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民族之一，公元 4 世纪始兴于辽西，10 世纪初以辽东为根本立国，建立辽朝，并迅速扩张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在中国国家、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西楼地区是契丹民族始兴之地，同时又是遥辇汗国时期的统治中心。

辽朝时期，西楼是其首都上京的所在地，不仅是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因此，西楼在契丹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楼作为辽上京的前身，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加准确认识契丹民族的发展和辽上京建立的历史过程，对研究契丹建辽前后的历史有很大帮助。

现今有关契丹“西楼”一词意义的研究，综合起来大致分为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西楼为契丹“大部落”居地，而本身并没有楼式建筑；其二，认为西楼为实际的汉式楼阁型建筑，西楼这一地名就是因此而来。二说各有根据，伯仲难分。为辨西楼真正含义，不妨先将有关契丹西楼的史料摘出二三，逐条分析。

从史料上下文语意所推，大致可以得知，“西楼”应该为一地名。同时，“西楼”对于契丹十分重要。至于“西楼”一词的明确概念没有解释。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由此得知，西楼原是契丹境内一座城邑之名。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辽太祖阿保机称帝后营建上京皇城之事。

西楼不仅是阿保机皇都，同时也是是契丹人大部落所在地。关于这一点在《资治通鉴》中可以得到间接证明：（后唐军）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此处西楼应为前文所提到的“西楼邑”。

将有关西楼的史料逐一分析后，二说之优劣渐已明晰。根据史料上下文语境和语意，“西楼”作“大部落”解更符合文意；有关楼式建筑的记载出现的次数本就很少，溯其本源，又均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不可否认，当时契丹之地确实已有楼阁，此处西楼、明王楼同时出现，况且分别指出“劫西楼”、“焚明王楼”，可知二者并非指同一事物。

其次，假设明王楼即是所谓的西楼，该名称的来源很难解释。因为当时契丹地界除明王楼外，却并没有其它关于汉式楼阁建筑的记载。西楼即明王楼一说也不成立。 由此看来，西楼一词并非因楼而得名。

既然如此，用汉语意义来解释“西楼”一词就很难成立。所以，探求“西楼”真正含义，还是应从契丹民族内部入手。“西楼”一词，很可能是在契丹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同其他民族一样，契丹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传承其先人文化，还吸收了诸多外民族的文化因素。在影响契丹发展的诸多民族中，突厥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契丹受到沉重打击，自此始臣服于突厥。隋朝开皇末年，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降隋。由于隋朝刚与突厥和好，不愿以此得罪突厥，遂“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契丹“固辞不去。

在价值观念、艺术鉴赏方面，契丹人也与突厥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对黄金、白银十分推崇，大量使用金银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霍去病击破匈奴，就曾“收休屠祭天金人”。匈奴单于的黄金王冠也多有发现。

同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一样，突厥也喜欢使用金银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是折肩罐。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最先创造文字的民族。古突厥文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此后的回鹘等民族都使用古突厥文。

契丹人了解突厥语的渠道主要有二个方面：其一，契丹先后受突厥、回鹘等民族控制，在长期交流中逐渐掌握了部分突厥语言；其二，契丹族发展过程中，经过民族融合，逐渐融入一些使用突厥语言文字的外族人，也增加了契丹人了解突厥语言文字的机会。

在与这些在长时间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契丹人通过学习突厥语言文字，对本民族语言不断丰富和发展。由此，笔者认为，“西楼”一词，很可能是同“可汗”、“可敦”等词汇一样，是契丹语中来自突厥的外来语。

究其本源，应该出自土耳其语“Köyler”一词。现代意义为“村庄、村落”，古代即为“部落”或“部族聚居地”。对于契丹，“西楼”一词即史书中所谓的“大部落”。这一结论与任爱君先生认为“西楼”即契丹“大部落”名称的观点相同，但对这一名称的来源却存在不同之处任爱君先生认为，“楼”为“斡鲁朵”或“斡耳朵”一词的异义或省译。

“契丹四楼，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斡鲁朵，它与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后保留下来的斡鲁朵形态，即《辽史》‘营卫志’所载‘算斡鲁朵’，有着规模、内容上的不同”。

“西楼”两字合在一起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契丹语中的一个独立词汇。其根源是土耳其语“Köyler”一词，即“部落”之意。这个词汇可能是契丹人直接从古突厥语中借用过来，经过契丹人流传，变成契丹语中的“西楼”。取“部落”之意，不仅在相关史料中上下文语意十分通顺，也完全符合辽朝之初的国家形态。

阿保机代遥辇氏立国之初，其国家形态依然延续遥辇氏汗国的国家形态。由于他不肯受代，引发迭剌部贵族不。满，发动“诸弟之乱”。在镇压诸弟之乱后，阿保机上尊号、置后宫、立皇储，完成了中原传统皇帝制度中三项基本内容，并于 918 年在西楼的基础上城皇都。从西楼到皇都这一过程，恰好体现了辽朝早期国家形态的转变，即由汗国向帝国转变。

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多，阿保机建立了自己的私城——龙化州。东“西楼”这一称呼或许是对阿保机一部的特殊称呼。这种解释也可与《辽史》记载相符合。至于为何衍变为东楼，估计是汉人不懂契丹语，又为与西楼相对，附会而成。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出于推测，没有实际的根据，故列出想法，仅供研究者参考。至于南楼和北楼，因不见于史料，不敢妄加揣测。

“西楼”一词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重概念。狭义的西楼即指辽朝上京的前身；广义的“西楼”则指以辽上京地区为中心的周围的广阔区域，这一区域，是契丹长期以来主要活动区域。

这里所说的“西楼”指的是广义的西楼。契丹遂与库莫奚分背，北渡西拉木伦河，活动于和龙北数百里。这一地区，就是契丹最初的驻牧之地，即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和林西县一带。这里背靠大兴安岭，前襟西拉木伦河，水草肥美，进退自如，为契丹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唐贞观二年（628 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降唐。突厥颉利可汗遣使，欲以梁师都易契丹，唐太宗以“契丹、突厥，本是别类”，终不肯。“大唐营州都督许公德政之碑”立于此地，方能起到教化契丹部众的作用。此外，近年发现的辽初皇室宝山壁画墓群就在乌兰苏木附近，也说明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应为契丹主要活动区域。

这一区域，恰好是广义上的“西楼”地区。这说明，在大贺氏时期，西楼地区仍然是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区域。金灭辽后，这一地区仍然是契丹人主要居住地。综上可见，西楼在契丹发展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里不仅是契丹民族的始兴之地，同时也是契丹民族各个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心。“西楼”地区不仅是大贺氏、遥辇氏时期契丹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同时是辽朝上京的所在地。辽朝灭亡以后，西楼依然作为契丹人的聚居地见诸史书。可以说，“西楼”这一地域概念，贯穿整个契丹民族发展始终。

同许多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契丹最初没有固定的建筑。1962 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调查，发现辽上京大内以北有大片空地，当是搭设毡帐地带，为契丹贵族和卫戍人员居住。此外，辽中京的内城也留有这样的空地供搭设毡帐。草原游牧民族之所以最初没有固定建筑，除了受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制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暾欲谷之谏辞，可谓一语中的。契丹民族同样保持这样的习俗。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反唐。辽上京的出现，使中国北方地区得到发展。北方各族和西域各国的官方使团、民间商旅络绎不绝。

辽上京成为当时世界性的大都会，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时至今日，世界许多国家依然以“契丹”作为对中国的称呼。辽上京的出现，连接了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通过辽上京传入北方各部族，又经过西域诸国传入欧亚大陆。

同时，西方先进文化通过北方草原传入辽上京，进而进入中原汉民族，为中华民族文明融入了新的血液。辽上京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华民族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辽上京的出现，对于巩固辽朝政权统一和发展，推动北方地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辽上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亡以后，上京不复存在，但西楼地区作为契丹人主要活动区依然见于史籍。明朝以后，契丹民族逐渐消亡，西楼也随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