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作为蒋介石手下的“虎将”，深受蒋介石的喜爱，在抗日战争期间，屡立战功，在“十战松山”时，更是功不可没，但作为蒋介石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却与共产党的朱德元帅，私交极好。

为此蒋介石还曾将卫立煌软禁，但是这却并没有阻碍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在此期间多次与朱老总有书信往来，在新中国成立时，还亲自书信庆祝，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卫立煌从香港返回大陆。朱德和周总理还亲自去往机场为卫立煌接风洗尘，甚至在之后，卫立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等党内的重要职务。

在卫立煌病重离世前几天，卧榻在床，朱德元帅还多次去医院看望卫立煌，显然对这个阵容相对的挚友放心不下。卫立煌作为国民党的上将，为何会让朱德元帅如此上心？卫立煌与朱老总两人的第一次相见，便一见如故，互相欣赏，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议”，互相放下了往日恩怨，共退敌寇。

卫立煌在抗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战区总指挥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负责指挥山西地区的军队阻击日寇，而此时的朱老总，也奉命带领部队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1月31日，卫立煌带着两位军长来到朱德率领的八路军在西安的总部前方，前来“拜年”，朱老总热情的邀请两人进入屋内。

卫立煌没想到这位被国民党宣扬成“阎王”的朱司令竟然是如此的憨厚形象，因为卫立煌从小读过几年书，对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十分推崇，而共产党也与孙中山先生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两人聊得十分尽兴。在后来的战场之上，两人风格迥异的作战方式并不影响敌军的溃败，在一次朱老总带领三百名战士，掩护居民撤退时。

朱老总以灵活的战术与日军擀旋，秉持着“敌退我扰，敌进我跑”的战斗理念，将近一千两百人的日寇成功拖延在了临汾城外三天的时间，为居民的撤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卫立煌听说了这场阻击后，亲自跑到八路军的阵地上，对朱老总说道：“朱司令，舍己为人易说难做，朱司令此举实在是令我汗颜，着实佩服。”

朱老总的救援卫立煌在战场上以“虎将之姿”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屡获战果，但是在一次韩信岭的战斗中，日军在此埋伏大量的人手伏击卫立煌的部队。卫立煌的部队损失惨重，下令立即撤退，日军兵分两路围追堵截，逐渐缩小包围圈，使得卫立煌的部队“动弹不得”，于是当机立断的向朱司令发出求援电报，并且向北方的八路军阵地跑去。

朱老总接收到卫立煌的求援电报后，立即派出部队接应卫立煌的部队，终于在石楼一带碰到了士气低迷的卫立煌的部队，但是还没来得及商讨下一步的路线。敌军便从后方追了过来，卫立煌与朱德的部队立即寻找掩体，联手阻击，将敌军的包围圈打出一个缺口，这才成功逃离。

卫立煌在逃出来后，不止一次的说过：“八路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没有当初涉险营救的八路军，就没有现在的卫立煌！”卫立煌“投桃报李”在1938年，因为阎锡山的部下误伤了林总（彪），让林彪因为受伤过重只能出国治疗，使得林彪延误了战机不说，还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在身体里留下了暗伤。

卫立煌听说此事后，以“维护两党友谊，共退敌寇为要事”为由，亲自给了八路军一百万发步枪制式子弹，五十万的投掷弹，几十箱的牛肉罐头和衣服。让共产党对这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虎将印象很好。卫立煌“退隐”蒋介石见到卫立煌与共产党确实走的太近，而且与朱老总走动频繁，心生疑窦，将卫立煌软禁了起来，卫立煌参加国民党的初衷便是为了跟随孙中山先生。

而并不是跟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勾心斗角，于是趁着夜色从被软禁的南京，飞到了香港修清净，“天高皇帝远”谁都管不到。卫立煌在香港期间还两次给朱德写信，一次是想要让共产党善待自己的亲属家眷，并且告诉他们自己很好。另一次便是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向朱德去信祝贺，并且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自己也有了回到大陆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卫立煌在香港清修期间，我党为了不让蒋介石怀疑，还将卫立煌列为了“头号战犯”，以此身份来保护卫立煌的安全。在1955年，卫立煌坐上了去往大陆的游轮，并且向党中央提前知会了一声，第二天的晚上到达了目的地，呼吸着家乡的空气，让卫立煌的心里安稳了几分。

卫立煌带着妻子，一路奔波去往北平，在1955年4月，卫立煌夫妇终于从北平车站下车，朱德和周总理亲自到出站口迎接。卫立煌卧榻时卫立煌在到达大陆后，受到了我党的优待，并且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位。然而好景不长，卫立煌在1958年5月1日，突然感到身体一阵不适，被送往医院就医，本以为只是劳累过度，休养几天便能恢复如初。

没想到却从此一病不起，在卫立煌生病的期间，朱司令多次前来慰问卫立煌，看着卫立煌的身体越来越差，朱老总的心情也愈发沉重。等到1960年初时，卫立煌已经虚弱的无法言语，朱老总知道卫立煌的时日无多了，坐在卫立煌的病床前，怔怔无言，良久之后，这位被国民党形容成“战场阎王”的朱老总，默默留下了两行泪水。

朱老总与卫立煌在抗日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身处不同阵营，但是并没有让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反而让两人结下的革命友谊愈发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