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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种植园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已无利可图，独立战争所倡导的主张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风行全国，美国的奴隶制已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世纪初沛然兴起的植棉业竟然奇迹般地拯救了垂危的奴隶制。

植棉业在南部的兴起，是和以下几方面的有利条件分不开的。

首先是棉纺织业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北部迅速发展，对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看到种植棉花有利可图，许多种植园主便趋之若鹜。

其次，发展植棉业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力都不成问题。南部许多地方，如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都有广袤的处女地可供发展。而一些旧蓄奴州，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又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1793年27岁的康涅狄格青年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纤维脱籽效率，使南部奴隶制经济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迎刃而解。

马克思曾经论述惠特尼轧棉机的效率及其历史意义：

“在这项发明之前，一个黑人最紧张地劳动——整天未必能清拣出一磅棉花。而轧棉机发明以后，一个老年黑人妇女一天就可以轻易地清拣出50磅棉花；后来机器逐渐改进，效率又增一倍。美国植棉业的桎梏这时便被粉碎了。”

美国研究奴隶制经济的两位著名学者指出：“若没有轧棉机出现，奴隶制就会逝去。”

进入19世纪，奴隶制不仅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急剧地膨胀起来。奴隶主阶级疯狂地向西部领地扩张，建立新的蓄奴州，大批新种植园不断涌现。

对奴隶的需求量随之增大，奴隶价格飞涨，奴隶贸易日益猖獗。1807年国会通过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法令之后，奴隶走私贸易依然不绝。州际奴隶贸易有增无减，从事奴隶繁殖的弗吉尼亚州30年间出口奴隶近30万。

内战前南部的奴隶制经济，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以农业为主，也有一些工业。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也有一些粮食作物。仅就经济作物而言，除棉花外，还有肯塔基的大麻，路易斯安那的甘蔗，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但无论哪一种作物，哪一种经济成分，它的重要性都无法与棉花相比。棉花无疑是南部奴隶制经济的支柱。

19世纪上半期植棉业飞速发展的结果，在南部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棉花地带”。它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以及佛罗里达北部、密苏里东南部、田纳西西部、得克萨斯东部和北卡罗来纳部分地区。

总面积为40万平方英里。

棉花地带的形成，有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一是土质肥沃松软，便于耕作。二是日照时间长，利于棉苗生长。三是气候适宜。不仅雨量充沛，而且降雨适时。秋季干旱，恰是摘棉季节。四是河川溪流甚多，便于交通运输。

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棉花地带成长的还有重要的人为因素。

一是轧棉机的发明。二是棉种的改良。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部以短纤维的绿籽棉为主，另外还有海岛棉、南京棉、墨西哥棉、克里奥尔棉等。这些品种各有优缺点。后来，拉什·纳特博士等人通过杂交培育出新棉种“小海湾”。这个新棉种以其优异品质而在南部受到普遍的欢迎。

各方面的条件既已具备，棉花地带的快速成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轧棉机发明前的1791年到1855年这65年中，美国在世界棉花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1791年为0.4%，1860年己达66%。棉花地带，处处是棉花。

1827年一位正在南部的旅行者给朋友写信说，他在查尔斯顿港的码头上看到堆积如山的棉花，所有的仓库里、货船上都是棉花。报纸上登载的，人所谈论的，都是一个主题：棉花！棉花！棉花！从棉花在出口中的比重也可以看出它在南部经济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1850年下南部出口棉花、蔗糖、稻米共值1.194亿美元，其中棉花为1.02亿美元，占出口额85%以上。

内战前，美国南部出门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供应的3/4。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北部的棉纺织业嗷嗷待哺，主要依靠美国南部提供原棉。1859年至1860年度，南部棉花供应英国2344000包，供应欧洲大陆106000包，供应美国为943000包。

由于棉花的地位和作用如此不凡，南部奴隶主阶级便有恃无恐，不可一世。

1858年，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哈蒙德参议员曾在参议院狂妄地叫道：

“如果不供应棉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英国就会人仰马翻，除（美国）南部以外的整个文明世界也将随之倾覆。不，你们不敢向棉花宣战。世界上没有谁敢向它宣战。棉花就是大王。”

种植园主所控制的南部因此有“棉花王国”之称。

在南部白人社会中，自耕农、小商贩、工匠、工人占有很大比重，人数相当可观。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经济状况很不稳定。虽然其中有些人也梦想走运发财，成为奴隶主，但大多数人却提心吊胆过日子。许多小农因无力与种植园主竞争而破产。

破产者有的去种植园充当监工，为奴隶主效力，有的沦为“贫穷白人”。

“贫穷白人”在南部白人社会中地位最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遭到种植园主排挤的小农，他们不得不卖掉土地而移居到硗薄的丘陵地带和松林地带，用自己的双手在房前屋后开垦小块荒地，勉强养家湖口，生计十分艰难。有的靠渔猎为生。还有的无以谋生，不得不给种植园主打零工，领取微薄的工薪。

在南部社会，比“贫穷白人”地位更低的，就只有黑人了。

南部的黑人也并非全是奴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自由黑人。1790年南部诸州自由黑人大约有3万人，1860年增至26万。自由黑人多为垦荒者小农、手工业者、雇佣帮工和流浪汉。虽然也有极少数自由黑人发迹，但绝大多数生计窘迫，赤贫如洗，长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南部社会对自由黑人诸多限制，防范甚严，深恐他们在奴隶当中策划密谋、煽动叛乱。在南部，自由黑人被抓、被拐、被卖而沦为奴隶的事屡见不鲜，他们的自由和安全毫无保障。

处在南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就是广大的黑人奴隶。他们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在黑人奴隶当中又有家庭奴隶和田间奴隶的区分，田奴比起家奴来地位更低下。

黑人奴隶为奴隶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在主人和监工的皮鞭下，黑奴像牛马一样干活，受尽了各种凌辱和折磨。由于奴隶主只顾贪婪追求利润，对奴隶劳动的榨取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使奴隶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奴隶主阶级还不断强化专政机器，采取种种严密的控制手段，以防止奴隶的反抗活动。

早在殖民地时期，围绕奴隶制问题就已经展开过争论。后来，在制宪会议上和密苏里妥协案通过以前均有人出面维护奴隶制。19世纪30年代，为奴隶制辩护的宣传趋于理论化系统化。

1829年，奴隶主政客、南卡罗来纳州长斯蒂芬·米勒在致州议会的咨文中宣称：“奴隶制不是一桩国家祸害；相反，它是一宗国家利益。”

这就为尔后的奴隶制辩护宣传定下了基调。

奴隶主阶级的御用文人竭力炮制“理论根据”阐明奴隶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牧师们从圣经中找寻论据，说黑人的祖先遭到上帝唾弃，上帝命令黑人世世代代为白人效劳。这些牧师还赞美奴隶制是使非洲野蛮人皈依基督教文明的有效手段。

南部的历史学家从故纸堆中拣出古代希腊罗马作为例证，说明奴隶制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阶梯。他创还力图证明历史上黑人对人类文化发展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南部的人种学家、生物学家和医生，从生理方面证明黑人是极端落后和原始的人种，天性低劣，智力不全，理应受白人奴役。南部的经济学家则极力证明奴隶制经济的优越性，断定奴隶劳动为南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所必需。

在这一片为奴隶制叫好的鼓噪声中，调门最高的当数约翰·卡尔霍恩、托马斯·迪尤和乔治·费茨休等人，他们是南部最主要的理论家。

卡尔霍恩一生不遗余力地为奴隶制大唱赞歌，他曾说过：

“南部许多人一度认为它（指奴隶制）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祸害。这种愚蠢荒谬的见解已经行不通了。如今我们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将它视作世界自由制度最安全最牢固的基础。”

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乔治·费茨休猛烈抨击“自由社会”，并预言道：

“当所有其他社会形式都失败了，无能为力了，整个世界就只有重归奴隶制，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然而，谎言毕竟掩盖不了奴隶制的残酷性和落后性。诡辩家喋喋不休的讲话，连篇累牍的文章，恰恰表明了奴隶主阶级心劳日拙的困境。

林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尽管有人炮制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力图证明奴隶制是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我们却从来未听说什么人心甘情愿使自己成为奴隶以便从中得到好处。”

种植园的剥削和压迫极为深重。奴隶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很大，往往是超生理的过度劳动。在大田里工作的奴隶，清晨4点起床，做饭，喂牲口，日出之前就要赶到田里去干活。直到日落西山，奴隶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住处。在农忙季节，每天劳动时间竞长达18、甚至20小时。

充当家庭仆役的奴隶，虽然劳动强度没有田间奴隶那样大，但也有干不完的活。如跑腿办事、市场购物、喂马、赶车、照顾婴幼儿，打扫房间等。

奴隶的物质条件极为菲薄。主要食物是煮玉米和腌猪肉。食物有限，难以果腹，有的奴隶只好设法偷主人的东西吃。还有一些奴隶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半夜去树林里捕捉野兔、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用以充饥。

据统计，1个奴隶全年的伙食费只有10-12美元，每年的衣物（棉布和粗麻布制成)为7.5美元。据逃亡奴隶道格拉斯回忆，他小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冬天几乎冻死，晚上睡觉时就钻进一只盛玉米用的麻袋里，顾得头顾不了脚，双脚冻裂，鲜血流出。奴隶的居住条件也非常糟，一般住在小木屋里，平均一间小屋住7-9人，有的甚至住10-12人。小木屋很容易着火，但防火设备却几乎没有。屋内陈设简陋，一般有壁炉和木板床，床上铺着稻草，条件好的有条毯子。地上堆放一些玉米皮就是床铺。在条件差的农场，奴隶就连这样的小木屋也住不上，他们只能住在棚子里。

黑人奴隶因生活太差，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再加上卫生条件极坏，缺医少药，疾病因而流行。痢疾、麻疹、霍乱、疟疾、肺炎、百日咳、黄热病十分狷獗，不少奴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奴隶主和监工随意打骂奴隶。对奴隶施行人身摧残的手段。

刑具无所不有：鞭子、锁链、口衔、拇指夹、颈手枷、猎刀、手枪、警犬…密西西比州有个奴隶主兽性发作，连续抽打奴隶一千鞭子。据黑人儿童亨利·齐塔姆回忆，他的姨妈怀孕数月，仍遭监工毒打，以致当场流产。

马里兰州一个名叫托马斯·兰曼的奴隶主丧心病狂，竟然用斧子将一名奴隶活活劈死。

在美国历史上逃亡却成为黑人奴隶争取自由反抗奴役的一种至为重要的手段。

美国学者詹姆斯·塞勒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逃亡奴隶所作的研究表明，80%以上的逃亡者是青壮年男性奴隶。这些青壮年男奴正是种植园赖以维持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逃亡且多发生在播种、收获等农忙季节，使奴隶主受到严重的损失。更使奴隶主大伤脑筋的是，不少逃亡成功的奴隶常常以各种方式协助更多的奴隶逃亡。

如奴隶威廉·布朗逃至北方后，利用船只摆渡逃奴，仅在1842年5月1.日至12月1日就援助过69人。

据估计，从1810年到1850年的40年间，有10万名奴隶从南部逃到了北部和加拿大。为数更多的奴隶逃到南部人迹罕至的大森林、山区和沼泽地带，这些逃奴被称作“玛茹人”。

南部蓄奴诸州以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亚拉巴马这4个州的玛茹人为最多，游击活动亦最活跃。他们不时袭击附近种植园，抢走牲畜，焚烧庄稼，杀死奴隶主。还有一些黑人逃到了印第安人居住地区。1836年，大约有1200个玛茹人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人的城镇里。

在著名的塞米诺尔战争中，黑人逃奴和印第安人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同来犯的白人奴隶主展开顽强搏斗。

随着植棉业的兴起，种植园的压迫日益深重，奴隶逃亡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废奴派协助下，个别奴隶逃亡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逃亡，从而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地下铁路”运动。

“地下铁路”干线就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分布于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密苏里等州。

其中两条最主要的干线：一条在中西部，从南部经俄亥俄到加拿大；另一条在东部，沿东海岸由南而北。

“地下铁路”的组织者被称作“经理”。所谓的“车站”，就是指废奴主义者和逃奴同情者的寓所，逃奴可在这里吃饭、歇脚。“乘务员”就是带路人，而“乘客”即指逃亡的奴隶。“地下铁路”多在夜间行“车”，靠北极星辨别方向。

一部“地下铁路”的历史，充满智勇双全的乘务员奋不顾身的生动记录。其中最杰出的乘务员，当数具有献身精神的黑人女英雄哈丽雅特·塔布曼。她本人原是奴隶，1849年逃到自由州后就积极投身于“地下铁路”工作，先后19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南部蓄奴州，援助奴隶300多人成功地逃到北部自由州和加拿大。

据估计，“地下铁路”工作人员至少有3200人，通过“地下铁路”逃亡成功的奴隶达75000人。“地下铁路”是在美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反奴隶制斗争方式，它充分显示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地下铁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南部奴隶制度。

武装起义，是奴隶反抗的最高形式。19世纪上半期，美国南部曾发生3次影响较大的奴隶密谋和起义。

1800年8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爆发了由加布里埃尔·普罗瑟领导的奴隶起义。上千名起义者聚集在里士满城外6英里处，准备向该城进发。但在起义之前已有两个奴隶向白人告密，州长门罗及时调兵遣将，作好了对付起义的准备，加上突降的暴雨冲毁了起义者必经的桥梁，致使这次起义流产。

大批起义者被逮捕，加布里埃尔·普罗瑟等36人被判处死刑。

一位奴隶在受审时从容地答道：

“我没有比华盛顿将军更多的东西可招供，假如他被英国人俘获并受到审判的话。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争取同胞的自由而奋斗，甘愿为同胞的事业而牺牲，因此我请求立即处决。”

1822年南卡罗来纳州一位50多岁的自由黑人——丹马克·维齐，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划在查尔斯顿市和周围地区组织了大约9000名奴隶，决定在7月16日，分6处同时举行暴动，夺取军火库、兵工厂等要地。在举事前夕的秘密会议上，维齐号召大家效法海地黑人，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夺回黑人被剥夺了的权利。

由于出了叛徒，密谋泄露。当局立即行动，将维齐策划的暴动扼杀于襁褓之中。131名奴隶被捕，维齐等37人被处以绞刑。

1831年黑人牧师奈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县发动的奴隶起义，震撼了蓄奴诸州。8月21日夜10点起事时，只有7个起义者。他们先来到特纳的主人家里，用斧头砍死了奴隶主全家，然后到其他种植园去造反。24小时后，已有57个白人被杀，起义队伍扩展到70人。起义者向耶路撒冷挺进，在距离该城3英里处同敌人遭遇。联邦军队和民兵的血腥镇压使起义在发动后31小时即告失败。

这次起义在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马里兰和其他蓄奴州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起义失败后，奴隶主阶级兽性大发，100多个黑人惨遭屠杀。起义领袖特纳躲藏6个星期后终被发现，经审判后于11月11日英勇就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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