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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本来就是党的，我只是暂为保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华益公司的肖老板向共产党上交了12万两黄金、千万美元。众人纷纷震撼这位肖老板的富裕，但肖老板却如此说道。
肖老板全名肖林，他是共产党的红色特工。他和妻子一直在上海开展地下经济活动，潜伏8年。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赚钱，为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
在解放后，肖林分文不取，仅仅有一个要求：留下三块银元用在纪念这段革命岁月。
肖林不慕金钱，为党发展地下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精神令许多人敬佩，他们的故事亦引起无数人的好奇。
那么，肖林怎么凑集到这么多钱财的？他的革命故事又是怎样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紧张，合作已成泡影。国民党势必不会援助共产党的任何事务。然而，无论是军饷，还是地下活动、安抚烈士、党的活动都需要不少经费。
因此，周恩来特别委派肖林去重庆赚钱，为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这个任务艰辛且重大，既考验经商的能力，又考验共产党员面对金钱绝不动摇的党性。
肖林夫妇在重庆经经营植物油、木材、西药等产品，生意蒸蒸日上，成为重庆大名鼎鼎的“肖老板”。
在旁人眼里，这个肖老板“唯利是图”“能吃苦能受罪”，积累了不少身家。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肖老板不管赚了多少钱，却很少用在自己的身上。
1946年，肖林和妻子王敏卿在重庆的家中辗转反侧。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而他们的地下工作还在继续，上面始终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
这一年5月初，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男人来到肖林的家。肖林见到他十分欣喜，这人他认识，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
肖林激动地拉着他的手：“抗战已经胜利，党的地下工作还不能结束吗？我们怎么安排？”
钱之光说：“现在国民党准备迁回南京了，你们搞经济的同志也不能继续留在重庆了，准备转移战地吧。”
肖林疑惑地问：“去哪儿？”钱之光摸了摸下巴，道：“还不能确定。”
肖林苦恼地把身体摊在椅子上：“这简直是无头苍蝇嘛！”
钱之光哈哈一笑：“反正都是赚钱，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上海在当时发展是最快的，考察了上海之后，肖林决定把公司转移到上海去。重庆这边的业务也不能放下，则由他的妻子王敏卿负责。
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肖林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来。不过他的原则只有一条：一定要赚钱，因为党的革命工作随时随地需要用钱。
肖林敏锐地抓住了所有赚钱的机会，他从上海采购大批日用品到重庆，如牙膏、毛巾、香皂、羊毛衫等，这些“流行货”在当时相对偏远的重庆十分好卖，肖林获利颇多。
为了赚更多钱，肖林还冒险和国民党搞“官商勾结”，买些利润大的紧俏商品。
后来，上海的华益公司发展蒸蒸日上，王敏卿也从重庆调到上海，同肖林一起经办华益公司，两人从事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
1948年，我党的华润公司成立，肖林经营的华益公司和党的华润公司联手外汇业务，华润公司是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
借着华润公司的势头，肖林在积累了一大批资金。这批资金都被肖林存起来，作为党在上海的“地下金库”。
肖林一直在赚钱，看似掉进了“钱眼”，实则是大公无私。他把赚到的大笔钱财都用在了共产党身上，一旦赚到钱就送到解放区，自己没有动过一分一厘。
肖林夫妇为了做好党的地下经济工作，长袖善舞，相方设法地为党凑集亿万资金，甚至跟国民党合作。然而做地下工作，始终是危险的。上海布满了国民党的眼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最开始，肖林是和钱之光联系的，但是钱之光在南京，长久会面不太安全。
因此，钱之光让肖林和刘恕联系，他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也是专门负责和肖林联络的专员。
刘恕平时的身份是周公馆的会计，平时都受到国民党的密切监控。这幢三层的小洋房看似平静如水，实则危机重重。
周公馆对面刚好有座妇孺医院，军统特务在这所医院内安装了摄像机，时刻对准周公馆。只要有人在周公馆露面，就会被摄像机拍下来。
为了预防偷拍，周公馆的所有房间不分白天夜晚都会拉上窗帘；为了警惕周边，周公馆的办事人员出了大门必带上几只恶狗跟随。
因此，肖林非必要情况都不会去周公馆，都是刘恕出门和他相会。
一般情况下，刘恕都不愿意肖林来周公馆，担心他来了国民党怀疑到他身上。唯一有一次，那是1946年底，刘恕被特务紧跟好几天，他便打电话秘电肖林装扮一番前来。
肖林从107号前门进去，进去的时候把帽子压得低低的，不让国民党看到他的正脸。出来之时，刘恕让他把那件美式大衣翻过来穿上从后门出去。
一出后门，肖林就去往人潮涌动的地方，四处打转，然后突然拐进僻静的巷子，几番探查之后确定没有人跟踪，肖林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1947年2月，肖林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永安公司楼底层。他等了很久，从上午9点等到了11点，从平静如水到满心愁绪，还是没有等到刘恕。
肖林强忍心中不安，回到住所之后，不断翻找当天的《文汇报》。
他细细地看了今天的新闻，一条“马思南路被军警封锁”映入他的眼帘，这是去往周公馆的路，突然被封必有大事发生！
肖林继续翻看，发现“国民党限令中共驻泸人员于3月5日前撤退这条消息”，肖林大吃一惊，国民党这样突然行动是向共产党宣战啊，他感到，全国内战已经不可遏制了。
不管怎么样，肖林已经联系不上刘恕了，他只能压下心中的不安，继续着“老本行”。因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都是需要钱的。
就这样提心吊胆过了几天之后，一个人敲开了肖林的家门，而这个人正式勤铭金笔厂的老板刘晓。
肖林连忙请他进来，钱之光早就关照过肖林，如果上海出现变故就去找刘晓，他是中共上海局书记。
通过刘晓，肖林才知道，刘恕和其他驻泸办事人员被押送到南京，然后又去了延安。刘晓还给肖林夫妇留下了一部秘密电台，可以和延安联络。
肖林就用这部电台向延安报道最近的情况，肖林夫妇也能及时知道延安的情况。
这次事件之后，肖林意识到安全传递消息互通往来的重要性。1947年底，刘恕从延安去了香港，通知肖林来香港会面。这次，刘恕和肖林两人精心编制了一套密码。
这套密码看起来和普通电报一样，但是里面藏着不少暗号，可以安全传递信息。在上海，肖林除了要面对互通消息之险峻，还要面对一个难题。
华益公司体量巨大，业务范围更是广阔。公开业务有上海到重庆等地的农产品、工业品的运销，还有暗地里和国民党合作“黄金”“股票”，还有利用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差价进行“套汇”。
但是这么大的公司实际上却没有流通的账目，这些收益都被用来补贴革命运动了。一旦被国民党揪住，很可能通过华益这条线揪出更多的同志。
果然，蒸蒸向上的华益公司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一天，国民党上海税务局突然派人来查账，说华益公司有逃税的嫌疑。
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查到，最后只能离开。
为了防止意外，肖林早就做了两套账目。在公司的那套账目单据齐全，所有都能对的上，是专门用来查账的；另外藏在肖林公寓的那本，才是真正的账本。
而这套账本，除了肖林夫妇，谁也不知道。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肖林做好了上海的地下经济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肖林夫妇结束了8年的潜伏生活。肖林夫妇向中央上交了所有资金，折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有资产1000多万美元。
肖林夫妇不为金钱所用，体现了身为共产党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质。从一开始选择做地下经济工作，肖林夫妇已经做好了准备。
1915年，肖林出生在重庆江津的一所普通家庭。他在学校接触到不少新思想之后，毅然投入到救国图存的活动中。
因为积极的参加工农活动，肖林被校方勒令退学。退学之后的肖林并没有放弃学习，而是积极阅读书籍、报纸，增长了自己的见识。
1936年，肖林进入私营名生实业公司工作，但是肖林并不想做一个普通的职员，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想要进步，想要为中国做些事情。
因此，他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还出版了《人力周刊》，因为文笔好，肖林还会在报刊上写一些抗日相关的文章，积极宣传抗日。
1937年，肖林受到抗日救亡思潮的影响，在重庆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肖林也接触到了共产党，深入了解了共产思想。1939年，肖林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了共产党之后，肖林急切的想要为党作出一番事业来，周恩来便将地下经济工作交给了他和妻子王敏卿。
接下这个任务，对肖林本人而言，是挑战也是信任。因此，肖林利用自己的经商智慧，为党创造出不少钱财，这些都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当时有很多烈士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肖林赚的一部分钱用来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属。还有很多民主的进步人士，经济困难处境窘迫，肖林赚的一部分钱也用来补贴他们了。
到了后期，解放战争打响，很多民主人士想要从上海离开，去往党的根据地，这一笔一笔路费，也是从肖林掌管的地下金库取出来的。
为了保证取钱的安全和私密，党组织会用肖林、刘恕那套特殊电报发消息。
每次得知谁需要援助，肖林的妻子王敏卿就带着华益公司的会计到接头地点，把钱款或支票送过去。王敏卿送过无数次钱，有很多地址和接头人的模样都淡忘了。
可以说，肖林夫妇为革命事业提供了不少帮助，肩负起了地下经济的重担，而他们亦完成的很好。
解放之后，组织还给肖林安排了新的身份，他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在轻工业上发光发热。
有人疑惑，肖林夫妇经手这么多钱财，是不是有所贪污，有为个人留下一部分。然而，肖林夫妇把钱财都交给了党，只留下了三块银元用在纪念这段革命岁月。
肖林夫妇一路走来，曾掌控数额巨大的钱财，但是他们从没想过占为己有，足以证明他们对党之忠贞！
而他们自己，却过得十分简朴，居住在旧房子里，任谁也看出二人曾是掌握大量钱财的“大富翁”。
钱在这夫妻俩身上，像流水一样进出，王敏卿曾说：“我们这辈子什么样的钱没见过？”
肖林夫妇经手了这么多钱财，却从来没有起过贪心，因为这些都是党的财产，一分都不能挪用。虽然他们生活简朴，却是精神上真正富有的人。
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拥有金子般的品格。他们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为富民强国努力，他们是正直务实的革命家！他们的事迹让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