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红白喜事帮忙人的怪象多，目睹了这些现象后，我找个理由毅然选择了出圈，打工去了远方。
我叫李向臣，今年52岁，家住山东南部的一个村庄。
我们这个村子较大，有1500多户，6000多口人。
十年前，我曾当过村里的支部书记，加上写的在他人看来还是一笔可行的字，经常被大家请去帮忙料理红白喜事。
我的工作很简单。
喜事就是帮忙写写喜对联，在喜簿上记下随礼人的姓名和随礼数目。
白事呢就是帮忙在吊簿上写清烧纸人的姓名和随礼数目，有的还写花圈芯及账芯。
我们村的红白喜事有个圈子，圈子里有那么七八个人，有总执事的，一般是3个人，好事好商议，执笔的通常是两个人，一个人记账，一个人收钱。
白事还有跑外场的，通常一个人，加工孝服的两三个人。
村里把我们这个圈子叫做红白理事会，我们这个几个人都是会员。
村子大，红白喜事儿多，我们这些帮忙人经常闲不着，有时一连好几场事儿，比村里的书记还忙。
在村里干了几年书记后，因为身体不好，我辞去了书记职务，可是村里人有红白喜事照样找我帮忙。
以前大家给人帮忙都讲无私奉献，现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不少人都讲起了索取。
这几年来我目睹的现象，可以说明一切。
一，总管们的争吵村里李姓人家母亲去世，她家是我们村里的大户之一，占据村里人口的四分之一。
他家办白事，光“坐汪底”就需要100多桌，加上亲朋好友，得办100多桌，总共需要置办200多桌。
办的场大，找帮忙的人也多，前后左右邻居找了70多人，光管事的就找四五个人。
龙多旱，人多乱。几个管事人在找菜买，选大客棚地址，找帮忙人意见产生了分歧。
他这样安排，他那样布置，弄的帮忙人不知听谁的，意见不一，影响了办事效率。
几个管事人都坚持己见，互不买账，争吵了起来，最后在李家孝子劝说下，才达到了意见统一。
二，上账上的喜目陈家的老太太去世，人90多岁，喜丧。
我们散客屋的两个人通常用掌管着烧纸人的钱和账。
死者的女婿，孙女婿作为主家的重客，通常是被人讹作的对象。
村里张家老人去世，五个女婿前来烧纸。
妻侄呈孝，给捆孝带，戴孝帽，穿孝褂，每人讹去200元。
第二天早上，我们散客屋上账，他们5个人拿着钱，奉上了两盒烟，要我上账。
我拿起笔，打开吊簿，刚要落笔。
一块帮忙的收款人一把夺去了我的笔和吊簿。
他说:“五个人一共给四盒烟，你是打发两个要饭的。”
那五个人说:“那你们要多少才能上账。”
“最低两条象样的，云烟，小苏都行。”收款人不慌不忙地说。
“这也太黑了吧，得400多元，一条吧。”五个人说。
“每人80多块钱还多，现在的钱又不值钱。”收款人说。
“你这不是讹人吗？这账我们不上了。”五个人吵吵嚷嚷说。
“你们随便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收款人嘻嘻哈哈地说着。
我看不下去了，说:“给他们把账上了吧，后边还有人等着记账呢。”
“有人求情，放你们一把，一条就一条吧。”收款人极不情愿地说。
他们拿出一条烟，我给记上了账。
临走之时，我听那五个人在一边议论着:“这儿的帮忙人真厉害，吃着喝着还拿着。”
也有人帮衬着说:“现在都兴这样。”
我的脸上火辣辣的。
临收账时，收款人拿出5盒香烟给我，被我婉言谢绝了。
三，见不着的帮忙人张家的老父亲去世，五个儿子都是庄上有头有脸的人。
兄弟五个自恃有钱，决定大操大办，让老父亲走的风风光光。
计划置办一百多桌，光找帮忙的就高达70多人。
我们散客屋记账的就有4人。
令人想不到的是，吃饭的时候，10人一桌的酒席，帮忙人一来，就是7桌，每人还要给一盒20多元的香烟。
等需要干活，找帮忙人却找不到人，弄的办事总管大声大叫直跺脚，无奈之下，只好招呼张家本家人前来帮忙干活。
事后，村里人评论说:“这些人可都是主家磕头跪炉子请来的，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光吃饭不干活。”
听了这些人的议论，我脸上阵阵发烧，好像这些人说着自己。
其实，帮忙人的一些龌龊事还远不止这些，在这里不便明说。
思来想去，我决定退出红白理事会这个圈子。
编织个理由，我跟着村里人去了南方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