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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春，抗日战争已结束一段时日，但国共关系却日趋紧张。上海民盟主委王绍鏊住处，清晨时分，夜寒未消，一辆汽车载着一对夫妇至此下车。

领南京国民政府中将军衔的吴仲禧带着妻子来此拜访好友。吴仲禧上前叩门，不多时，一女佣打开大门旁的小窗问吴仲禧的身份及来意。

几分钟后，一个气宇轩昂的高大男人打开大门，快步将这对夫妇迎进自己的住处。这个高大男人便是王绍鏊。

几人寒暄后，王绍鏊与吴仲禧到书房交谈。王绍鏊看着自己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好友，邀请他他坐在座椅上。

王绍鏊坐正，盯着吴仲禧压低嗓音：“你的大儿子是……共产党！”吴仲禧闻言一惊，怎么可能！

王绍鏊转身拿出一沓材料递给吴仲禧：“你儿子亲手交给我的证明材料，他入党已经五六年了，你一点没察觉吗？”

吴仲禧翻看着他儿子亲笔写成的材料：”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你们这父子都成了党员，上阵父子兵。这传出去了也是一段佳话。以后就让群敢来配合你的工作吧，有父子关系遮掩，你的工作也好做。”

王绍鏊看着吴仲禧，缓缓说道。吴仲禧点点头：“听组织的安排”。

原来这位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将吴仲禧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如今正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而他的儿子吴群敢居然也如父亲一般是地下党员。

而最奇妙的，便是在此之前这一对父子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信仰。

位高权重的国民党中将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地下成员的？他的儿子又为什么走了他父亲的“老路”？

1946年，在国防部监察局任职的中将吴仲禧，时常到各地视察国民党军队，处理各驻地军队的许多事务。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曾为他招致许多实权军官的敌视。

但他仍十分乐于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还有一个不为国民党所知的身份——共产党党员。

他是共产党长线布局埋下的一枚冷棋子，已埋藏在国民党内部许多年，并且已经成为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

而他现在所担任的这份职务，则为他收集国民党军队情报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但位高权重的他自然也更受人注视，尤其是因为吴仲禧本身的倾向，曾因暗中帮助共产党员，虽无证据却仍招致调查。

虽然侥幸洗脱嫌疑，但在担任监察官的职务后，他的一举一动就备受关注。

因此，吴仲禧在生活及工作中很难接触到能够传递情报的共产党员，许多情报的传递受到阻碍。

而此时，他的儿子吴群敢在与共产党的上级失联许久后，正好在上海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经过党组织认真思考之后，安排吴群敢作为他父亲的联络员。

此后吴群敢时常从上海到南京来看望父亲，吴仲禧也可在出差到上海时，借着看望儿子的名义办事。

如此，在一来一往之间，这对父子便将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党组织，也将党组织的新指示顺利传达到吴仲禧的手中。

这样借着父子关系的天然保护衣，吴仲禧多次将获得的重要情报顺利地传递到党组织处。

吴仲禧到广东工作时，获知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可能被调的兵力。但因他奉调返回南京，又随身都有人相伴，无法传递信息。

党组织只能让吴群敢借着看望父亲的时机，取回这份重要的情报。

后来，吴仲禧通过好友吴石与当时的“华中剿匪指挥部”的情报科长胡宗宪相识。吴仲禧以关心战况为由，托请胡定期寄送几份战报材料用做参考。

而当时吴仲禧时常全国出差，为便于尽早拿到这些颇有价值的情报，便将通讯地址留在了吴群敢的住处。如此，这源源不断的战报便直接寄送到共产党的手上。

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在徐州行营工作。党组织对吴仲禧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求吴仲禧尽力在前线收集情报。

吴仲禧经南京到徐州行营后，恰逢“徐州剿总”总司令及副总司令到前方视察，只有参谋长李树正接待吴仲禧。

在徐州行营的机要室里，吴仲禧见到了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详细信息，将整条战线的形式反映得清清楚楚。

《徐州剿总情况》

见到这张地图，吴仲禧的心里十分激动，但因当时有李树正在旁陪同，他只能不动声色地默记一部分。

吴仲禧随参谋到机要室，趁参谋外出时，他将重要的情报用笔记下。拿到情报后，他知道这份情报对于整场战役的重要性，急于将情报送到党组织的手上。

不久后，吴仲禧便托病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很爽快地代刘峙批准吴仲禧返回后方。

吴仲禧到南京后不曾停留又转至上海，见到吴群敢后，吴群敢问及徐州的情况，吴仲禧只对儿子说：

“现在那边乱得很，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这么热的天喝水都很困难”。

随后便让吴群敢联系上级，绝口不提徐州情报的事，而是亲自向共产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报告，并通过“李白电台”发送到党中央。

在此后的淮海战役中，我军以13.4万人的代价，歼灭和俘虏敌军55.5万人。

而这份《徐州剿总情报》也被认为是淮海战役中，所有获取到的情报中最完整的一份敌情情报。

而吴仲禧之所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与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895年，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同年，吴仲禧出生于福建福州的小市民家庭。因为他是吴父晚年得子，所以备受宠爱。

10岁时，他被寄予厚望的吴父送入私塾，后又转入附近的辅前小学就读。

在小学里，吴仲禧的英语老师时常在课堂上讲述革命家的事迹，向这群孩子启蒙革命思想。这在吴仲禧的心里点燃了火花。

1911年，16岁的吴仲禧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参军。从此，吴仲禧开始了他漫长而坎坷的军旅生涯。

当时的政局形势风云变幻，吴仲禧当兵没两年，便因为袁世凯窃取权力，爱国之军遭到冷遇，而他幸运地被安排进入军校学习。

四年后，他被派到地方军队上坐冷板凳。此时的他痛苦而又迷茫，不知前路如何。1922年，刚成家不久的他毅然再度投身军队，参加北伐战争。

在北伐战争时期，不喜国民党军队腐败风纪的吴仲禧，在目睹了共产党党员的风貌风纪后，对共产党人很是尊敬和佩服。

在1927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蒋先云，曾私下里向蒋提出：

“像我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如果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

此时，吴仲禧已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担任二十六师的副师长，并代理师长。

但很遗憾，已经约定战后详谈的蒋先云，在临颍之战中不幸牺牲。

加入共产党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但吴仲禧始终惦念着加入共产党，不愿追随反共的南京政府，他便主动离开军队返回福建福州。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他避居广州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王绍鏊。

1936年初，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吴仲禧奔赴抗日前线，不计职位高低。他前往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任参谋处科长，负责修筑国防工事。

同年，又于在上海的王绍鏊取得联系，相约见面。这时王绍鏊向吴仲禧坦诚了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

吴仲禧感到十分兴奋，当即向王绍鏊讲述了自己在国民大革命时曾与牺牲的共产党人蒋先云并肩战斗时的事，询问现在可否申请加入共产党。

经王绍鏊、何克希介绍，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吴仲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枚“冷棋子”。

从此，吴仲禧终于结束了大革命失败后漫长的迷茫与探索，踏上他一生中最不普通、最光荣的新征途。时年吴仲禧42岁。

已是共产党员的吴仲禧，虽一直身在国民党军队中，却始终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并凭借自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优势，多次帮助共产党员度过危险。

1939年，吴仲禧时任韶关警备司令，在任时多次利用职务的便利，维护八路军在韶关唯一公开机构——驻韶关办事处的安全。

在一次宴席中，他获悉保安处要搜查办事处，他便假借醉酒回到司令部，让自己的弟弟通知办事处，又暗中派人护送办事处负责人云广英等人离开韶关。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吴仲禧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4月，吴仲禧以看望儿子的名义，前往上海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工作。

在上海他与当时正在上海证券所任职的儿子简单相聚后，便匆匆前往好友王绍鏊家，此后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此前的吴仲禧对儿子吴群敢在上海的工作很看不上眼。当初吴群敢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时，吴仲禧曾告诫儿子“十里洋场，慎之戒之”。

吴仲禧此前在军旅中，也曾将随军的小儿子交给同在军中潜伏的共产党特支部同志看顾，希望小儿子能受共产党员的熏陶。

但大儿子那时年龄已大，又不能时常相处，故对吴群敢多有保密，不曾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事告诉吴群敢。

如今翻看着儿子亲手写成的党员材料，明白自己的儿子已与自己是同路人，吴仲禧满是欣慰。

“我原是1941年在韶关曲江仲元中学入党的，入党介绍人是……”

原来，吴群敢在高中时期便已在学校接触到共产党。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渥丹注意到这个借了《西行漫记》的小伙子，便开始与他接触。

刘渥丹多次与吴群敢接触后，知道吴群敢思想进步，便时常对吴群敢展开党课教育。1941年，吴群敢高三时，刘渥丹为他组织入党宣誓。

她讲一句，吴群敢重复一句，在刘渥丹身上，吴群敢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圣洁。

后来吴群敢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吴群敢牢记刘渥丹告诫他的话：

“潜伏下来，不要乱找关系，时机成熟后自然会有人找到你。”

此后几年，吴群敢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热心于共产党，多次参加过共产党对外组织的活动，不过他从不敢自报山门，主动寻找党的关系。

直到1946年，吴群敢到上海证券所工作，偶然加入上海民盟，并得知父亲的好友王绍鏊是上海民盟的主委，便上门拜访。

吴群敢与王绍鏊交谈甚欢。后来王绍鏊主动和吴群敢谈及土地国有的问题，似是在试探吴群敢的态度。吴群敢便也试探道：

“民盟的组织太松懈了，什么事都搞不成。”

王绍鏊才慢吞吞地说：“你老兄想要找更严密的组织，我也可以替你想办法。”

吴群敢又惊又喜，明白这位父亲的老友是共产党人，他连忙要将自己入党的经历告诉王绍鏊。

但话刚出口，便被王绍鏊阻止，让他落成文字，形成书面材料，要交到党组织处核对。

他回家后便将自己从入党到失联，再到此时的经历都详尽的写在纸上，交给王绍鏊。

自此，吴群敢方才与党组织再度恢复联系。只是，吴群敢也不曾想到，他回党后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成为自己父亲与党组织沟通联系的中介桥梁。

已经递交了材料后的吴群敢，等了近四个月，才等到了由党组织派遣的联系员沙文威。他多次催问王绍鏊，也只被回复：“再等等，总要个合适的。”

吴群敢当时很诧异：一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的小职员的地下联系工作，怎么这样难以安排。

直到他的联系员向他披露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时，吴群敢才恍然得知自己的中将父亲居然也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

而吴群敢回忆起父亲之前从王绍鏊家回来后，对他的态度更为亲切，也不再告诫他不可放浪之类的话时，才反应到那时王绍鏊已将他的身份告诉父亲。

不过吴仲禧却从未与吴群敢当面提过此事，此后他们父子彼此间更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渡江战役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各部门撤退至广州等地办公，吴仲禧遵照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工作。

当年6月，因获悉国民党即将在广州进行大搜捕，吴仲禧又转赴香港。在广州解放，穗港通车的第二天，吴仲禧便兴奋地从香港回到此时以属于人民的广州。

建国后，吴仲禧又长期在政法、统战部门工作，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历任省司法厅厅长、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还多次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

而吴群敢则在解放后留在上海人民政府工作，在1950年时又调到国务院（当时为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协助处理财经方面的工作。

此后又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在工作与学术方面中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此外，吴仲禧的其他7个子女也都在新中国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的在银行业工作，有的大学毕业后留在省直机关工作，也有的当了兵，做了工人。

他们各自在或平凡或重要的岗位上凭借自身的努力发光发热，如他们的父亲般默默奉献一切，建设祖国。

在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路上，在许多平凡的岗位上，有许多青年在努力地工作，为自己的理想，为人民的愿望奋斗。

他们曾做出许多牺牲，抛头颅洒热血。而我们的共产党也不曾辜负先烈的期望，将新中国建设成了最广大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度，让先烈的牺牲得到回报。

谨以此文，纪念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战线上奋斗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