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出圈的综艺人物思考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这不仅是对一个娱乐文本的文化分析，更反映了它背后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趋势。
生活需要点“passion”；职场上“除了承重墙，其他都在逞墙（强）”；“职场如道场，除了阴阳就是八卦”；华语乐坛“五旬老太守国门”；在“爱萧条”的时代，离婚综艺里的“NPD人格”成为显学，“熏鸡事变”引发大量讨论……
2024年，当世界逐渐走向“不确定”，时代情绪越来越难以捉摸，综艺与影视似乎越来越成为观察社会风潮与年轻人需求的绝佳窗口。《新周刊》与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资深节目策划人周逵，聊了聊对当下综艺与影视的观察。
以下是周逵的自述。
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人，
通过综艺被看见
2024年我参与了很多综艺的共创和田野工作，包括上半年几档喜剧综艺《喜人奇妙夜》《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喜剧之王单口季》，还有2023年就已经完成录制的《喜剧大会》。《歌手2024》第一期那英“五旬老太守国门”上热搜之后，我还去现场参与了彩排与录制。此外，我还参与了张艺兴主导的一档综艺《百分百出品》，用国际舞台交流赛的模式观察中国Z世代对话国际Z世代；参与共创了第七季《火星情报局》。
下半年，我在一档人文类综艺真人秀《闪耀吧！大运河》中担任总策划，并在其中担任飞行嘉宾。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第十年，（节目组）请来马家辉、刘擎、周轶君等文化学者，以及阎鹤祥、徐志胜、呼兰、刘旸、刘宇等艺人嘉宾，当时我们设想做一个“杂学词典”，找不同学科的人碰撞出不同的化学反应。
我觉得喜剧综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让那些在社会媒体中不太容易被看见的人得以被看见。综艺关照到每一个个体，也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人被看见，这是超越综艺本身价值的部分。
眼下，一个新的综艺逻辑正在到来。在选秀时代，喜剧类综艺虽然做得很热闹却并不好招商，但现在，无论是观众喜爱程度，还是广告投放逻辑，都发生了变化，喜剧综艺正在变得越来越主流。
菜菜。（图/《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
各大平台都开始做喜剧类综艺节目，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与此同时，喜剧综艺里涌现很多新鲜的素人。以往，素人在综艺赛道里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在主流综艺中很难出头，但2024年很多素人可以通过综艺脱颖而出，尤其是女性，譬如唐香玉、菜菜、Echo等。
女性话语权在传统父权制叙事当中，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但2024年很多女性脱口秀演员，正在通过自身的讲述，不断拓宽公众议题的边界。譬如在过去，月经似乎是一种文化禁忌，但2024年可以被大大方方地讲出来，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把男性作为对立面。
菜菜段子里讲到的外卖小哥，思想负担很重地催促她“我不能在这儿（卫生巾货架前）待太久”，还说“早知道接那个桶装水的单了”。这些表达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情感对话的机会，让不同性别的人能够对话交谈，这是非常新颖的表达。
其实2016年傅园慧在巴西奥运会的赛后采访上，就曾做过有关月经的表达，女性的私人经验正在成为公共话题，不断在公共场域引发讨论，我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非常明显的标志。
除了女性话题，还有很多草根身份的脱口秀演员有机会站到台前，付航的“passion”有多出圈，在此就不赘述了。拿脱口秀演员王继业来讲，他在节目上分享自己高考200多分，参加节目本以为能独占学渣赛道，却发现三本学历的自己遇到那么多大专生、中专生。这些表述在以往综艺中是很少见的。以往主流语境中，人们听到的内容通常是“海淀妈妈如何鸡娃”。这些声音的出现，不仅可以将表演者学历上的劣势，转变成话语场上的优势，还会让人反思教育的目的。
另一位脱口秀演员小佳会拿自己的身体开涮，用一种类似于“地狱笑话”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经历过的不幸，“三年了，所有人都在等我好起来，做梦吧，我是不会好的”；视障脱口秀演员黑灯在脱口秀舞台上吐槽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和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瞎滑）”。最重要的是，黑灯讲完之后，深圳市福田区很快作出响应，连夜拆除不锈钢盲道。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社会互动。
2024年11月12日，山山大爷在北京三里屯进行脱口秀表演。他原名为李文山，退休前主要负责导弹的维修保障工作。（图/IC photo）
山山大爷60多岁开始讲脱口秀，调侃自己是“老登”，很好地打破了以往的刻板印象。一个公共话语里理想化的社会角色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面的老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二者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总要有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以往，我们总是希望老年人保持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就像眼下的流行说法“积极老龄化”，类似于广告片里出现的那种慈眉善目的理想化老年形象，但实际上，老年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论是身体机能上还是心理层面，都不可能绝对理想化。
可以在看综艺时分析人格，
但不能对其进行道德审判
2024年旅行类真人秀真的非常卷，似乎十分流行“混龄旅游团”，就像《花儿与少年》那样；还有马上要播出的《一路繁花》，一群姐姐带上两个弟弟出游；熟人局出门旅游的综艺还有《现在就出发2》。
沈腾的喜剧功力很强，他属于传统戏剧表演科班训练出来的演员，能在很多综艺桥段中恰到好处地嵌入幽默，这些都属于即兴喜剧的范畴。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综艺咖”（没有任何贬义与调侃），都是那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搞笑反应的人，这考验的是这个人过往所有经验的积累，很见功力。
2024年，《再见爱人4》非常出圈。在我看来，它不太像综艺，反而更像一部纪录片。当成纪录片来看的话，很多事情就非常合理了。我感觉整部综艺的纪实逻辑和前几季相比也有一定的变化，很多观众都觉得综艺有剧本，其实不然。
《再见爱人4》如果有剧本，人际沟通中的天然信息量不会这么高。综艺剧本里经常有一个词叫“发酵”，即设定好情境之后，看真人如何在环境中释放情绪。最好的真人秀剧本，从来不会规定故事该怎么走，而是提供一个培养皿，让各种可能性在培养皿里自然发生。
《再见爱人4》是 2024 年最具人气的综艺节目之一。（图/《再见爱人4》）
据我观察，《再见爱人4》里的很多名场面应该是在减少干涉的情况下拍摄的，甚至有些场景中嘉宾的面部表情都没能捕捉到。譬如在超市里买熏鸡那一段，只有录音，没能记录面部表情。实际上，哪怕是中国最好的编剧都没办法编出这样的细节，这就是这档综艺的好看之处。
至于在节目中比较出圈的几个人物，我觉得杨子可能更像某种“奇观”。这类人在某些圈子里非常常见，但对于大众而言，可能有些新奇，甚至称得上奇葩。麦琳则是以一个非常日常化的形象出现。我觉得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会存在麦琳这样的人，我不想将其称为“麦琳式人格”，实际上，这样的人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只不过以往很少有镜头能把这一面捕捉并完整记录下来。
有时我会想，倘若生活中有一台摄像机一直对着人拍摄，很多人身上暴露出来的人格缺陷是不是会更多？所以，我觉得从人格上来讲，麦琳的确具有某种典型性，正因为她是那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会碰到的类型，才会激发大众那么多的讨论。
我不喜欢给一个人随便贴上标签，我觉得大众可以在看真人秀的时候分析人格，但不能对人格进行道德审判，因为人格不是道德，这一点要非常清楚。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人格是完美的，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缺陷。做人格分析，不要等同于判定其有道德瑕疵。
（图/《再见爱人4》）
至于刘爽，我觉得（这种人）就更常见了。“性”本来就应该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部分，但之前在公共话语里却很少见到。我甚至觉得他代表了性萧条时代的某一类人。关于他和葛夕婚姻的话题，如果单纯引申到私人层面似乎有些索然无味，就不多作展开了，但我会因此想到日本“失去的30年”里不断涌现的“食草男”。另一方面，我们还在看刘晓庆如何充满生机。生机勃勃的老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
我经常用综艺社会学来概括我的视角，我很喜欢通过出圈的综艺人物思考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这不仅是对娱乐文本的文化分析，更反映了它背后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趋势。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一定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
2024年我看的电影不算多，进电影院的次数都很少了，最近刚看完《好东西》，确实很不错。此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还有方励导演的《里斯本丸沉没》。
电影创作者肯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切中社会情绪（也就是制造爆款），但有时难免适得其反（也就是暴雷），甚至很多时候成为爆款或暴雷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只不过是正着走、反着走的原因：与社会情绪并肩同行，那就是爆款；与社会情绪迎头相撞，那就是暴雷。这二者之间的转化十分微妙，就像徐峥的电影《逆行人生》，可以被贴上“消费穷人”的标签，但我们是否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比如明星通过他的表演给底层叙事以能见度？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图/《逆行人生》剧照）
娱乐文本在生成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明明是同一个事实，却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当下正在陷入一种叙事危机，原本我们是想通过一个好的叙事把社会观念黏合起来，尽可能多地减少社会分歧，但现在似乎走向了另一面，不但不能黏合，反而制造出进一步撕裂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创作者担心自己的表达被曲解、产生误读，表达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谨小慎微地去处理和理解社会情绪，甚至以最坏的情况来推论创作引发的反面解读是什么。对创作者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束缚，倘若处理不好这些，很容易走向讨好型叙事，变成一种情绪讨好式电影，拍成很刻意的爽片，抑或作一些温吞没味道的表达。
很多电影从业者必须要承认，一个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但眼下很多人仍在用标准化的流程去寻找确定性，找一堆明星、流量进来提高声势，让各种投资人加进来提供指导意见，最终（电影）就会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且转身缓慢。我觉得在未来电影一定还是要回归非标准化的，毕竟决定权在观众手里，他们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最终想看什么。
编辑 波鲁克
题图《再见爱人4》
校对 遇见
运营 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