取与中国政府展开更有利的谈判。但中国政府并未因此放松对主权问题的坚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通过各种场合强调澳门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界干涉。

与此同时，澳门内部的社会氛围也在微妙地发生变化。撤军之后，葡萄牙对澳门的控制力相对减弱，一些本地社团和华人组织的影响力开始扩大。虽然澳门仍然处于葡萄牙的管理之下，但这一管理逐渐转向依赖本地精英的协助来维持日常运作。

“一国两制”下的澳门回归

1984年，邓小平在多次公开场合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是保持澳门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变，同时确保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

这一时期，中葡双方逐渐展开多轮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容妥协。葡萄牙方面在谈判中则表现出较多的顾虑，特别是在澳门回归后葡萄牙裔居民的权益保障以及葡萄牙文化的延续方面提出了不少要求。中方在谈判中通过具体细节上的让步，例如允许葡萄牙语作为澳门的官方语言之一，逐步化解了葡萄牙的疑虑。

谈判持续了数年，直到1987年，中葡双方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澳门将在1999年回归中国。这一声明中，中国承诺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持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障居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在随后十余年间，中葡双方围绕政权交接的各项细节继续进行多次磋商，同时也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展开了全面准备。中方专门成立了有关机构，负责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葡萄牙方面则逐步减少对澳门内部事务的干预，移交了许多权力，使澳门的行政权力过渡更加平稳。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在澳门新口岸隆重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这一仪式由时任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见证。当天凌晨零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会场升起，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正式结束，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在交接仪式后离开澳门。

澳门回归后，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迅速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并由何厚铧担任首任行政长官。新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全面接管澳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此后，澳门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时加强了与内地的经贸合作。

参考资料：[1]高兴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J].中学政史地（高中文综）,2015,0(3):5-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