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乃强发掘王晖石棺的时间线

任乃强主持发掘王晖石棺的时间是1942年。这具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的石棺，原埋于芦山县沫东镇先锋村，棺盖外露后被民间误传为“樊敏狐妻墓”。1942年，时任西康省通志局主任的任乃强在省主席刘文辉支持下主持考古工作，出土了这一汉代石刻艺术巅峰之作。石棺四壁浮雕青龙、白虎、玄武及“饕餮衔环”等图案，郭沫若曾赞其“诚哉艺术足千秋”，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二、梁思成、刘敦祯错过芦山元代建筑的深层原因

1. 时空错位：考察路线与建筑分布的矛盾

- 地理局限：1939-1940年，梁思成、刘敦祯率队考察川康地区时，重点聚焦于县城周边可见性高、文献记载明确的古迹（如樊敏碑、平襄楼），而芦山青龙寺大殿（元代）位于龙门乡青龙村，距县城约10公里，属于“偏远乡野”建筑。当时交通条件恶劣，测绘工具简陋，学者们难以深入山区。

- 时间压缩：考察团队需在半年内完成35个县的730余处古迹调查，日均需记录4-5处。芦山作为“小县”，其元代建筑因缺乏明确历史记载（如青龙寺仅存明代重修碑记），未被纳入优先考察范围。

2. 认知盲区：学术关注点的时代局限

- 研究范式差异：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以官式建筑（如宫殿、陵墓）为主，地方乡土建筑（如青龙寺大殿）被视为“非主流”。刘敦祯在《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中对芦山广福寺的明代斗拱结构有详细记录，但对元代建筑的价值认知不足。

- 文献缺失：芦山青龙寺大殿虽建于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但清代《芦山县志》仅记载其“明万历年间重修”，未提及元代始建背景。梁思成、刘敦祯依赖地方志文献，未能发现其元代特征。

3. 战争阴影下的考察困境

- 空袭威胁：1939年10月，刘敦祯在芦山考察期间多次遭遇日军空袭（如10月25日“预行警报”），被迫中断工作。青龙寺所在的龙门乡地势险要，更易成为空袭目标，学者们不敢冒险深入。

- 物资匮乏：考察团队需自备测绘工具，连最基本的经纬仪都难以保障。刘敦祯在日记中提到“因天暗雨剧，仅摄影数处”，可见设备简陋对考察的限制。

三、广福寺、王之宾牌坊与平襄楼的命运分野

1. 平襄楼：从“姜庆楼”到国保单位的逆袭

- 文化符号意义：平襄楼始建于北宋，为纪念姜维而建，与芦山“姜城”传说深度绑定。明代重建时保留了宋元建筑手法（如偷心造斗拱、斜梁结构），成为地方信仰与建筑艺术的双重象征。1939年刘敦祯考察时，即指出其“斗拱硕大，存宋风”，为后续保护奠定基础。

- 政策倾斜：2006年，平襄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芦山地震后获专项修缮资金。其三重檐歇山顶、斜梁承椽等独特结构，被视为四川宋元建筑的活化石，保护优先级远超其他建筑。

2. 广福寺：明代遗存的“局部幸运”

- 结构优势：广福寺觉皇殿虽为明代重建，但其地栿-间柱-竹编泥墙的墙体构造、“偷心造”斗拱等细节，与平襄楼的宋元做法高度相似。刘敦祯在日记中记录其“材宽12厘米，高22厘米，骤视之似辽金物”，说明其结构价值被部分认可。

- 保护滞后：广福寺长期作为民居使用，20世纪末才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现存建筑仅中央三间为明代原构，其余部分经近代改造，原貌受损严重。

3. 王之宾牌坊：被遗忘的明代石构

- 功能转变：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造的王之宾牌坊，原为表彰地方官员而建，后因道路扩建被拆除，仅存残件。其庑殿顶石构虽具明代风格，但缺乏明确历史事件关联，未引起学界重视。

- 天灾人祸：牌坊所在的南正街在民国时期多次遭遇火灾，石构件散落民间。1980年代文物普查时，仅收集到部分残件，整体格局已无法复原。

四、历史启示：古建筑保护的“偶然与必然”

1. 学术眼光的前瞻性：刘敦祯对平襄楼的记录为其后续保护提供了学术依据，而对青龙寺的忽视反映了时代认知局限。这提示我们，地方乡土建筑的价值可能需要数十年后才能被重新评估。

2. 政策与民间力量的协同：平襄楼的成功保护得益于**“国保”身份+地震后紧急修缮**，而广福寺、王之宾牌坊因缺乏政策支持，逐渐衰败。这凸显制度性保护的重要性。

3. 战争与灾害的破坏性：1939年的空袭、2013年的地震，均对芦山古建筑造成重创。但青龙寺大殿在地震中“安然无恙”，证明传统木构建筑的抗震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结语

任乃强对王晖石棺的发掘，梁思成、刘敦祯在芦山的考察，以及平襄楼等建筑的命运沉浮，共同构成了一部战时文化守护的微观史。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古建筑的存亡不仅取决于其艺术价值，更与时代背景、学术认知、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在当下，如何平衡“抢救性保护”与“活态传承”，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