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波华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金日成，就战争指导方针和停战谈判等问题进行商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深入研究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不同阶段的战略设想和战略目标，对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进程，认识这场战争最终胜利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内战爆发。27 日，美国决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美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统一大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为“侵略方”的决议。7月7日，美国再次推动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的“联合国军”。

毛泽东、党中央对朝鲜战争高度重视。6 月28 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号召全世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9 月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攻占汉城（今首尔）。两天后，南朝鲜军队进抵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叫嚣要占领全朝鲜。

10 月1 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出兵要求电和金日成发来的紧急求援电，希望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面对朝鲜战争的严峻局面，毛泽东于10月2日和4日，先后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分析出兵朝鲜的利弊得失，最终统一认识，于5 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军援之事。

10 月5 日，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7 日便召集彭德怀、聂荣臻开会，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此后，毛泽东又于13日、18日两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新情况，研究并确定志愿军入朝后的战略设想和战役部署。

毛泽东从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朝鲜北部的地形特点出发，认为我军战略设想应当是战略防御。他在10月13日发给周恩来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

10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另一份电报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上述设想和据此拟定的战役部署。电报中说：“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毛泽东还表示：“在工事已经修好，敌人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毛泽东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就是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击退“联合国军”向中朝边境的大举进攻，在朝鲜北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把战线稳定在平壤、元山一线。

据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设想在志愿军入朝前已有传达。10 月9 日，彭德怀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保持一块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

根据毛泽东上述战略设想，志愿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从10 月25 日至12月24日，分别在西线清川江、东线长津湖两个作战方向，连续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30万志愿军将士在极其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不畏严寒、不怕牺牲、诱敌深入、连续作战，共歼敌5.1 万余人，迫使西线“联合国军”弃守平壤败退三八线，东线美军乘船从海上逃出。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圣诞节回家”的美梦被彻底粉碎。

1950 年11 月9 日，毛泽东曾就第二次战役的目标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军如能“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然而此役结果大大超出原定目标，“联合国军”被打回到了三八线，“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这促使毛泽东思考新的战略设想。

12 月3 日，金日成秘密抵京。毛泽东在与其会谈中着重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随着美军的迅速溃退，战争有可能较快结束，但也应做好至少再打一年的准备。

第二，美国为应对战场颓势，有可能利用印度、埃及等国在联合国的斡旋，同意停战谈判。而我方的谈判的立场应当是，美国必须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是撤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目前情况下还不能谈判，最好是突破三八线，拿下汉城，全歼伪军，这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利。

第四，停战谈判应在美国同意撤军前提下，由联合国主持，并在有苏联和新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进行。

上述谈话表明，毛泽东对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已有了新想法，即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2 月4 日，周恩来将会谈内容整理后呈毛泽东审定，以中共中央名义通报给彭德怀。

针对当时印度、埃及等国在联合国的停火呼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致电正在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伍修权、乔冠华，指出美英在联合国表态支持停火，目的是为“联合国军”的全线溃退争取时间，因此你们对各方提出的谈判建议或试探，只作原则表态，不作具体回答。

12 月8 日，彭德怀回电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的战略意图表示赞成。同时认为，志愿军虽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减员严重，建议如在12月下旬向三八线以北的攻击作战中，未能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则我军不过三八线，让部队休整一阶段，等到明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

12 月9 日深夜，周恩来在看到彭德怀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就进攻汉城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信中说：“主席，请考虑战略意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是否在第二种情况下须推迟至三月初再进攻汉城。”周恩来在信中列举了推迟进攻和不推迟进攻的利弊得失，强调如推迟进攻，可为前方提供更充足的新兵补充，空军的力量可显著加强，炮兵及坦克一部可赶上使用，铁路可修通至三八线等。

上述情况表明，至12 月9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就中朝军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基本达成共识，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实行这一战略的具体时间上。

正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份美军准备撤出朝鲜的重要情报，内容为：“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恶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

鉴于此情报高度敏感，毛泽东在12月11日只向彭德怀、高岗和正在指挥长津湖作战的第9 兵团司令员宋时轮3人作了通报，同时指出：“上述情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在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可以说，这份情报坚定了毛泽东必须尽快打过三八线，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心。

12 月13 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针对彭德怀提出的部队休整问题，毛泽东给出两种方案：第一，如敌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第二，如敌放弃汉城，则我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

在收到毛泽东12 月11 日和13 日电报后，彭德怀与中朝联军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放弃过冬休整计划，克服困难，打过三八线去。12月15日，彭德怀向志愿军各军下达正式命令：“为粉碎敌企图以三八线为界，重整残部准备再战之阴谋，奉毛主席命令，决心继续向三八线以南前进，求得在汉城、原州、平昌线以北地区歼灭敌军一部。”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表决方式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授权该委员会研究并向联大提出停火方案。对此，周恩来于12月22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就停战问题提出四点主张：第一，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第三，美国侵略军退出台湾；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时发表这一声明，显然与毛泽东正在考虑的战略进攻密切相关。

1950 年12 月31 日黄昏，第三次战役正式打响。1 月5 日解放汉城，8 日推进至三七线附近。同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敌1.9 万余人，中朝联军在平泽、安城、三陟一线与“联合国军”形成新的对峙。

以第三次战役为开端的战略进攻，是毛泽东在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作出的战略转变，其核心思想是，在歼灭南朝鲜军全部或大部，歼灭美英军4万～5万人的基础上，迫使美军退出朝鲜。

汉城解放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1951 年1 月13 日，联大第一政治委员会以表决方式，通过“三人委员会”提交的《朝鲜及远东诸问题各项原则》议案（美国投了赞成票），内容为：（一）立即停火；（二）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三）一旦达成停火协议，联大应成立一包括美、英、法、苏和新中国代表在内的机构，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此案一通过，便立即遭到美国会和媒体的强烈抨击，认为是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美国投赞成票，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麦克阿瑟此时正在调动兵力，准备1 月下旬发动全线反攻，为掩饰军事企图，只好作出违心之举。二是美国正在策划联大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方”的决议案，为争取多数成员支持，只能搞外交欺骗。

1 月17 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很理解联合国中不少国家同意联大一委在1951年1月13日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出于和平愿望。但必须指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只利于美国维持侵略扩张，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声明针对一委和谈倡议，提出中方五点反建议：（一）在撤军和朝鲜内政自己解决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二）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军撤出台湾。（三）参加谈判的国家为中、苏、英、美、法、印度和埃及7国。（四）会议地点应在中国。（五）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应自七国会议举行之日起予以确认。

中方这一新建议，不仅在谈判参加国和地点问题上有了新主张，而且在台湾当局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也更为强硬。这表明，在我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

1 月25 日至4 月21 日，志愿军展开第四次战役，参战部队主要为首批入朝的第13 兵团6 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 个军团，约28 万人。这次战役虽然带有防御作战的特点，但指导思想仍是毛泽东所确定的战略进攻。

有人也许会问，第四次战役明明是中朝联军从三七线退到了三八线，怎么能与战略进攻有关呢？

对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两份重要电报中看出。一份是1951 年1 月28日，毛泽东就第四次战役的部署和目标给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电报还指出，“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

此电中多次提到的“大田、安东之线”实际是在三六线附近，这表明毛泽东的初衷是把第四次战役作为进攻战役看待，强调志愿军要在南进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电报还将下一阶段的战役称为“带最后性质”的战役，这不仅表明第四次战役是为更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而且还强调志愿军战略进攻阶段的总目标，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第二份是1951 年3 月1 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结合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战役，进一步阐述了中方的战略设想和战役部署：（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三）“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四）“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正是毛泽东战略进攻的核心。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中央军委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第一，命令第19 兵团、第3 兵团和47 军组成第二番部队，于1951 年2、3月入朝参战。另调第23兵团紧急入朝专责修建军用机场。

第二，命令全军各部队（入藏部队除外），再抽调5万老战士补充前线部队。

第三，在听取彭德怀2 月21 日回国汇报后，对我军作战给出了“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重要方针。

第四，在国内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第五，请斯大林向我提供36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加快对中国空军的培训速度，增加苏联空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提高对鸭绿江和朝鲜北部防空作战能力。

第六，批准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要求东北军区和铁道兵调动更多力量入朝，加紧后方交通运输线的抢修，尽最大可能保障前方作战需要。

1951 年4 月上旬，换装苏式装备的第19兵团、第3兵团、47军、炮兵第2师、反坦克炮31师、高炮61师等陆续到达朝鲜，加上志愿军已在朝的第13 兵团、第9 兵团等部队，中朝联军近70万大军云集前线。

4月6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在金化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决定我军首先利用朝鲜中部的大山，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割裂，然后以3兵团正面攻击，9兵团和19兵团从东西两翼实施战役迂回，争取成建制地消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4 月13 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希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4 月19 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动员令，强调这次战役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拖长的关键，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我军必须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争取每战必胜。

4 月22 日第五次战役打响，6 月10日结束。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中朝联军共投入11个军（人民军3 个军团）68 万人，在近250公里宽大正面向敌展开全线进攻，歼敌8.2 万余人。此役粉碎了“联合国军”企图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战线的企图，迫使美国不得不对我军实力和战争前景作出重新估计。

正当第四次战役激烈进行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1年4月11日突然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所有职务，引发美国内对朝鲜战争的激烈辩论。争论焦点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究竟是在欧洲还是远东？是否赞同麦克阿瑟的主张，为打赢朝鲜战争而把战火引到中国？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尽管在美国会和媒体的喧嚣下，回到美国的麦克阿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美国当权者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在强大的中国军队面前，美军已不可能通过武力攻占全朝鲜。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麦克阿瑟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论调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那样做，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卷入与被错认的敌人的战争”。

经过近一个月激烈辩论，主张将朝鲜战争“停下来”的看法终于占了上风。5 月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政策备忘录，确定美在朝鲜的近期目标是，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终极目标是，通过政治途径，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非共产党化的朝鲜。

5 月31 日，美国务院顾问、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受美国政府指派，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随着第五次战役的形势演变，毛泽东此时也在考虑战略调整问题。

第一，同意结束第五次战役。5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反映为时一个月的第五次战役遇到较大困难，建议结束战役，部队后撤，主力休整。次日，毛泽东复电：“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第二，提出大幅改变志愿军歼敌战法。5 月26 日，毛泽东就志愿军作战问题致电彭德怀，表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次日，毛泽东约见志愿军第3 兵团司令员陈赓和刚从前线回国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上述新战法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指出志愿军今后总的任务是，轮番作战，削弱敌人。如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消灭美英军9 个师，则可解决朝鲜问题。

第三，在三八线一带构筑坚固防线。5 月31 日，毛泽东两次复电彭德怀，高度关注美军在志愿军后撤期间的快速反击，对60 军180 师遭受严重损失“甚以为念”；要求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防御纵深阵地，坚决阻敌北进。

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虽仍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但对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当客观上出现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时，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机遇，从战略高度思考停战谈判问题。

6月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秘密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美国谈判意向，初步同意停战谈判，决定金日成、高岗赴莫斯科，当面听取斯大林意见。7 日，斯大林复电同意金日成、高岗赴苏，并派专机来接。

6 月12 日，斯大林在与金日成、高岗会谈后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金日成、高岗则在6 月13 日另一电报中，就如何应对美方谈判意向征询毛泽东意见。毛泽东当日复电如下：第一，在中朝军队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不宜由中朝方主动提出谈判建议。目前可有两种方式，一是等待敌人提出，二是由苏联向美方有所表示。如敌人提出时，中朝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第二，谈判条件是，应以三八线为停战线，并在该线南北两侧同时划出缓冲带。

6 月23 日，马立克奉命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要解决朝鲜武装冲突，各方需有和平解决之愿望。“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赞同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同日，朝鲜《劳动新闻》也作了相同表态。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命发表声明，建议与中朝军队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会议地点在开城。

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以三八线为停火线，这是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标志。

从1951 年6 月初到7 月10 日谈判正式启动，毛泽东在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解决了与停战谈判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争取谈判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确定了战略相持阶段总方针。毛泽东指出，目前战争双方已转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开始有了一点谈判意向，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因此，我们在全局上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军事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中朝联军没有发动一场像第五次战役那样全线的大规模进攻，而是在建设坚固防御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在一线不同方向、不同区域实施由小到大、浅近纵深的反击作战，有针对性地歼灭和消耗敌人；在东、西海岸集结重兵，做好反登陆作战准备；通过空地配合、跨海作战，肃清三八线以北敌占各岛屿。这种以打促谈，积极防御的作战部署和行动，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的重要原则。

第二，军事斗争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毛泽东强调，尽管战争转入新阶段，但我军仍需加紧后备兵力轮番入朝，争取苏联向我提供更多新式武器装备。6 月21 日，毛泽东专门致电斯大林，希望苏方向我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以利战局”。7月9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庆祝建军24周年的一份文件作出如下重要修改：“……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第三，明确由中方领导停战谈判。6 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与斯大林、金日成讨论停战谈判的领导问题，并曾建议由斯大林“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6月3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7 月2 日，毛泽东就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向金日成、彭德怀发出指示，由此开启了中方领导停战谈判的工作机制，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12月。

第四，组建中朝方谈判代表团。毛泽东与金日成商定，鉴于谈判的军事性质，由中朝军队共同组建“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对应“联合国军代表团”。人民军大将南日为首席代表，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为中方代表。同时，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密赴朝，“从幕后主持这次谈判”。为使中朝方在谈判步骤和态度上取得一致，毛泽东还提议，由中朝两军谈判代表和李克农、乔冠华组成一个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从而明确了中朝代表团的领导体制。

第五，确定了停战谈判的主要议程。7月4日，毛泽东向金日成、彭德怀、李克农发去《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内容为：（一）在朝鲜全境实现停火及一切敌对活动；（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南北各10 英里设立非军事区；（三）恢复朝鲜战争前南北政权各自管辖之民政事务；（四）遣返南北难民；（五）交换双方全部战俘；（六）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一文件成为中朝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并坚持的重要原则，其中绝大多数内容被写入停战协定。

在长达2 年零17 天的战略相持阶段，志愿军和停战谈判代表团坚决贯彻毛泽东重要指示，在战场和会场与美方展开坚决斗争。

在军事上，中朝联军先后粉碎敌人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建起了一条“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取得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重大胜利，最终将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回到谈判桌前。

在外交上，谈判代表团坚定执行毛泽东一系列指示，在停战线的划定、停战协定的执行与监督、战俘遣返、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最终完成“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重任。

《朝鲜停战协定》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标志，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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