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叶的大清王朝，已经是一座将要倾倒的大厦，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举世震惊，影响深远。大清国割地赔款，创痛深巨，丧权辱国，危机四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日本则由于小国击败大国，成功跻身于西方列强队伍，成为世界强国。
甲午战争前，大清国已经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
甲午战争的失败，曾经弱小的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当然有很多原因。
1895年10月10日是大清国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中国人认为60年为一个甲子年，为此，慈禧对自己60大寿非常重视，提前三年就不惜重金，甚至挪用北洋海军军费，积极着手筹备，前后耗银541万两。恰巧在这个时间段，甲午战争爆发，即便是在大连、旅顺战事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紫禁城里依旧歌舞升平，连唱三天大戏为太后祝寿。慈禧以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反映了整个清朝中央的极度的腐败。
上梁不正下梁歪，清朝的官吏们养尊处优，爱财如命，不知国计，罔知外情，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可以根据官爵职位的大小优劣定出价钱，然后出售，中饱私囊，这几乎成为合法的了，成为清朝官僚阶层的整体写照。
吏治腐败，导致军队也腐败。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公款，携眷构屋，聚赌嫖娼，无所不为，造成官兵关系极度紧张。而士兵军无斗志，人有涣心，闻声而溃，望风而靡，战场上无人真正效力。
平壤攻防战一拉开序幕，主帅叶志超就张皇失措，慌乱溃逃，致使全军混乱，平壤失守。卫汝贵所辖部队形同土匪。甲午战争的各个战役中，军官临阵脱逃的不计其数。
陆军腐败，海军也腐败。北洋海军不经常训练，却用舰船送货接客，赚钱发财。同时，接受外国军火商的贿赂，购进大量劣质枪炮、弹药。黄海海战时，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熘弹只有三发，形同虚设，成为日军船舰的靶子。
甲午战争，清朝始终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前敌总指挥”不是决策人物，军机处的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是决策者但老朽无能，不具备担任指挥全局的能力。即便是后来重新启用老迈的“鬼子六”恭亲王奕訢，依旧是于事无补。
指挥部不行，军队指挥更失灵。部队归地方所有，是地方督抚的私有财产，清朝兵部不直接管理部队。清军虽号称百万，但都分别驻扎在各地，朝廷几无可调之兵。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私人海军，除他之外任何人都调遣不灵。几支较大的陆军也归地方督抚所有，非督抚允准，中央也是调动不灵。而这些部队只听他们直接上司的命令，其他人难以代替。
平壤之战,，清朝卫汝贵的盛军、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和丰升阿的练军等四大军，还有叶志超的一支部队，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各怀心事，怕自己吃亏。这五支部队临时指派叶志超指挥，一旦叶志超逃走，四支部队转运不灵，导致平壤战役失败。
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任人唯亲。李鸿章任命十分可靠的淮军旧部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将领，不谙海军，也不知海将，由他指挥的北洋海军缺乏训练，战备不力。海战时，他又不娴海战指挥，终于造成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其实，北洋海军中有一批熟习近代海军，熟谙近代海事的留学英国的海军高级将领。
上述官场、官吏、军队的腐败说到底还都是表面原因，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真正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守成，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坠落，在战略上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进入近代, 日本却一直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因此时刻注意寻找打败中国的时机，在国防战略上始终是主动的、积极的, 是虎视眈眈的，在甲午战争中是有备而来的。
特别是对海军和海洋的认识，中日两国差异巨大。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主动权的关键，所以在发展海军的同时，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机会。
而中国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
中国开展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建成了一支北洋海军，却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富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
纵观历史进程，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日本。在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是学习西方，瞧不起近在眼前的、曾经的学生——日本。
十九世纪中后期，为应对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入侵，中日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改革运动。不同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在“祖宗之法不可变”，坚持“中体西用”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结果成为仅限于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上的学习，只能学到皮毛。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目光不仅仅是要占领日本、战胜中国，而是统治亚洲、称霸世界。为此，日本把一整套的西方体制都学过来，变成资本主义强国。
甲午战争之前数年间，日本为准备战争有预谋地进行大量间谍活动，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间谍，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各方面情报，对战争的进程，甚至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86年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堂在汉口成立，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先后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等地建立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乐善堂的间谍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3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上海租界里，日本成立所谓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为促进清朝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实则是一个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在天津，日本通过阴谋策划，加上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拉拢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刘棻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火药、子弹数目等悉数告诉日本间谍。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之手。
日本谍报头目、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直接感受和了解清朝的意图及实力，李鸿章甚至视他为上宾，请他参观军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使其不仅了解到清政府并没有对日作战的全面准备，而且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增强了发动战争的信心。
当得知北洋海军开赴朝鲜的出发时间后，潜伏间谍宗方小太郎立即电告日本谍报机关。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前往攻击。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引爆黄海海战。
期间，有三名间谍因为工作出色，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的。
自大明朝1644年亡国后，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作高杉晋作到上海书摊买书，问有没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
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却反倒成了畅销书。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在日本人思想里，认为满人是夷狄，他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甚至自认为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 光复中原的，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是一场“救亡之战”。
甲午战争期间很多日本人的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前面提到的间谍宗方小太郎，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日本人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意思是说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
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据他们的战地记者记载，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有的百姓竟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当时的西方人却不这样认为，甚至对中国没有丝毫同情。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常在外媒报刊上发表文章，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不懂外语，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如当时美国国务卿叫葛礼山，对中国颇为友好。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送点茶叶、丝绸等等，天壤之别，一目了之。
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起初两国都不批准，但后来日本同意了西方媒体随军，人数多达114名，包括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
为此，日本做足新闻策划，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特别是清朝大量地伪造假新闻，使西方媒体失去信任。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
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见到一篇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 因为清政府输在了太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