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无疑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提倡科学、民主，曾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然而，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胡适的选择却让他与曾经的盟友分道扬镳，甚至走到了对立面。在离开大陆之前，胡适所做的两件事，更是让毛主席对他彻底失望。

1945年4月22日，春意盎然的旧金山，中共驻旧金山的特使董必武悄然来到菲特林大使馆，他的目标是与胡适进行一次国事商谈。这次会晤，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共方面精心安排的一次政治试探。彼时的胡适，作为国民党驻美大使，其政治立场和学术声望都使得他成为中共争取的重要对象。

董必武开门见山，表达了毛主席对胡适的赏识，并希望他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加入共产主义的阵营。这一提议，对于一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胡适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胡适的心中，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认为，中国走苏俄道路是一条弯路，强行推行只会导致社会动荡。

在谈及战后国共两党如何携手建国的问题时，胡适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中国可以实行多党合作制，但必须以最有潜力的政党为轴心，而国民党在当时的状态下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胡适的这一观点，显然与中共的建国理念相去甚远。董必武虽据理力争，指出中共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但两人的对话最终未能达成共识，董必武只能失望而归。

董必武的劝说未果，并没有让毛主席放弃争取胡适的努力。随后，毛主席又通过历史学家吴晗，试图再次向胡适传达中共的诚意。然而，胡适的态度却愈发明确。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胡适在旧金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明确表示，虽然愿意进行纯学术性的交流，但投入共产主义阵营是“万万不可能的”。

胡适在信中对于军队改制和宪政议事的具体事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中共逐层解除地方武装，并将缴械的敌军弹药交回中央军械库；同时，他认为参政议事是有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权利，应最大限度保障他们在华的利益。这些观点，无疑与中共的革命理念和建国方针背道而驰。

毛主席读完胡适的信后，深感失望。他在中共高层会议上评价胡适说：“胡适早些年整理国故、倡导国语运动，颇有君子风度，但自从担任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后，亲美扶蒋意向加深，拉他入共产主义阵营难度更大了。”

如果说胡适的长信只是让毛主席感到失望，那么他接下来的举动则彻底触怒了中共高层。1948年11月，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镇压革命，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制宪国民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其核心目的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

胡适作为受邀嘉宾，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还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拟订工作。这一行为，无疑是对中共革命事业的公开挑战和背叛。胡适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国内民主人士的强烈抗议，他的声誉也因此一落千丈。

对于胡适参与伪国大的事件，毛主席的分析深刻而犀利。他指出：“以前总觉得胡适先生是一位潜心教育的学者，做任何事情都有道德底线。但这次伪国大事件，却让他在文化界名誉扫地。或许胡适也明白自己被国民党蒙蔽了，但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最后只能将他与蒋介石集团绑在一起，这便是他无可奈何的地方。”

胡适的这两件事，不仅让他失去了与中共合作的机会，也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变得复杂而微妙。从某种程度上说，胡适的选择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命运的无奈。他追求的自由与民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胡适的固执和坚持，虽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但也让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走错了方向。他的选择，不仅让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也让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遗憾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