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形势并不稳定，在某些隐蔽的角落依旧残留着国民党特务。因此，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

1951年，南京人民法院对一国民党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进行了审判，并决定将其处以重刑。然而，这名特务入狱后竟每日喊冤，并称他在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陈赓将军可以为他作证。

此事被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所知，为了搞清楚情况，他专程写信给时任云南政府主席的陈赓求证。

陈赓得知后很快就写了回信：“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九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对党贡献颇大……”

陈赓信中提到的“鲍”名叫杨登瀛，别名鲍君甫，他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双面特工”。

鲍君甫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让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回国后，他投身大革命中，结识了青帮中人杨剑虹。

就在此时，一个人闯进了鲍君甫的生活。正因为此人，才使得鲍君甫的后半生结下了善果。

1926年的一天，鲍君甫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对他的才华仰慕已久，希望跟他学日语，鲍君甫慨然允诺。几天后，朋友带着一名男士来到了鲍君甫的家，他正是共产党员陈养山。

与陈养山熟识后，鲍君甫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他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1928年，陈立夫、陈果夫为了拉拢青帮，让杨剑虹做了中统高位。因缺人手，杨剑虹便让鲍君甫做了自己的副手。没几年，杨剑虹就因中统内部斗争而自杀，鲍君甫受徐恩曾赏识，调任其为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虽然身在中统，但鲍君甫却对国民党贪婪的官场深感厌恶。在经过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养山，陈养山十分激动，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上报给中央定夺。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派中央特科二科的陈赓当面与鲍君甫详谈。

就这样，鲍君甫表面上是中统特务，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特工。

为了让敌人加强对鲍君甫的信任，周恩来还特意准备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让他及时上报给调查科。同时，中央特科还故意在租界设立一些假机关，让鲍君甫带特务去查抄。

果然，如此一来中统对鲍君甫越来越器重。在站稳脚跟之后，鲍君甫就开始为中共地下党传递情报、营救被捕共产党员，还为地下党采买了不少枪支弹药。

然而就在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打断了这一切。

顾顺章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叛变无疑给上海地下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鲍君甫也被逮捕到了狱中。

不久，陈赓就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现编司令部。鲍君甫身陷囹圄，却还是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关系照顾陈赓，令陈赓感激不已。

由于敌人未能找到鲍君甫“通共”的证据，1932年鲍君甫出狱，但此时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与党组织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了。

此后鲍君甫的生活日渐窘迫，只能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全家生计。1951年他被抓到狱中后，情急之下想到了陈赓，陈赓的信，证实了他确实对革命有功，因此，南京市法院立即对其予以释放。

据鲍君甫的外孙女回忆，从1955年以后，陈赓大将征得中央领导的批准后，南京军区情报部就出面每月给予鲍君甫一家一百元的补贴费，他们的生活才得以缓和了许多。

然而，十年运动的烽火还是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君甫的家，他也因此元气大伤，于1969年去世。临终前，他还在为自己证明清白：“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内奸……周总理是知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