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春天，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中央即将颁布特赦令，还他们自由。

这个好消息如同盛夏的一股清风，给这些被关押多年的战犯送来了希望，吹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他们心头的愁云。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到1966年，国家一共特赦了六批战犯。

这些人有些去政协做了文史专员，有些当了工人、农民，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文革”期间，特赦制度被停止。直到1974年12月，毛主席重新提出了特赦国民党战犯。

在主席看来，这些人已经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实在没必要再继续关押。

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亲自找到华国锋谈话，了解在押战犯的情况。

1975年1月，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基本资料、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以便研究。

在名单制作完成后，他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一个个名字核对过来，讨论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为什么不能特赦，都要说得清清楚楚。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公安部将《关于第七次特设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

报告提出，包括周养浩、谢代生、郭吉谦在内的13人要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特赦名单外的这13个人，要么是蒋介石当年的嫡系，要么是作恶多端的特务人员，无一不是罪行累累。

例如周养浩，和戴笠是同乡,外号“书生杀手”，是军统著名的“三剑客”之一,曾奉毛人凤之命在西南进行大屠杀，手上血债累累；再比如郭吉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兵团第五军代理军长，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因此，当时许多人认为这13个人绝对不能放出去。

2月27日，毛泽东亲自就报告作出批示，主要有以下几点重要意见：

都放了算了，包括名单里拿不准释放的13个人；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有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

被释放的人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他们改造；

第四：有能力工作的可以安排工作，有病的要给人家治病。

伟人的心胸和气魄，让大家敬佩不已。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将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并予以公民权的决定。

在公安部会议上，华国锋提醒大家精心核对战犯人数，绝对不能出现错漏。

他对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说：“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

施义之连忙回答说：“没有了。”

华国锋为了贯彻毛主席“都放了”的方针，亲自翻阅档案，将之前六次释放的战犯人数与此次释放的战犯人数相加，发现和最初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对上了，才放了心。

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

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对于此次释放的战犯，一律给予公民权，有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有病的享受免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给足路费送他们回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

特赦人员听到消息后，都欢呼雀跃。

这些昔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把毛泽东的批示翻来覆去研究了好多遍，发现这次特赦待遇比过去提高了不少，尤其是生活补贴方面，一个月可以拿到100元，而之前被释放的人员每个月只能领到15元。

要知道，当时北京的17级国家干部，一个月工资也就100元左右。

可是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不确定自己能否获得这么好的待遇，尤其是对出去后能不能享有公民权持怀疑态度。

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

陈旭东（原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很有把握地说：“你们这些人啊，不知道是真担心还是假担心，毛泽东都说了，安排工作，公费医疗，还要开宴会，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说，让大家醒悟了过来，毛主席是真心想要释放他们并且给予他们公民权利，有些人脸上的愁容也消失了。

一位少将师长意味深长地对陈旭东说：“你真不愧是干职业特务的。”

1975年的这次特赦，是建国以来第七批特赦，也是最后一次，一共释共293名战犯，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1975年3月，全部特赦人员集中到北京，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并与以往特赦的“同事”相聚。

3月22日下午，特赦人员到达北京前门饭店。

这些人虽然年纪都大了，可是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走起路来还是步履稳健，颇有精气神。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提包，里面装了毛毯、被单、床单、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

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人接见了全体特赦人员，然后举行了宴会。

叶剑英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为人民、为祖国多做些好事。

293名特赦人员，绝大部分被安置到各省市，只有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张海商、王秉铖等10人由于亲属在台湾，提出来要去台湾和亲人团聚。

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周养浩、蔡省三一行人饯行。

在宴席上，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亲切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在场人员,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如此坦诚的话语,无不感激万分。

就这样，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其他特赦人员的欢送下，他们高高兴兴地登上南下的飞机，离开了北京，途径深圳，到达香港。

在深圳,每人领到2000元港币作为路费，还有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

到了香港后，这10个人接受了记者采访，还与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通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到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团圆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蒋经国眼里，这些被大陆政府释放的人成了烫手山芋，一直不肯接收他们。

这10人在香港滞留了将近五个月，始终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许可。

前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一怒之下，在香港富都酒店的住室上吊自杀身亡。

噩耗传出后,其余几位回台人员感到又震惊又悲愤,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

港澳地区和海外媒体也争相指责台湾当局丧失人伦，毫无道义。

相比于大陆对战犯的厚待，蒋经国政府此次的做法失尽人心，在国际舆论上再一次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由于回不去台湾，剩下的那9个人，有3人又返回了大陆；其余的人要么去了美国，要么就在香港定居了。

至于原本就决定留在大陆的那283人，大部分都安然度过了晚年。

比如其中职位最高的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获特赦后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于1989年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再比如原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在1983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还当了黄埔同学会理事。

1975年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时曾表示：“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