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第二批特赦；1975年3月19日，保密局浙江斩站长章微寒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之所以把这两个站长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有些相似，但又有本质不同：章微寒是在浙江解放后主动投诚的，而沈醉在特赦的时候，“起义将领”的身份还没有被确认，据沈醉自己承认，他是1980年才被撤销特赦通知书并获得起义将领身份的，他还有点不好意思接受起义将领的身份。

沈醉1960年被特赦的时候不是起义将领，而投诚的章微寒却在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这其中的原因，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似乎应该知道。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和《我这三十年》中回忆：“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三十年。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通过沈醉这两本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他之所以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绝不是因为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

沈醉为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起义将领，那句“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能说明一点问题，但还不是宣布原因，咱们看完章微寒的经历再说沈醉的提前特赦的最重要理由，这个最重要的理由，周养浩和徐远举不但知道，而且还做出过激烈反应。

章微寒为什么在投诚并穿上解放军军装后又进了战犯管理所，喜欢打听秘密的沈醉是十分清楚的。

章微寒的投诚纯属无奈之举，而绝非出自本性，所以他投诚后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干着包庇保密局的特务的勾当。

浙江解放，杭州军管会号召未能逃出的特务自首，章微寒先派了一个小特务投石问路，发现果然是既往不咎，他才出来自首。

保密局省站站长投诚自首，当然是一件大事情，于是章微寒受到了表扬和优待，还给他安排了反特工作，并让他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章微寒能穿上新军装，这已经是格外优待了，同样投诚自首的李俊才根本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李俊才就是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他在吴景中（就是《潜伏》里的那个吴敬中）弃职出逃后，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调任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接过了老吴甩下的黑锅。

李俊才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第六批特赦，而章微寒则是1975年特赦——章微寒能获得特赦，已经是很侥幸了，以他穿着军装当特务的罪行，判处死刑都不过分。

沈醉对章微寒的两面三刀十分了解：章微寒只是交出了一些小鱼小虾，对一心逃台的特务都极力掩护，结果那些逃跑的特务大部分又被逮住，他们都供认是章微寒给他们开了路条。

有几个漏网之鱼逃到台湾向毛人凤报告，说章微寒有了新的潜伏身份，毛人凤大喜过望，马上又派了一批特务潜回杭州，“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

大批潜伏特务被抓，他们同样招供是要投奔章微寒，两个没被抓的特务跟章微寒接上了头，章微寒并没有向公安部门报告，更没有实施抓捕，还将一个特务藏在家中，结果外出的特务被抓，藏在章微寒家里的特务也被搜了出来。

章微寒不但是特务，还以假投诚的方式潜伏下来，当然要“二进宫”，沈醉说章微寒进功德林是“优待”，还真没有说错。

章微寒可以说是假投诚真潜伏，沈醉的起义就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沈醉自己在《军统内幕》中回忆：“（1949年12月）12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从沈醉这段回忆中，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言不由衷，让手下的特务停止活动，也是一种保护手段，李弥假装配合卢汉劝城外蒋军停止进攻，却暗地里让老婆用旗袍衬里传递密信，沈醉不但是知情者，而且极有可能是策划者——李弥逃跑功夫一流，但是这种特务活动，没有“高人沈醉”指点，是做不成的。

沈醉被关起来之后，还是不老实，他买通看守，以取钱为名，给《平民日报》社社长丁中江（军统吹鼓手）写了一张纸条：“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丁中江：‘请速交来人200块银元。’我故意把‘速’字里的‘束’写得很小，而把‘走’旁写得特别大，拉得长长的。我知道丁中江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速’字的写法，定会明白我让他快走的意思。果真不出所料：钱取回的第二天，我就听说丁中江走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通风报信放走了丁中江，他没承认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沈醉先被关进昆明的陆军监狱，后来又被转运到重庆白公馆以及新建的战犯管理所，与王陵基、宋希濂等人一起关押，直到1956年才集中到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

沈醉的“起义”明显是假的，而且在特赦之前也没有得到认可，那么他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肯定就是因为另外的“功劳”了——在重庆和北京学习改造期间，沈醉写材料最为积极，而那些材料必然是带有揭发性质的，周养浩以特务本能，偷看到了拟定判处他死刑的文件，在那份文件后面，还附着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抡起板凳砸向沈醉的脑袋，宋希濂伸臂挡住，徐远举还壮着胆子对宋希濂大喊大叫——要不是气急败坏，徐远举是万万不敢跟宋希濂出口不逊的。

徐远举周养浩骂了沈醉好多年，沈醉说自己用食物和衣物跟徐、周“重归于好”，显然有不尽不实之处，周养浩对他痛下杀手的事情，他是只字不提。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证实，沈醉不但参与了对江姐的刑讯，还给徐远举出了黑主意：“战犯大集中前，《红岩》作者罗广斌就审讯江竹筠一事在重庆白公馆采访了沈醉。说来奇怪。沈醉宁肯把自己建议将十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也不愿披露徐远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这件迫使当事者即令在当事之后的若干年内也耻于启口的事情，沈醉终于在一种不可抵御的感召力量的威逼下，私下吐露出来。”

沈醉身上有三处旧伤，都是在抓捕地下党时留下的：一次是沈醉带着特务们抓捕正在开会的地下党组织，被放哨的地下党打了一枪，另一次是跟一位烈士一起抱摔到楼下，被竹竿挑出了一只眼球，戴笠请来德国医生才给他治好，还有一次是抓捕地下党夫妻时，被女地下党一棒打中小腿，所以沈醉晚年一条腿有点瘸，一只眼睛不太好使。

沈醉当过多年稽查处长、侦缉队长，抓人杀人的事情没少干，如果他不是“揭发有功”，您认为他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吗？您对沈醉这个人，有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