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统治者鲜卑拓跋部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以佛教为国教，举国上下尊佛弘法，从皇帝皇后到王公贵族，再到平民百姓几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中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云冈、龙门都是开凿于北魏时期，可见北魏佛教风气之浓郁。

北魏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佛教的朝代，几乎到了全民痴迷的程度。

然而诡异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举国尊佛的国度却曾经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灭佛运动”，后来被列入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难”之一，史称“太武法难”（太武灭佛）。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件事其实要从一个道士说起。

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不久，有一位来自中岳嵩山的道士来到平城“平漂”，他叫寇谦之，是道教“新天师道”的创始人。

当时的京师平城是佛教的地盘，道教根本没市场，寇谦之的工作很艰难，得不到鲜卑贵族们的认可，直到后来朝廷里的汉人高官、司徒崔浩成为了他的铁粉信徒，不但拜他为师，还在太武帝面前不断为他美言。

崔浩是太武帝的红人，太武帝对他非常信任，听了他的话，原本立场中立的太武帝也逐渐倒向道教，出现了尊道抑佛的趋势。

当时的北魏朝廷里分成了三派，太武帝本人对佛道立场中立，不偏不倚；他的汉族宠臣司徒崔浩信奉道教，对佛教深恶痛绝，极尽诋毁之能事；以太子拓跋晃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则是虔诚的佛祖铁粉。一个中立，另两派严重对立，这就为后来的矛盾激化埋下了伏笔。

崔浩每次觐见太武帝时，都会为寇谦之说好话，宣传他的新天师道，并极力攻击诋毁，妖魔化佛教，鼓动太武帝打压佛教。就这样一来二去，太武帝逐渐动心了，对寇谦之越来越信任。尤其是后来北伐柔然，朝廷居然兵力不足，捉襟见肘，招不到合适的士兵，原因是佛教发展太快，寺院极度膨胀，年轻人为了躲避徭役税赋，都出家为僧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和尚是不需要缴税服兵役徭役的，这直接导致寺院成了避难天堂。太武帝一怒之下，曾勒令50岁以下的和尚还俗，但效果很不理想。

一边是崔浩、寇谦之等人的鼓动，一边是寺院和尚们的肆意妄为，无法无天，太武帝的情感天平终于倒向了崔浩一边，逐步打压佛教，提升新天师道地位。先是在平城为寇谦之建了宏大的天师道场，又斥巨资大兴土木兴建静轮天宫，道教的地位终于超越了佛教。

痴迷道教的太武帝甚至连年号都改成了“太平真君”，成了不折不扣的道教皇帝。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聚众反于关中杏城（今陕西黄陵），太武帝亲自出征平叛，在平叛中魏军在长安的寺院里发现了一批兵器和金银财宝，这令太武帝勃然大怒，怀疑这帮和尚勾结盖吴图谋不轨，下令捕杀长安的和尚，拆除寺院，捣毁佛像，焚烧经书，正式拉开了“太武灭佛”的序幕。

愤怒的太武帝不但在长安大开杀戒，将抓到的和尚全部活埋，还发诏书要求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也按照长安的做法在全国推广。

太子是佛教徒，不愿意镇压佛教，但又不敢忤逆父亲，只好拖延时间，迟迟不下发诏书，派人通风报信，平城的寺院紧急转移经书、佛像，和尚逃匿，最后只有那些无法转移的寺院建筑房屋佛塔被摧毁。

太子的做法令太武帝非常生气，他严令各地必须严格执行灭佛令，寺院佛塔一律捣毁，和尚僧侣抓到不分老弱全部活埋。这个恐怖政策持续了足足八年，寇谦之不愿意事态扩大，多次劝谏崔浩见好就收，不要再一意孤行，可惜崔浩充耳不闻。

寇谦之病死于太平真君九年，他看不到崔浩最后的下场了，得罪了佛祖的崔浩在四年后因罪被满门抄斩，死时已经70岁。

似乎印证了那句话，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

崔浩死后不久，一手发动灭佛运动的太武帝也不幸死于谋杀，他的心腹太监宗爱杀害了他，拥立他的小儿子南安王拓跋余为帝。不久宗爱再杀拓跋余，太武帝的孙子拓跋叡发动政变，诛杀宗爱，登基称帝，是为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

文成帝一即位就下诏恢复佛教，结束了这段恐怖的岁月。从此以后佛教再度迅速成为北魏的国教，盛极一时。等到文成帝的孙子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在北魏才进入了巅峰，成为古今罕见的“佛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