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7军派出重兵，把通往长春的各哨卡把守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而吉林省政府流亡到长春的公务人员及长春市政府、长春县政府及周边几个县的流亡政府公务人员，总计数千人，也很快便集结了起来。按照尚传道的指令，他们在得到吉林省政府留下来的几个高官暗示后，早已把拨付给第60军和吉林保安旅及警察总队的购粮款给掌控在手了，从现在起，他们便开始抢购了。他们更知道，只有通过抢购，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吃饭问题，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吃饱饭、吃好饭、吃美饭，才能解决发家致富问题。于是，一场风起云涌的购粮运动，便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国民党政府内战时期的粮食征购的大致政策了，虽说不是历史专业解读，但总是能给大伙一个大致印象的。

在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制度中，有“三征” 之说，即：田赋征实、粮食征购、粮食征借等。大抵情况是：1、田赋征实是征收的“皇粮”、“公粮”，不给钱；2、粮食征购，也就是征购余粮，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定价，由地方政府下达征购任务后，付钱给农民，购置储存。3、粮食征借，是征购之外，又加的码、或者本身就是征购粮。而且不再向农民支付现金，全部以“粮食库券”付给售粮的农民，其实就是“打白条”。

国民政府在粮食征购、抢购中的乱象甚多，大致情况有：1、压价征购、征借，地方政府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粮价，征购、抢购粮食，就说这次长春市政府征购流民携带的粮食，便是以1千元东北流通券一斤高粱米的价格进行征购，黑市上的价格已经是3千元以上了；2、支付不断贬值、濒临停用的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比如，王耀武用即将停用的法币、西南各省直接用“粮食库券”、以及我们后文所要说的郑洞国要用手纸一样价格的票子等，强行征购、征借粮食；3、动用军队，配合地方政府，直接入户，强行征购、抢购，不“卖”，就直接抢；4、动用军队或警察直接拦路设卡，所有拦截下来的粮食，必须“卖”给他们；5、在粮食交易市场，借口军需急用，压价强征强购，类似于“卖炭翁”；6、对于一些粮食交易企业，直接开刀，征购“爱国粮”。

读者或许会问，这些粮食真的用作军粮了吗？当然，有一部分肯定是当军粮了，但另一部分却肥了当官的。这里仅举一例，新一军潘裕琨部在东北的一次抢购粮食事件。当时，东北“剿总”给他们下达的有硬性指标，还有奖励措施，那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回扣。当然，新1军也有的是办法。一是成立组织，各师师部分别组成抢粮工作组，各团也有一个专门的抢粮小组；二是行政、军队相联合，由辽中县县长陆某指定各区长和各保的联保主任负责推行此项工作。三是加强措施，其办法有：1、分地区设立关卡进行检查和抢购；2、派武装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击某地，挨村挨户进行搜查和抢购；3、对于粮食交易市场、当官的认定的粮食交易企业等，进行重点抢购等。四是效果明显，当时抢购的小麦和高粱总数，估计有170余万斤。五是“清正廉洁”，军部、师部、团部有关负责人员都从中捞得一大笔油水。如第五十师副师长罗锡畴在抢粮工作中，表现突出，捞得的油水价值一百多两黄金。

而长春市政府组织的这一次目标明确的抢购流民粮食的运动，不是没有奖励吗，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啊？这里先说一点明地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除了长春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外，虽说是省、县级官吏，但大多数也是从永吉或邻近县、市逃难而来的，同样是要解决自己和家人的吃饭问题的，虽说尚传道没有拨付给他们购粮款，可他们逃难时，带来的可有成马车的公款、银行库存，花不完，根本花不完。至于暗地里的原因，我们会慢慢道来的。

军营旁、道路旁、村庄旁边的流民临时窝棚内，突然间就出现了大批的国民政府行政干部、武装警察，后面还跟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干部们拿着本子，登记着各户流民的户口，检验着他们的口粮，杂役们拿出一秆秆大秤，称量着各户的“余粮”，会计人员在全面查着大把大把的票子，递给流民户主，一家完了，再往下一家走去。被征购完余粮的人们问着那些官员，什么时候让他们进城，官员们告诉他们：“我们只管征购余粮，不管进城的事。”

等征购人员前脚刚走，后面便来了些不明身份的人，说：“进城，别指望了，这长春城里的人，又没有半分土地，哪儿来的粮食吃啊？你们也没看看，他们为什么出这么低的价钱来收购粮食，那是要高价卖给城里人的，据说，城里已经饿死人了。我们啊，即便是进了城，那也得挨饿，还不如回永吉去呢。我可是听俺邻居说了，老八路，发粮食吃呢。这马上就要开春了，再不回去种地，等到秋后，那才叫个愁死人呢。”

说话间，那人指了指永长公路，偷偷地说道：“看见没，看见没，那几个是俺们屯子的，已经开始走了。”众人愣了一会，分头找熟人商量去了。那几个说共产党好话的人，便又随着征粮的队伍，向下一个流民点走去。

渐渐地，有人真的上路了。大路旁，陇臣的胶鞋生意也开张了，当然，负责买卖的，是穿了便装的东北籍士兵，这一点，也是乌察三爷教给他的生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