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与宁完我之进入后金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祖籍江西，生于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宁完我(1593－1665)，字公甫，辽阳(今属辽宁)人。
范文程之进入后金，《清史稿校注》记为：“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但据张玉兴先生考证：“范文程进入文馆之前的经历不会更优越于宁完我”。
而宁完我之进入后金，据《满汉名臣传》记为：“天命年间来归，事贝勒萨哈廉，隶汉军正红旗。”又宁完我自述：“臣蒙皇上出之奴隶”，则范、宁两人经历实为相似，“都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攻入辽沈时，被携入旗下为奴；也就是说，天命年间，他们不是以明朝生员的身份，而是以形同牲畜的俘虏的身份归于后金的。”
范文程稍异者有二：一是其出身于明朝没落的官僚家庭，其曾祖范鏓曾为明朝正德时期兵部尚书，其祖为明朝沈阳卫指挥同知；二是其被掳入金，有一番死里逃生的经历。
不言而喻，其家世背景对范文程早期性格的形成应是存在一定影响。据《清史稿校注》记：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颖敏沉毅”四字的描述，无疑向我们暗示了范文程应是一种遇事沉着冷静，处世含蓄坚毅的轻微内向型性格。
而其被掳入金，九死一生的经历，应是进一步促使范文程思想早熟，并铸就了其小心谨慎而又高度理性的个人性格。
天聪三年，皇太极开设文馆，选拔知识分子入职，以备顾问。宁、范均以通文史入职。据载，考取满汉生员入值文馆的谕令初下，宁完我即上疏自荐，且同时举荐鲍承先等5人，其急于入仕的思想可见一斑。
其时，恰巧皇太极为加强个人集权亦乐于从善如流，上下之心交相鼓动，宁完我遂在后金政权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范文程小心谨慎的性格，却使其在最初对参与后金政治的积极性受到某些限制，因而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无法被尽早地发现、使用，未能做到脱颖而出。
天聪年间，范文程为皇太极所倚重的程度，一直排名于同时入值文馆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等人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与此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范文程小心谨慎的性格与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又相得益彰，使其历时愈久，个人所折射出的政治魅力愈为光彩夺目。
至天聪十年宁完我被革职时，范文程被皇太极倚重特至，“资为心膂”，在汉族文臣中的政治地位已经名列前茅。
宁完我的被废与其性格因素
天聪十年二月十五日，宁完我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挫折。据《满文老档》记：先是，宁完我曾以赌博为人告发，但被皇太极赦免。
至是，“复与大凌河归附甲喇章京刘思宁赌博，为思宁家人告发，审实，拟宁完我罪，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解任，仍给萨哈廉贝勒为奴。”
其时为皇太极称帝前，宁完我也是皇太极心腹，为何会因赌博而遭到如此严惩，且在此后10年未被启用呢？
有学者认为：“多次被讦告是宁完我革职解任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上疏建言太多，不免有失，得罪了皇太极，而这才是他革职解任的根本原因。”此种认识固有其合理性，但宁完我被革职原因远为复杂。
仅就主观方面而言，宁完我之性格因素尤为突出。宁完我的积极入仕思想，固然使其尽早地得到皇太极的信用，但与此同时，宁完我思想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显露。天聪三年，宁完我甫入文馆，即不揣贸陋自制行军律一册，并企图上奏皇太极颁行。最终，因众人劝阻而作罢。
众所周知，其时满洲上下皆以战争劫掠为生，宁完我计不及此，其行事鲁莽，虑事不周之缺点初步展露。时隔不久，当其协助贝勒阿巴泰驻守永平时，宁完我又违令赌博。
天聪六年，李伯龙更是参劾宁完我“杯酒醉语伤人，狠心尽露，大言于众，谓人眼中无书房众官，‘若不杀我，尔辈不得安生。’”据此数事，则宁完我言行不谨且易于感情用事、使酒任气的性格缺点一览无余。
宁完我又“以古大臣之风自期，”“不贪色，不爱财，清廉为汉官第一”；竭尽忠诚，举凡有益于君国者则知无不言，甚至不惜犯颜直谏。天聪六年四月，后金军远征察哈尔部不果，企图转而南下攻明。
宁完我即曾联合范文程、马国柱上疏劝阻，疏称：“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余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钳口也。”对于宁完我的细行不谨与忠心耿耿，皇太极并非一无所知，是以当其第一次被告发时，皇太极并未将其治罪。但宁完我并未因此而幡然醒悟，其“行止不端”的缺点虽经皇太极“屡加诫谕，竟不能改”。
而其“以古大臣之风自期”的做事风格，又使其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即皇太极作为异族之君的帝王性格，以及其与皇太极在推行汉化改革、对明基本战略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问题交互影响，最终导致了皇太极对其的极度不满。在此种情形下，一些心怀不满者乘机落井下石，宁完我的被废也就成为必然。
范文程的崛起与明哲保身
宁完我之被废，在某种程度上，与范文程也不无关系。范文程的崛起，使宁完我在无意中具有了可替代性。换言之，同样具有卓越政治才能，且小心谨慎的范文程的日见信用，使言行不谨，而又屡逆君心的宁完我变得并非再像最初那样不可或缺。
当然，范文程本人或许并未意识到此点。宁完我的政治挫折，对范文程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前车之覆”的借鉴作用。
此后，范文程虽备受倚重，在崇德元年升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并特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却变得愈发小心谨慎，不仅极力地去揣摩、顺承皇太极之意，也颇为注意与其他满洲亲贵间的关系。
崇德六年三月，在进攻锦州时，多尔衮、豪格等“违命离城远驻，任意改猎怠玩”皇太极闻讯大怒，君臣关系极为紧张。在此情形下，范文程极力斡旋，最终，皇太极“少霁天威，仍令入署办事。”君臣矛盾消除。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病逝，围绕帝位继承问题，清统治集团内部展开激烈斗争，对此，范文程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完全回避态度。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可以证明其曾介入的史料依据。
当然，如此而言并非就意味着范文程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在崇德八年十月，突然发生了豫亲王多铎谋夺范文程之妻的事件。时光若是倒流回皇太极在位时期，相信多铎无论如何也不敢有此妄举。
面对如此奇耻大辱，范文程却未见有什么过激反应。不仅如此，据载，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范文程一直照常入值，“器宇洪深，人罔窥其喜怒。”当然，如此而言，并非就意味着范文程并无喜怒。只是，现在皇太极死了，而多铎与兼摄国政的多尔衮属于一母同胞。
投鼠忌器，范文程理性地采取逆来顺受，淡然处之，甚或假装此事从未发生的态度，也许就成为其明哲保身，而不重蹈宁完我覆辙的最佳选择。
范文程既对多铎心存芥蒂，又眼见多尔衮专权自重，内心愈发不安，遂更为小心谨慎，任劳任怨，表面上对多尔衮恭敬顺从，实际上却时刻注意与多尔衮保持一定距离，“时称疾家居”。两人的关系遂呈现出微妙与复杂，冷淡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疏远，若即若离，耐人寻味。
宁完我向范文程之转变
宁完我的政治挫折，以及范文程的平步青云，都让宁完我不能不有所反省。顺治十年，宁完我自述：“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疎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覩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宁完我已然认识到其被废的原因所在，认识到其思想性格与政治命运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自顺治二年五月复出后，宁完我呈现出与前迥异的风格。一是任劳任怨，始终不怠。顺治帝即曾赞其：“素效忠勤，历今始终不渝。”二是小心谨慎，于政事轻易不再有所建言。
顺治三年二月乙酉，多尔衮就曾责问宁完我：“尔向来常有陈奏，今胡默然？尔等内廷官员，于国家事物当不时条奏为是”。
直至顺治帝亲政后，宁完我依旧少有陈奏。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帝即曾提到，当其命人审问京城大盗李三时，惟“宁完我、陈之遴默无一语。”仅是到了顺治十一年三月，宁完我因备受顺治帝优崇，且得到济尔哈朗等人支持，其确信能够击败南党势力之后，宁完我才疏劾了时任吏部尚书的南党首领陈名夏。
范文程思想性格的成因
宁完我因其向范文程之转变而备受赏识，那么，范文程的思想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不言而喻，前面所述范文程的家世背景、早年经历与所受教育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除此外，清初“崇满抑汉”的满洲本位主义，以及对汉人汉官的政策，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
包括范文程在内的汉人汉官在清初的政治地位，始终无法与满洲亲贵相提并论。天聪五年，宁完我曾疏陈：“若夫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又顺治十一年三月，宁完我自述：“臣不熟满语”。
以宁完我、范文程等饱受儒家教育之汉族知识分子，与文化水平低下且“崇尚武功”之满洲赳赳武夫同朝共事，语言不通且良莠不齐，不难推测，宁完我所言当并非个别现象，且极可能为两人所耳闻目睹甚至亲身遭遇者。
又，文馆秀才胡贡明言，其虽能上疏条陈时宜，但身家性命却悬于贝勒之手，故其“虽至痴至愚，即至于冻馁以死，绝不肯轻易惹恼贝勒，而自履不测之地也”。
宁完我、范文程与胡贡明情形相似，在其时政治处境亦当是极为低微，且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直接为皇太极服务，并深得倚重；另一方面，却与本旗王、贝勒依旧存有严格的隶属关系，政治地位相差悬殊，形同奴仆。
每当与满洲亲贵集议朝政之时，宗室诸王均得入座，而汉人汉官皆需跪在地上，不拘时间，无一例外。
至崇德、顺治时期，范文程尽管更是被倚重特至，似乎政治地位已达到一定高度，但其实际政治地位依旧非常低下。否则，亦不会轻易地发生多铎企图抢夺其妻子的事件了。
对于汉人汉官政治地位低下的问题，皇太极并非一无所知，但“崇满抑汉”的满洲本位主义始终是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指导思想。箫一山先生即言：“皇太极之优待汉人，原为一时之利用，故表面上对于汉官虽怀柔备至，而对于一般之汉人，则不惜竭力压制，以免其势力之膨胀”。
对皇太极与其时满洲上下普遍持有的轻视汉人思想，范文程、宁完我并非毫无察觉。但因思想认识以及性格方面的差异，两人的反应又有所不同。宁完我在天聪五年即上疏指出汉官受辱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其对“崇满抑汉”政策心怀不满的公开表示。
相形之下，却未见到范文程对此有何表示。范文程当然不会是没有任何感受，但其保持沉默，应是源于他对此有着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
也由此，他一方面在小心翼翼地极力避免因自己汉人出身、思想意识中所存在的汉化色彩而可能引起的皇太极的猜忌，避免与满洲统治集团在推进汉化改革、对外基本战略等方面的认识分歧；另一方面，他时时处处不惜替满洲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表现为鞠躬尽瘁。尤其是在得知明朝灭亡后，他立即向诸王上疏，力劝满洲亲贵火速入关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入关后，范文程又为帮助大清定鼎中原而日夜筹划，殚精竭虑。最终，忠心耿耿的表现为范文程赢得了满洲统治集团的普遍认可与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