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春日的北京火车站，曾龙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最终他在空荡的站台上瞥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是他失散多年的父亲——袁殊。袁殊一生中历经无数身份与转变，从革命青年到被控汉奸，再到秘密党员，他的故事充满了层层迷雾。这些迷雾究竟何时能被完全揭开？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袁殊诞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他的母亲出身于晚清的士大夫家庭，既有教养又有理解力。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对国家的深刻情感。
他的父亲原是一名晚清的秀才，后来成为同盟会的一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并常与国民党内的多位重要人物保持私人友谊。在袁殊的成长过程中，他经常目睹父亲在家中与朋友们热议国是，这种浓厚的政治氛围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袁殊14岁那年被父亲送往上海的一所中学继续深造。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上海汇聚了各种社会力量，青年袁殊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走上街头，积极参与了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
他的才华和热情吸引了许多同龄人，袁殊带领同学们成立了一个爱国社团，并担任该社团的社长，致力于传播爱国思想。当他的父亲一次来上海处理事务时，看到儿子如此投入地参与爱国行动，他感到非常欣慰，并鼓励袁殊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袁父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将袁殊推荐给了他的一个好友，时任江南别动军司令的胡抱一，袁殊因此有幸成为胡的秘书，正式踏入国民党的政治舞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生涯铺平了道路，袁殊自此开始了自己复杂的身份转变。他是国民党的一员，还在多次的政治风波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甚至在蒋介石发起的肃党运动中，因立场问题被迫离开国民党。
失望之余的袁殊选择前往日本深造，1930年归国后，袁殊决定通过办报来维持生计。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众多文学作品和译作，逐渐在上海文化界建立了一定的名气。正当他满怀热忱准备投身反帝国主义和爱国斗争时，潘汉年找到了他，并将他纳入秘密的中央特科，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生涯。
袁殊凭借其父在国民党内的人脉优势，迅速加入了上海社会局，并根据上级的指示，利用与胡抱一及王亚樵的联系，为程潜的部队在上海的代表提供联络支持。这段经历使他获得了一份记者职位，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国民党的内部动态，并结识了日本外交官岩井英一。尽管以前从未从事过情报工作，但在组织的系统培训和指导下，袁殊成功地渗透了中统，还打入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系统。
在1932年的冷冽冬日，由袁殊共同创办的《文艺新闻》周刊不得不宣布终止发行。这个意外的决定让袁殊的同事翁从六感到震惊和迷茫，他错误地认为是因为政府的严格审查导致袁殊畏缩了。
面对翁从六的困惑追问，袁殊并未透露太多关于停刊的具体原因，他只是简单地表示：“将来，我或许将在社会上声名扫地。”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令翁从六更加不解。但袁殊心知肚明，自己未来的道路将更为艰难与复杂。
随着时间进入1933年，袁殊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他被吴醒亚选中担任国民党中的一个秘密派别，干社情报股的负责人。该组织以其坚定的亲蒋反共立场及其法西斯主义倾向而闻名，其极端的政治策略使袁殊的新职位充满了争议与危机。这一角色要求他密切监控共产党的活动，同时也要保卫国民党的核心政治利益，让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处境异常微妙。
袁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在某些社会圈子中名声不佳，但他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战略目的，决定勇敢地承担这一风险。他的内心深处对这种双重生活的矛盾与挑战感到既焦虑又兴奋，因为他知道每一步都影响着他的未来与命运。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国共两党重新建立合作关系。戴笠主动接触袁殊，请求他协助开展抗日活动。潘汉年得知此事后，指示袁殊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军统，袁殊随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
上海被占领后，袁殊利用自己的军统身份，秘密组织了一支抗日小组，成功炸毁了日军的军火库，并策划了多次针对汉奸的伏击行动。在戴笠的指令下，袁殊开始策划炸毁汪伪特工总部的计划，却在执行前被叛徒出卖，结果袁殊被捕。
幸运的是潘汉年及时通过岩井英一组织了一次救援行动，成功将袁殊救出。同时潘汉年还策划了一场针对日本的情报战，使袁殊在保持与岩井英一的“合作”关系中，继续为中共提供日伪方面的情报。
在1940年之后，袁殊领导的“兴亚建国运动”因为外部干涉而被迫解散，他随即被深度拉入汪精卫政权的汉奸行列中。期间，他被任命为多个高级职务，如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伪江苏教育厅厅长及无锡教育学院院长等。
尽管在这一时期，袁殊偶尔按照中共的指令为抗战做出了一些贡献，他对中共的任务执行并不总是尽心尽力，有时甚至表现得敷衍了事。
特别是在潘汉年离开上海前往淮南根据地之后，袁殊的行为更显消极，有时甚至刻意回避来自根据地的联络人。这一行为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紧张、李士群毒死事件后汉奸集团内部恐慌有直接关系。
1945年8月，随着抗战的胜利，袁殊面临着命运的重大抉择。他描述了自己当时面临的三个选择：一是带家人逃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逃亡汉奸，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二是加入“军统”，当时“军统”曾认定他为地下抗战有功人员，提议他担任上海站第三区站长及“军统”武装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指挥，还赋予他中将军衔，参与争夺战后成果。
但这一选择很快因为国民党政府将以汉奸罪对他提起诉讼的消息而变得不可行；第三个选择是归队回到革命根据地。鉴于他长期公开为日伪政权服务的背景，中共建议他不宜留在上海，而应撤回根据地。袁殊决定投奔解放区，结束了他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
1946年，袁殊在重新加入党的行列时，选择了一个新的身份——曾达斋。尽管更换了名字，袁殊的生活并未因此重新开始。他的过去充斥着密布的谍网和秘密任务，导致他的真实身份鲜为人知。曾经的熟人现在看他，多半带着疑惑和不信任，有些人甚至公然辱骂他：“精通日语，行事诡谲，简直是个典型的汉奸样。
1954年的一个春末午后，身着解放军制服的袁殊在北京前门街偶遇了老友聂绀弩。他满心欢喜地上前打招呼，未料到聂绀弩的冷漠和讽刺："你现穿上这身衣服，又是为了什么？" 袁殊面对这样的误解和质疑，心中虽然委屈，但也无从解释，只能默默承受。岁月流转，袁殊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总是以一笑置之："我不责怪他们，他们无法理解我所面临的复杂和艰难。" 他的隐忍和理解，显得更加超脱。
1955年，袁殊的命运再次陷入泥潭。当年“潘汉年案”爆发，他因与潘汉年有过联系，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中。他被错误地指控为内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囚禁生涯。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生活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中。
在漫长的岁月里，袁殊饱受折磨，但他始终坚守信念，等待着清白的那一天。。在1967年，袁殊经历了释放后的短暂自由，然而，这一年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再次将他卷入波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包括潘汉年在内的多位老同志重新被投入监狱。袁殊也未能逃脱命运的再次打击，被重新逮捕并一直关押至1975年。
1975年的春天，袁殊被转移到湖北武昌郊外的大军山，这里的一个农场成了他新的“改造”之地。在这里，袁殊耕地为生，尽管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1980年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袁殊被允许返回北京，尽管如此，他的自由仍受限制，生活主要围绕在治疗旧疾和恢复健康上。
1982年9月的某一天，历史的重重尘埃终于为袁殊的名誉得到了澄清。在经过彻底的调查后，党组织归还了他所有的财产，还确认了他1931年加入党组织的真实性，并恢复了他应有的待遇。在此之后袁殊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意义重大的请求——恢复他的本名。经中央审议，他的请求被批准，袁殊这个名字再次成为他的正式身份。
据悉袁殊的晚年相当平静，他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台旧式黑白电视机。在1980年代，正值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热播之时，袁殊曾观看过此剧，却对剧中描述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手法表示出明显的不屑。他认为如果真的按照电视剧中的方式行事，地下工作者根本无法长期存活。
袁殊经常独自回忆起战斗岁月中的同志和牺牲的战友，那些回忆时常让这位老人泪流满面。他总是强调，自己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党：“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但我对党的忠诚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袁殊对过去的秘密历史保持着严格的保密态度。即使在晚年，他也拒绝撰写任何形式的回忆录，并嘱咐子女不要探究或撰写关于他革命历程的文章。每当家人好奇地询问他的过去时，袁殊总是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回应：“这些都是党的秘密，不是随便可以谈论的事情。
袁殊逝世前的几个月，据家中的保姆透露，他曾亲自焚烧了几本个人日记和文件，这些可能包含了他个人一生的重要历史见证，但现在已化为灰烬。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他的葬礼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数百名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向他告别。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墙，上面覆盖着鲜艳的党旗，这象征着他一生对国家的贡献与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