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他自食其果！既然不打算回头，那就留在美国去吧！”
这是来自荣鑫父母的最后一句话。当他们得知儿子死讯后，竟然做出了令人心碎的决定：拒绝接收儿子的遗体。
这背后是一个发生在2017年的悲剧：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背负着父母的过高期望，最终选择走向自我毁灭。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故事，更是一个揭示“鸡娃”文化对孩子心理健康深远影响的案例。
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期望差距如何导致深刻的情感裂痕，最终形成无法修复的心理创伤。
这是关于亲情、教育方式、个体成长和心理危机的深刻探讨。
父母的期望与控制：理想的加压，心灵的压垮
荣鑫来自河北吉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荣鑫从小成绩优异，是父母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他的每一项成绩都让父母无比骄傲，然而，这种骄傲的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期望。
父母的期望从未停止过：“你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为社会做贡献。”这不仅仅是对学业的要求，更是对荣鑫人生方向的设定。
他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成功”意味着满足父母的要求，意味着回报父母的辛劳。这种观念逐渐成为荣鑫成长过程中的“隐形枷锁”。
根据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研究，父母过度干预孩子的选择，特别是在教育和职业方向上；
会导致孩子对父母产生极强的依赖感，而这一依赖感最终转化为对自我独立选择的压制。
荣鑫的成长路径就是这样一种过度依赖的体现。每一步，他都在父母期望的指引下前行，却逐渐丧失了对自我兴趣和梦想的探索。
内心的挣扎：渴望自由却无法逃脱
尽管机械自动化专业是父母精心挑选的方向，但在清华的日子里，荣鑫接触到了人工智能这个新兴领域。
逐渐地，他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然而，深知父母的期望，他并未轻易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继续在机械自动化领域苦苦追寻。
荣鑫的这种内心冲突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典型表现。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指出，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阶段，个体会经历自我认同的形成和挑战。
感到既无法反抗父母的压力，又无法真正实现自我。
这种困境让荣鑫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安。他开始在课余时间偷偷学习人工智能，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父母设定的界限。
这种反叛行为并非出于对父母的直接抗拒，而是一种对内心需求的深切回应。
他的行为展示了一个年轻人对于自我成长和独立思考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在父母的压迫下愈加难以实现。
父母的反对：冷漠的现实与情感的裂痕
在美国留学期间，荣鑫不仅学到了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还获得了赴硅谷实习的机会，并与志同道合的阮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时，荣鑫的事业逐渐起色，生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正当他准备在美国定居，开启新的人生篇章时，父母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
父母认为，荣鑫出国深造的目的本应是学成归国，投身祖国的建设，而非留在国外享受个人自由。
在父母看来，荣鑫的成功只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非他个人自由和梦想的实现。
这种观点反映了“鸡娃”文化中常见的家长观念：
父母将子女的未来视作家族和国家的责任，而忽视了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和自我选择。
心理学家约翰·博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指出，孩子在早期形成的依恋关系对其成年后的情感和心理发展至关重要。
荣鑫与父母的关系虽然表面上是亲密的，但这种亲密并非建立在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父母对孩子未来的过度干预和期望上。
当父母拒绝理解荣鑫的选择时，荣鑫内心的情感裂痕开始加深。
他的极端情绪爆发在“宁愿死在美国，也绝不回去”的宣言中达到了顶点。
荣鑫的选择——自杀；实际上是长期内心冲突和压抑的积累结果。
在飞行过程中，他选择了让飞机坠毁，这一行为反映了他试图以极端的方式来逃避父母的期望和社会的压力。
心理学家认为，极端自杀行为通常出现在情感崩溃的时刻，个体感到无法从困境中找到出路时，便选择了彻底的“断绝联系”。
荣鑫的自杀并非单纯为了逃避痛苦，而是试图通过“死亡”来彻底终结那一切无法承受的情感负担：
父母的期望、社会的压力以及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
这一行为揭示了他内心的绝望与无力感，也展示了“情感爆发”和“绝望性自杀”之间的深层心理联系。
荣鑫的悲剧，是“鸡娃”文化和父母期望过度的产物。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父母过度干预和控制孩子的生活，最终导致了孩子内心的崩溃。
作为父母，应当更多地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和自我选择的权利，而非将个人期望强加于孩子。
孩子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无休止的压力。
荣鑫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亲情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家庭教育应当是一种平等、尊重和理解的关系，而非父母单方面的期望和要求。
父母应该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去探索自我，并支持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做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